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舉行的故宮特展雖然規模不大，卻通過中西文化對比的獨特視角，引發了關於文明融合與歷史真相的深刻思考。展覽通過觀音像與呂洞賓像的對比、宋代銅鏡與奧地利巴本堡王朝的跨時空對話，展現了中華文明的長流不息與組織方的精心策劃。

展覽中精美的廣東仿製西洋鍾、成系列的鼻煙壺以及乾隆皇帝親自設計的百寶箱，不僅體現了清代極高的工藝水準，更象徵了東西方文明在器物層面的深度交匯。尤其令人震撼的是，在代表皇權的玉璽、乾隆的禮儀頭盔以及高腳玉杯上，竟出現了典型的西洋翼龍紋飾。 這種立體生動的西方元素攀附於帝王最核心的禮制用品之上，反映出乾隆皇帝對西方文明細節的由衷喜愛與高度認同。

然而，這種對西方文明的“吸收”僅停留在審美與把玩的細微之處。歷史真相在於，儘管乾隆洞悉西方火器的威力，卻因固守“騎射為本”及對漢人掌握先進武裝的政治戒備，拒絕了軍事技術革新。這種從細微藝術喜好與宏觀政治防範之間的矛盾，揭示了盛世表象下的保守本質，也為清朝最終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1.從歐洲看中國文化大不同之處

在國外看國內來的演出或展覽，有意思嗎？

這是我經常面臨的朋友提出的疑問，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不僅有意思，而且非常有意思的。試舉這大半年在維也納的幾次經歷，應該可以說明問題的。我看過幾場文旅部下屬協會舉辦的戲劇季中國曲目，不管是演出陣容，還是所選節目，皆是優中選優，這樣的戲劇季還有一大特點，便是中國傳統戲曲集中面向歐洲大眾。在國內本人接觸和觀看傳統戲曲機會不少，在維也納觀看，體驗全然不同，一種強烈的中西文化對比，比如西方歌劇之類的同類劇種，促使我們不得不來思考，中國傳統戲曲講究忠孝節義，對愛情的表達基本上是“人鬼情未了”，農業文明的教化痕跡很重，它的優勢和欠缺便一目了然。我們同樣看到，中國音樂家一展歌喉西洋歌劇，在維也納這個音樂聖城，表演的水準，特別是鋼琴家演奏，與世界級音樂家不分伯仲，那種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陶身體劇場，這類中國人用儒道文化解讀的極簡主義舞蹈，表演完畢，觀眾多次站立鼓掌，掌聲雷動，中國人可以“傲慢”到不用謝幕。

我甚至連一些國內的團體，租用金色大廳為自己鍍金，同樣饒有興趣地觀看，台下觀眾寥寥無幾。這在國內最遭垢病，甚至會挨痛罵，我卻不反感，凡是能走出來的人，不僅開闊了眼界長了見識，而且把自己的從藝生涯立足在一個較高的基點上，這叫起點高，發展空間就大。

不管是我們國外觀看展覽還是演出，策劃組織者會充分考慮到，異域文化的特性，要有一定的適配性，便會找到較好的切入點，這樣既發揮自己的個性，又能融會到彼方的文化中。呈現在我們這些有東方文化的經歷者來觀察，多少能看得出來組織方的深意。如此說來，有了全新的角度，全新的體驗，加上我們因為域外文化的洗禮，就能形成強烈的對比。

上述所言雖能一併回復讀者諸君的疑問，似乎與我要表達的中奧“美美與共——紫禁城生活藏美”特展的主題無關。

其實大有關係。

2.故宮在維城特展核心是中西文明深度融合

這次我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參觀故宮特展產生的對比感更為強烈。

2025年9月上旬，我曾在特蕾莎女皇巨型雕像背後這個博物館流連半日，編寫過一篇《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哈布斯堡王朝的藝術瑰寶殿堂》，介紹過它的前世今生，以及它的鎮館之寶，在此就不在贅述了。

