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與民國時期的武俠零距離接觸 

我對民國時期的武俠文學知之甚少，因為一本刊物，卻又是頗有淵源的文學。

從20世紀80年代，我便就職於一家國內著名的通俗文學刊物。那個時候，刊物影響巨大，發行量高達287萬份，全國有10個分印點。現在遇到一些四十左右的人，會欣然告訴我，他們是看我們這本刊物長大的，特別會提到我們發表的代表作《玉嬌龍》和《春雪瓶》等作品。《玉嬌龍》是四川籍作家聶雲嵐先生撰寫的，就是這樣一部作品，使我們的刊物一度洛陽紙貴。哪知在聶先生撰寫第二部時，我們收到了投訴信，聲稱這部作品乃是抄襲之作，要追究雜誌社和作者的法律責任。

事情自然讓聶先生知曉了。他很驚訝，這些時代不詳的作品是他早年讀過的，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時，給當地人講過的故事，返城後，有志於把這些故事寫了出來。原以為是古人的作品，想不到作者與他相隔如此之近，是民國時期的北派武俠小說的代表人物王度廬先生作品，玉嬌龍是《藏龍臥虎》中的主人公。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與雜誌社另外一位編輯拜訪過王度廬先生的夫人。當時王度廬先生已經仙逝，其夫人尚在。與王夫人溝通版權事宜，雜誌社認為《藏龍臥虎》是以事件來述說人物，而聶先生則是以人物為主線來講述事件，兩作有很好的互補性，乃是推陳出新之舉，應得褒獎，且作者手中並沒有原作，屬於再創之作。王夫人也承認，聶雲嵐手中沒有原著，完全憑記憶寫出，但這也構成了嚴重的侵權行為，堅決要求停止寫作和刊載。最終達成協議，我們給一定的補償費，聶先生完成《春雪瓶》後，便不再續作了。

雜誌社覺得挖掘出這麼好的作品，如果停止刊載，是令人遺憾的，也不好向廣大讀者交代。遂向王度廬夫人和女兒提出，我們可否連載原著，倒也得到了認可。但當雜誌社仔細研究過巨著文本，認為時代變遷，讀者的閱讀習慣已經改變，不太適合刊載。我們依然希望有人改寫，王度廬先生的家人堅決反對改寫，我們與民國武俠小說零距離的接觸才算告一段落。

《玉嬌龍》在刊物上連載的成功，給我們留下了的印象是異常深刻的。到了本世紀初期，我們創辦一本武俠雜誌，其動因與聶雲嵐先生改寫民國時期的武俠自然脫不了干係。時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着，從明末清初的武俠小說南北兩派交相輝映，到台灣武俠文學填補了中華民族一個文化斷層，加之香港武俠的異軍突起，武俠小說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令時代難以割捨，令世人嘖嘖稱羨。

本世紀初期，要創辦一本什麼樣的武俠刊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問題，當時有一批活躍在網絡上的武俠寫手，漸成氣候，他們以網絡為媒介，寫出了一批有着鮮明網絡特色的武俠作品，似乎開啟了一條新的武俠文學之路。圍繞走傳統的武俠路線還是走網絡武俠路線這個問題，我們決定開一次研討會，給尚未出世的專業武俠刊物定一個基調。我們從兩岸三地請了一批專家學者和活躍在網絡上的武俠寫手，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台灣出版古龍小說的出版家宋德令先生、湖南武俠作家獨孤殘紅、天津武俠作家馮育楠先生等人，當時記得馮育楠先生已經八十高齡，邀請他時十分猶豫，馮先生多次電話與我聯繫，堅持要求參加，其熱情可見一斑。我們把這次研討會，定為“武當論劍”。兩派人馬，在會議室尚未坐定，便開始了武俠路線鬥爭中的唇槍舌劍，其程度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異常激烈之勢。

在此之前，我對武俠文學很少涉獵，所知甚少，還帶有許多偏見。在武當期間，馮育楠先生與我交流武俠文學，平江不肖生這個名字就是馮育楠先生向我提及的。馮育楠先生撰寫過《津門大俠霍元甲》，就是深受了平江不肖生的影響寫成的。有學者認為，最值得商榷之處應是“霍元甲之死”。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之死寫成被日本醫生毒死，這樣一來，儘管凸顯大俠英豪悲壯，強化了民族主義，卻讓人們對霍元甲的死因誤以為真，事實遂被歪曲。其實霍元甲之死因源於早年的咯血症復發。顯然馮育楠先生筆下的霍元甲也接受了這一提法。

