楚地多“巫”。

“巫”以其神秘的超驗性預知孕育了楚文化的渾厚與絢爛，賦予了楚地萬物的靈性。那裡有煙波浩渺的雲夢澤，有氣象萬千的靈鳥，有九死其猶未悔的神諭，一代代楚人就是聆聽着這神諭，循着一條出走——回歸的路，走出靈地而又皈依靈地。順境也好，逆境也罷，他們久久不能釋懷的是一個叫“楚”的地方。正是出於這種對“根”的崇拜與駐留，馮知明在《鳥有九靈》中，反覆追問的一個主題是，在故鄉——一個叫“灣台”的地方是否出現過思考的影子，留下過行者的蹤跡，如果有，現在它又在什麼地方？如果沒有，它延續千年的理由又是什麼？

“把根留住”是馮知明小說一個較為固定的審美視角，在《楚地篝火》《百仙娘子》《人神會診》《倒春寒》《賭雁》《水家門前南瓜夢》《鄉村少年》等小說中，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着家的訊息，羅織着家的故事，故事裡有你，有我，有他。家園哺育着村民，村民生活敷衍着故事，故事以楚文化為背景上演。這故事沒有英雄人物的叱咤風雲，有的只是市井人家的平凡瑣事，但冷靜、綿密的敘事下流淌的那份鄉土溫情卻感人至深。這溫情是“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矢志還鄉的執着，是《詩經·東山》中“我東曰歸，我心西悲”的感傷，是馮知明回歸鄉土，與鄉鄰們一起歌哭，在反覆咀嚼、撫摩之後留下的心靈迴響，是鄉土生活在他精神世界鬱積而產生的情感體認。溫情籠罩着馮知明的小說，尤其是他筆下人物的生存世相以及故土情深的精神依戀。讀他的小說，你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經過時間的淘洗、記憶的醞釀，故園的人事滄桑、文化命脈似清冽甘甜的米酒，彌散、迴蕩在文本的字裡行間。

《楚地篝火》敘寫了一個回家的故事，“我”和朋友在森林公園舉行了一次篝火聚會，會上朋友就“回老家”發表了一通議論，“你真慘，連故鄉也丟了嗎？”“不會，故鄉是丟不掉的。到原野上去，燃起一堆篝火，故鄉便在篝火里。”“人有種精神的回歸，特別是在自己不順的時候，想起血地很自然，好像那裡最安全，最可以安妥自己漂泊的靈魂。”為了尋回故鄉，為了安頓靈魂，“我”和朋友籌備了一次真實的故鄉篝火聚會，但當“我”走近故土，感受到她的心跳時，故鄉已經不再是“我”兒時的故鄉，現在的她似乎並不情願接納一個離家出走多年的遊子。於是，“我”的心不禁悲涼起來，難道是故鄉變了，變的連它的子女也不認識了；抑或“我”變了，變的數典忘祖起來。“我”陷入失望的漩渦，只得把滿腔的愁怨寄於酒杯，酒入愁腸，化作點點鄉思淚，突然，“有一個影子一飄，便定定地站在我面前，他對我說：狗兒，我真的等到你了？我知道你有一天會回來的。”這時的“我”超越了具象的時空限制，眼前閃回了一幕幕故鄉的黑白鏡頭，鬱積多年的精神焦慮瞬間冰釋。無奈，好景不長，幻境終歸是幻境，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我”的故鄉夢很快就破滅了。不過，醒來後的“我”知道，儘管故鄉已經不復存在，但尋找的路註定是要走下去的。

根在何方？在篝火的幻象中，在塵封的歷史裡，“我”撥動記憶的琴弦，回到20世紀60年代，那時的“我”長有一雙清澈的“天眼”，不僅目睹了“神”的存在，而且也見證了紅色“革命”的狂濤巨浪，那個手持紅纓槍的《鄉村少年》而今安在哉？他乍現的靈光，他小小的驕傲，竟被那個年代撕扯得粉碎。如果說“時代”的錯位是強加給楚人的外因，並非故鄉有意為之，“鄉村少年”慘劇的上演是扭曲的時代所致，那麼《倒春寒》中次姣姐的殞命，楚文化的負面存在實在是難逃罪責，透過故鄉親人、鄉鄰的冷酷表象，我們嗅出了傳統文化的血腥味，封建禮教、血親宗族、逆來順受、樸拙麻木等幽靈仍然遊蕩在這片土地上，“倒春寒”的那場大雪是次姣姐看見的最後一場雪，她的愛情、她的明天如同那根桃枝上的花苞，尚未來得及開放，就被冰雪凝封在“我”的記憶里，掩埋在白色的血地里。當馮知明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性視角燭照這片鄉土和根植其上的文化時，不禁懷疑起來，難道“我”苦苦尋找的“根”竟是這般兇殘、無情。

歷史已經推進到公元21世紀，“我”的故鄉上空依然可以聽見“巫婆神漢”咿咿呀呀的唱詞，神靈還會不請自來，附體到精神貧血的鄉民身上。

愛之彌深，思之愈切，“回家”的願望一再驅動“我”把目光投向故土，投向祖輩們的生存狀態，令“我”驚訝的是，原來祖輩們活着如此灑脫，如此有精氣神。祖父們着白衣，穿白褲，在秋日平原上架起大銃，大雁南飛，“銃”和“雁”在一派英雄氣概聲中嘯成一羽利箭。祖父們上演過的這一幕幕活劇——“賭物”“賭雁”賭神、賭一切見出勇氣的東西，使我們這些活着的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根”的萎縮。

雖然，故鄉的人文地圖是駁雜的，英雄與懦夫並存，溫情與冷酷同在。作為楚地後人的一員，馮知明於這片土地的感情也是複雜的，一方面他眷戀、欣慰那粗獷雄渾的民風，為楚文化的英武、執着而感動，時時流露出懷鄉戀鄉的情愫。

另一方面，他也以知識分子的理性，於現代文明的映襯下，對鄉土文化消極保守、扼殺人性、頑冥不化等負面特性保持高度警惕，在唱給農業文明的輓歌中呈現反思與批判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