這個周末的特展，規模並不大，只有一個展廳，文化內涵卻異常豐富，十分榮幸的是，有位分量極重的人士做“超級講解員”親自講解，她全然站在中西文化的對比交流的立場，更是一種融會的角度上，令人很是震撼。進入展廳左側有兩尊銅雕，一尊是觀音菩薩，一尊是八仙過海中的道教人物呂洞賓。為什麼選取這兩位人物，觀音菩薩歷朝歷代塑造得千姿百態，每一尊雕像，呈現出來皆是超一流的造型，在雕塑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西方人眼裡,同樣是一種完美的呈現；而呂洞賓，則是一尊讓僕人攙扶着醉酒之態，那種靈動和瀟然，生動性呼之欲出。兩尊雕像雖小，放在一個玻璃櫃中，足以呼應展廳四周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兩尊雕像旁陳列着中國古代銅鏡展櫃，圓鏡、方鏡、八角稜鏡，這次展廳都是明代和清代的文物，卻安排了一面宋代的銅鏡，為什麼這樣安排，因為宋代正好對應奧地利早於哈布斯堡的王朝巴本堡王朝，這個小小安排，只是想說明在九世紀，中華文明已經成熟，暗示中華民族的歷史淵源流長，可見組織方的用心之至。一面小小的銅鏡，承擔華夏文明歷史悠長的大梁。

講解的重點是在兩種文明的融合之中，我們經常見到的清代“西洋鍾”，當然知道這是外來產物，是西洋人向東方上國進獻的禮品。但拿到維也納特展的西洋鍾，則是在廣東仿製的。它的精巧程度，不敢說超過原件，至少達到了外來鐘的高度。被皇家收藏，足以說明我們打造技能，可與之媲美，同樣表達東西文明融合的象徵。

很有意思的是，同行者好幾位駐足於小小的鼻煙壺的展櫃，一個系列，高矮大小各異，造型別致，這點小小的物件，甚至可以說集傳統工藝之大成，問它的功用是什麼。我想了想，應該是提振精神用的。最初好像是意大利人發明的，從廣東流傳進中國，成為清代人的象徵之物。我突然想到五代十國時期，文人士大夫有服五石散的習慣，當它的藥性發作之時，走路搖搖晃晃，沒錢的人也想附庸風雅，便形成了今人所說的“散步”源頭。歷史變遷，五石散絕跡，給了外來物種一個生存融合的空間——這些小小鼻煙壺，是真正東西文明融合的結合點。

在“銅鍍金累絲嵌翠石三鑲如意”展櫃，還讓我們獲取了一個冷知識。每逢皇帝大壽，官員會送三件禮物，其中一件指定為如意，它集一切美好祝願於一身。於是大小官員，絞盡腦汁，出彩創新，可見造型之完美。如意我見過各類造型，這次眼裡是皇家飾品，與我過去所見高下立判。更因其“吉祥如意”寓意，為2026年中奧建交55周年致以誠摯祝福。

還有一件國寶級文物，尤令我興奮。因為曾從事武俠文化研究，我對武俠文學中常出現各式各樣的百寶箱，它們雖然功能各不相同，皆被作者寫得神乎其神，煞有介事指出它的來源於大內總管，申明是皇家之物。見得多了，久而久之，我自然堅信不疑。這次讓我見到了由乾隆帝親自設計的百寶箱，它外型用料與色澤尤為高貴，雕刻精緻，精美絕倫，分上下三層，裝在百寶箱中的有中國袖珍型象棋，還有失傳的跳棋，我觀看良久，這種跳棋是不是我們幼年玩過的那種。百寶箱中的這些文物，在當代人看來，未必有多麼珍貴，然而它畢竟是乾隆帝的把玩之物，顯得格外不凡。之於我更具有特別的意義，我終於看到了流行武俠世界的“百寶箱”，如果我還年輕，非要在網絡平台上，登高一呼，告訴我的作者和讀者，十分有幸地見到了百寶箱的真容。