這次“武當論劍”給我們很多啟示，也促使我們的武俠刊物取得成功。由月刊很快改成旬刊，薈萃武俠文學的各路精英，我們因此開始比較系統地研究武俠文學。其實，我們發現有些派別之爭，只是停留在作品的風格和語言敘述層面上的。我們甚至認為，武俠文學最具有傳承性。

武俠小說的歷史，應是十分久遠的。從司馬遷的《遊俠列傳》中，我們就發現了武俠小說的“身影”，追溯至唐代，就有唐人傳奇。其早期的作品均以神怪和情愛題材為主，比如有代表性的是《霍小玉傳》等；到了後期，就出現了以表現俠義為主題的《虬髯客傳》《紅線傳》《聶隱娘》等。唐人傳奇應開武俠小說之先河。至宋代，有了話本及筆記體中的武俠故事，明代有了白話武俠小說，清代則出現俠義公案小說等等。我們對清末民國初期武俠小說來次盤點，發現了武俠小說真正的源頭。

那次“武當論劍”的激烈爭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當我逐漸接觸以網絡為載體的幾百位武俠小說寫手時，他們無一不是認真研讀過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以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為最，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次之，至於金、古、粱、黃、溫等人的作品，有些寫手甚至可以倒背如流。這樣的影響在所難免，他們似乎都是在前人作品中找出靈感，又去相互演繹，產生新的風格和帶着時代色彩的新文本。現在看來，不外乎一派為“堅守派”，另一派為“改革派”而已。

以金庸先生為例，他就如此借鑑過《江湖奇俠傳》中的情節。據金庸先生回憶，他8歲時就看過《江湖奇俠傳》，此作屬於他的啟蒙讀本。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因為是繼《三俠五義》《兒女英雄傳》以來的第一部長篇武俠小說，技法上自然不會太嫻熟，但想象力與還珠樓主一樣是比較豐富的，只是缺少展開，給後來者留下了大量的空間。比如乞丐作為俠客之事，平江不肖生以湖南乞丐為原型，這樣寫道：“……湖南的叫花，內部很有些組織，階級分得很嚴。不是在內部混過的人，絕看不出這叫花的階級來。他們顯然地表示，是在背上馱着的討米袋。最高的階級，可有九個袋。以下低一級，減一個袋……”這樣的情形，並非只屬於湖南，我在幼年時，和祖父見過一個背九隻口袋的乞丐，那些口袋並不大，疊在胸前背上，象徵性多於實用性，之所以記憶深刻，是因為當時祖父特別多多給了他一些，等乞丐走後，叮囑我，這是“討米王”，萬般不敢得罪的。

而到了金庸先生的筆下，成就了一個實力巨大，高手如雲的全國性組織“丐幫”，在他的小說里，乞丐的地位高下由他們背負的麻袋數量來定。《射鵰英雄傳》第二十六回里借黃蓉的觀察，“……數他背上麻袋的數目，三隻一疊，共有三疊，總數是九隻，再看那邊桌旁的三個乞丐，每人背上也均有九隻麻袋。”金庸先生似乎把九隻袋的乞丐，變成了丐幫長老，而非如平江不肖生的乞丐中最高統治者。

金庸先生不僅從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中借了“乞幫”，還借用了名字，據有心者對比，從第十九回有如下描寫：“……朱復的父親名繼訓，據說是朱元璋的第十六世孫，生小即懷抱大志……他存心謀復明社，所以生下兒子來，就取名朱復。朱復之下生了一個女兒，便取名朱惡紫……”在金庸先生《天龍八部》裡有一個慕容博父子，他亦想復辟大燕皇朝，生下個兒子，取名“慕容復”。給兒子配了個丫頭，名為阿朱，阿朱有個妹妹名為阿紫。這阿朱阿紫顯然從“朱惡紫”。

    另外，金庸先生多次借用平江不肖生作品中的“懾心術”，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2，武俠小說中的革命家