以上講的幾件文物，恐怕是組織方為中西文化交流製造的一些氛圍，真正核心的部分在以下幾點。

3.龍是西方邪惡的象徵，哪知它竟攀附千古一帝頭盔之上

隨着講解的深入，中西文明融合，進入了華夏文明最為核心的部分，這更是讓我震驚不已。進入展廳的第一個玻璃櫃中，兩枚厚實皇家玉璽，一枚上刻有希臘龍型，另一枚有西洋的紋飾圖形。如果不是仔細講解，是很難了解的，從這物件上，我們判定中西文明的交流深入到了骨髓之中。更令人驚訝的是，乾隆帝的頭盔，上下紋飾刻滿了中國龍型，但有兩尊立勢的精製小龍，則是典型的西洋龍型。我們去年10月中旬，前往斯洛文利亞首都被稱為翠綠之心的盧布爾雅那，行前做功課時注意到龍橋，我在《翠綠之心：盧布爾雅那——歐洲的微型寶藏》遊記中這樣寫道：“從我做的攻略上，對龍橋產生了嚮往之情。它是這個城市主要的交通幹道，更是城市精神的象徵。這座橋建於1901年，豆包介紹是以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著名的茜茜公主的丈夫）命名的，它是新藝術運動風格的典範。橋上的四隻綠色龍形雕塑，源於斯洛文尼亞的傳說，據說英雄伊阿宋和他的夥伴阿爾戈英雄們在旅途中來到了這裡，並殺死了一條惡龍。巨龍象徵着勇氣、力量與守護。實在說，我們見識了中國龍的雄壯和威武，以及昂然向上的靈性和它的霸氣十足，對這四尊翼龍，多少還是有點失望的。畢竟它是西方的龍代表，我們拍照留念，沒敢怠慢。”

我要引用這段文字，從我的嚮往之情到失落之意，就是對西洋龍的一種認識過程，不管怎麼說，西洋翼龍在我眼裡定了型。我從《聖經》了解到，龍在西方文化里是邪惡的象徵，就是我在盧布爾雅那龍橋所見之龍，也是被殺死的惡龍。它卻攀附上了乾隆帝的禮儀帽沿之上。這不是帝王用於征戰的頭盔，更顯得它的高貴，中國古人重視禮樂文化，這頂帝王之盔被西洋龍所盤踞，給予了何等高貴的地位。

在千古一帝十全老人，一生寫了兩萬多首詩的乾隆帝頭盔上真切地見到了西洋翼龍的身形，確認為盧布爾雅那龍橋上見到的展翅欲騰空而上的翼龍，震撼到甚至聽得見我的心跳。我用手機放大頭盔細看，它的造型是立體的，栩栩如生，而中國龍皆是趴着的，最多只是浮雕而已，足見乾隆帝對它的喜歡和高度認同。

下一個展櫃，更是讓我大開眼界，兩隻高腳玉杯，一隻是中國傳統造型，一隻是典型的西洋翼龍造型，對比強烈。一旁同行的觀者感嘆，這足以說明中西文明的融合，是何等的深入，又忍不住說，為什麼如此深刻地影響，不能造就出乾隆帝如俄羅斯彼得大帝這類的歷史巨人呢？我同樣驚嘆不已，也在暗自發問，只好說，我們的文明不僅早熟又過於成熟，穩定性高吧，儘管外來文化可以進入我們的心臟地帶的細微之處，依然難以讓我族受其影響。

4.從細微處辨識滿清統治防範之術

我在這個並不大的展廳，思緒如潮，甚至印證了另一個困惑多年的結論。

乾隆帝雖然至高無上的標籤很多，他滿族少數族裔的身份給了這個帝王無法調和的局限性。中國歷史上，我注意到乾隆帝較之其他帝王要更多一些，也許他執政太長，話題更多，我接觸的信息量大的緣故。通過這次故宮在維也納的特展，把我心中對這位歷史上最長壽皇帝一些支離破碎印象串聯起來了。我曾花了月余的時間，研讀過美國漢學家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這雖然與乾隆帝並無直接聯繫，畢竟這位皇帝是清朝承上啟下集大成之帝，他代表清人滿族統治者最高執政成就。我曾詳細研讀過，孔飛力的名著《叫魂》，我認為作者詳盡梳理了乾隆盛世背景下由“厭勝之術”並引發的全國性恐慌。這場所謂的妖術危機，我認同作者的見解，實質上是官僚體系過度干預與皇權高度敏感共同製造的“政府運作行為”，從側面了解到乾隆作為統治者的防範手段。