平江不肖生（1890—1957），筆名來自老子《道德經》之“天下皆謂我道大；夫惟其大，故似不肖。”本名向愷然，湖南平江人。

《江湖奇俠傳》出版發行，被譽為“民國武俠第一人”，改編成電影《火燒紅蓮寺》後，收到了萬人空巷的效果，其影響巨大，同時也引發了當時武俠文學的創作熱潮，從而使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國時期，武俠小說盛極一時。當時武俠作者有近二百人之多，作品六百多部，大多出版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北平、天津，因地域而分，故被稱為南派和北派，且南派武俠小說以平江不肖生最負盛名，又被視為南派武俠的領袖。可以說，平江不肖生是以一部作品定乾坤。

《近代俠義英雄傳》是平江不肖生的第二部作品，故事以清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為歷史背景，講述了光緒年間會友鏢局總鏢頭“大刀王五”與“迷蹤拳”創始人霍元甲二人行俠仗義、抵禦八國聯軍入侵的故事。書中出現了許多真實的歷史人物如慈禧、康有為、譚嗣同、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武俠以其當代性，為近代遊俠樹碑立傳，緊扣時代脈搏，因此名震大江南北。圍繞此作大獲不俗評價，台灣學者葉洪生先生為最，認為“……在向氏諸作中，尤以《近代俠義英雄傳》體大思精，寓意深遠，堪稱武俠典範……進而彰顯民族大義、愛國精神，令人奮然思以強身、強種。”故被稱為“民國武俠小說中的扛鼎之作”，奠定了他的“武術保種救國”思想。此作大打愛國主義這張大牌，這在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情形下，給國人極大的一種激勵，特別是大俠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的傳奇故事，成為民族主義的經典場面，即使是在當今中國也是婦孺皆知。使大俠霍元甲成為中國人不懼外侮的文化符號，滿足了民眾釋放壓抑的民族心理的需求。

備受爭議的作品是《留東外史》，清末民初之時，一批批官費生赴日留學，還有一些先後亡命而來的政客。留學生無書可讀，亡命客無正事可做，在日本這個國度里，吃喝嫖賭、打架鬥毆，在東洋異域上演了一幕幕荒唐無恥無聊的鬧劇。此作亦被作為中國近代“留學文學”的開山之作，這樣一部洋洋百餘萬言的巨著，在對日本文明徹底的誤讀中，突現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階層的道德危機和無法抑制的仇日心理。小說用了兩條線，一是“嫖”，除了日本皇宮外，其他地方都不在話下了；二是“俠”，充分發揮中華武術威力，隨時設擂，打遍日本無敵手，給我們的寓意不言而喻，就是我們這個泱泱上國教訓和擺平“小日本”，日本是個賣淫國，從中國自甲午戰爭以來所飽受日本人帶來的種種恥辱，由平江不肖生的這支如椽之筆，得到了阿Q般想象性的洗刷。

也許作者萬萬沒有想到，《留東外史》因為有影射嫌疑，受到某些留日名人警告而落得沒有收入，還使他大大蒙羞，被稱為 “嫖界指南”。如此罵名，從此棄絕描寫男女之欲，但依然保留了“武術強種救國”的思路，滿足小市民趣味和贏得精英文化的雙重認可，成功打造出近代武俠小說的領袖地位。

武俠文學多被稱消遣文學，卻出現在國家危難之際，所以我們對民國時期的武俠文學要多一些考量。我們了解一些向愷然的經歷，不難發現，他與一般武俠小說家的不同之處。

向愷然，出生於湖南平江一個富農家庭，其父是名鄉間秀才。自幼天資聰敏，文武兼修，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因清政府廢科舉，改辦學校，於是就讀於長沙楚怡工業學校，後考入長沙高等實業學堂。1905年11月，清末思想家，同盟會秘書陳天華，因日本文部省頒布歧視並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留日學生發動了抵制取締的運動。為了激勵鬥志，陳天華寫《絕命書》，投海自殺。長沙各界公葬陳天華，掀起了政治風潮，向愷然因積極參與被開除學籍，他隨後自費赴日留學。

1913年，向愷然回國參加了“倒袁運動”，任湖南討袁第一軍軍法官。討袁失敗後，再赴日本，結交武術名家，精研武術。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應湖南省主席何鍵之邀回湘籌組國術俱樂部，出任湖南國術訓練所教育長，對眾多武學著作有所詮釋，如《牌筅》《拳術》《子母三十六棍》等，他的武術理論功底頗為深厚，著有《拳術見聞錄》《拳術傳薪錄》《拳師言行錄》《拳經講義》等專著。

在抗戰中，曾隨21集團軍轉戰大別山區，任安徽省政府辦公廳主任，兼任安徽學院文學系教授。

簡述了向愷然的經歷，我們不難得出一些結論，他是一個執着的愛國主義者，身體力行的革命者。

民國時期的武俠，儘管與我有零距離的接觸，卻還是擦身而過，但我卻榮幸與港台武俠大家如金庸、梁羽生、溫瑞安、黃易、柳殘陽等大都面對面的交往；邀請過龔鵬程、葉洪生、林保淳、孔慶東、羅立群、湯哲生、韓雲波等諸多武俠評論先生為我刊留過畫龍點睛之筆；“大陸新武俠”的興盛，能夠薈萃近五百多位寫手和二百多位武俠畫手，亦與我刊大有關係。我曾組織過將“大陸新武俠”劃分過“新北派”“新南派”“女子武俠”“海外武俠”等流派，大量閱讀過這些新生代的武俠寫手大作。我之所以列舉這些，並非為了自我炫耀，而是想說明一點，幾乎沒有幾人能與向愷然先生比肩。他深厚的國術功底，這是金庸先生所不具備的。溫瑞安先生雖通曉武術，卻沒能著書立說。儘管許多留學才子也把武俠小說寫得才華橫溢，他兩度留學，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這也非當代留學才子所具備。最為可貴之處，他身體力行的革命精神，兩次參加“反袁護國”行動，轉戰大別山麓抗擊日本軍國主義者。從以上所述的三部作品中，我們都不難發現他的“武術保種強國”的思想，這個思想一以貫之在他的作品中。

                     3． “平江不肖生”應該走向世界

文似其人，平江不肖生的作品自然體現了其一貫的民族思想，既繼承了民族文化的厚度，也體現了強烈的民族立場。我曾在“大陸新武俠”劃分流派的時候，提出過另一個論點：武俠文學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學。通過對平江不肖生作品的梳理和觀照，讓我更加堅定了這個觀點。

何為民族文學？顧名思義，要求其有兩層屬性，一是要充分繼承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二是要與當下世界流行的“普世價值”觀有共鳴點。武俠文學毫無疑問擁有了這兩點特質，且它與其他的文學類型相比，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作為民族文學，肯定得有民族代表性，能代表着一個民族的特色，具有不可複製性。當今的世界文學是全球共享的文學，沒有哪種文學是獨立發展的，沒有哪種文學是秘密而不為人所知的。在共享的年代，文章是可以被借來的，技巧是可以被學會的，文風是可以被模仿的，而只有文化內涵是學不會的，具有獨特的不可複製性。一類文學如果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替代品，那肯定是稱不上民族文學的。

武俠文學充分繼承了民族文化傳統，突出體現了對“家國”和“倫理”兩大永恆命題一以貫之地弘揚。平江不肖生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如在《近代俠義英雄傳》中他刻畫了大刀王五、霍元甲、趙玉堂、山西老董、農勁蓀等栩栩如生的愛國主義人物，在注重史實的同時，又加以精彩的虛構，在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愛國志士的仗節死義感人至深。而在“倫理”方面，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甚深的平江不肖生自也不遜於人，他的作品中對於中國傳統道義的刻畫，也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典範。

越是民族的，才越能走向世界。當然，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也需要作品有包含“普世價值”觀的一面。武俠文學本身所蘊含的自由平等觀念、個人英雄主義，正與今日之流行價值觀有相同的脈搏。美國的好萊塢大片之所以風靡世界，正在於它也有這兩種特質。自由和英雄是永恆的話題。

現在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開辦孔子學院，正是要擴大中國文化影響的舉措。但如果選擇載體不當，一味只強調民族的特異性，而不兼顧普及和流行，則會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因此武俠文學作為民族文學的代表，是最適合不過的載體。

目前，武俠影視劇的風靡和成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從《藏龍臥虎》《英雄》到《功夫之王》，中國式武俠的魅力已被世界廣為接受。但作家個人的品牌，其推動力度卻很小。平江不肖生的作品經過歲月的沉澱，已從流行轉為經典，其魅力和文化價值都具備了，是時候將其作為一張文化名片推向世界。

因此，我與在座各位今天的探討是極有意義的，我認為不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肯定平江不肖生，更要從民族文化的角度，來重新包裝打造平江不肖生的品牌。

                             2010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