他還做了兩件載入史冊的大事，一是為貳臣立傳，如洪成疇之流，這一手展示出了他無比高明的統治之術，樹立忠孝節義的典範，對這些變節者投降派，為大清建國立過汗馬功勞之人，被定為“大節有虧”，大樹儒家傳統，意欲成為漢文化的正統繼承者；還有一手，便是大興文字獄，可以這樣說，秦始皇被罵了幾千年的焚書坑儒，比之他的“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殺伐果敢來，哪只是小菜一碟。他的手腕高超，轟轟烈烈地向全國征書，其實質只要不利於他的統治之術的“野書”“邪書”一律銷毀，據不完全統計，他銷毀之書高達十五萬餘卷，紫禁城中專門有焚書爐，由皇帝親自監管，長年不斷焚毀，讓許多珍貴的歷史典籍灰飛煙滅。

一個如此精細之帝，把西洋龍運用到出神入畫地步的帝王，卻有一件事無法解釋，便是英國人拿着當年最先進的武器，對所謂中國盛世之巔乾隆一朝，遊說打開通商口岸，進行通商貿易，他們萬萬不曾想到，不僅陷入三拜九叩的禮義之辯中不能自拔，還把這些祝壽之人禮送出境，沿運河南行，要讓這些人，親自見識大清盛世，以教化蠻夷之幫，卻讓他們得以見識了，所謂盛世，廣大百姓，依然處在水深火熱的生存狀態之中，這是大清呈現給洋人的，不過是徒有其表的虛幻之景。另有一種不能證實的說法，英國人終於妥協，按行單膝禮拜見了乾隆帝，並拿出製造最先進的大炮，演示給他看。皇帝指着高高厚厚的圍牆，讓洋人對它轟一炮，哪知一炮轟下來，城牆露出了一個缺口。我一時難以辨別這件事情的真偽。

清緬之戰，是史書記載的白紙黑字，不存在爭議，這足以證明洋人在工業革命中的輝煌成果，乾隆帝當然見識了，感受到了，甚至痛徹心肺，這就是清國與蕞爾小國緬甸的七年戰爭，最終以慘勝收場。參加清緬戰爭的將領領教過西方世界先進的火器，因為屢敗屢戰，急切上書皇帝，請求購置西方火器，以在清緬戰爭中發揮作用。哪知乾隆帝認為，騎射乃是大清的建國之本，不可廢棄。將領再次上書，聘請西方技術人員，仿造西方火器，依然得不到批准。清緬七年之戰，耗空了國庫，乾隆帝不得不承認，“五十餘年八樁戰事，就征緬之戰不算成功。”他心中清醒認識到，西方火器的威力，他當然了解，如此僻狹之地，有什麼本事與大清王朝對抗七年，且是在他與鄰國交戰，最為虛弱之時。

證明乾隆帝洞若觀火的精細性情，還可拿祝壽之事為例。據《清史稿》記載，在他八十九歲駕崩的前一天，他親自召集大臣，安排自己九十大壽的壽禮儀式，細緻到了廊上燈籠怎麼掛的地步，在生命最後一天，他還不知疲倦地批閱奏章。次日一早，起床並無異樣，喝了一碗自己配製的蓮子參湯，無疾而終。

我們對他親眼見識英國人大炮轟塌城牆真假不論，他對西洋先進武器的了解是心知肚明的，我們從禮儀頭盔上、玉器酒杯等細微處看他對西方文明的看重和喜愛，證明另一類學者的說法，他認為不管是購置的火器，還是仿製的火槍，絕大部分皆會落入漢人之手。乾隆帝是大力推崇儒家文化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儒家核心觀念之一。而清代統治階級，他們一直清醒，兩百多年來，滿漢矛盾一直構成這個王朝的主要矛盾。從這個角度來說，他購置火器，雖可滅了蕞爾小國，這些手執火器的漢人，下一個瞄準的對象，恐怕就是滿族這個統治階級了。

清末統治者聽憑一群漢臣大練新兵，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是不是終結了這個大清王朝的壽命，乾隆帝顯然預判準確，這就是他的局限，千古一帝思維的天花板。

不言而喻，我們從維也納故宮的特展，這個細微之處，辨別到了歷史的真相。

                      2026年1月18日星期日  維也納多瑙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