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橫跨歐亞大陸的深度文學對話。一邊是暫居法蘭克福的作家，正在構思和創作長篇小說《雲夢澤》（海外書名《生命中的他鄉》）；另一邊是身在異鄉求學的女兒紫狽，作為父親的忠實讀者和嚴苛評論家，她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的閱讀感受和修改建議。

這對父女的對話不僅關乎一部作品的創作，更是一場關於文學創作理念、人性呈現和敘事結構的深度交流。他們探討了創作中常見的困境，如何平衡發泄式的創作與精心地修改，以及如何突破傳統的敘事模式。

一、關於創作與修改：從“發泄”到“紀念”

對話伊始，父親首先坦誠自己年輕時寫作的“壞毛病”：“寫了後，再也不想看和修改了。這是一種發泄式的創作，從發泄中找到快感。”這種創作方式雖然能迅速釋放情感，但往往導致作品“潦草和粗糙”。

而如今，他有了新的心境和創作動力：“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和心境，確實要仔細修改下。給我的兒留點有價值的紀念。”這種轉變讓寫作不再僅僅是自我的表達，更是對過往人生的總結，以及對未來世代的饋贈。

女兒也對父親的這種變化表示讚賞，她認為，正是因為父親投入了十年的沉澱，才讓這部作品有了獨特的價值。她指出，有價值的東西往往與通俗的作品大相徑庭，而父親這種“小眾”的寫作手法和獨特的個人語言，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二、關於敘事結構：倒敘與主線之辯

在第四章的閱讀中，女兒對小說的敘事結構提出了犀銳的質疑。她認為，雖然理解父親想要“打破小說長篇的固定模式”，但持續的倒敘，特別是花費了大量筆墨描寫三娘，使得主線模糊，讓作品“儼然成了三娘傳而非生命中的他鄉”。她提出一個建設性的意見：將三娘的故事作為番外篇，或在主線中以對話引出，這樣能更好地保持故事的連貫性和主題的清晰度。

對此，父親解釋了自己“全倒敘”的創作意圖。他指出，小說描繪了三個時代的強烈對比：90年代、40年代，以及未來將出現的特別時期。通過這種跳躍和倒敘，他試圖用不同時代的視角來刻畫人物，折射時代的變遷。

父親還提到了一個關鍵的創作手法：“多重視角”。他解釋道，小說中每個人物都因不同的視角而完全不同，比如李屠戶，在不同的篇章里分別從族叔李光宗、縣長，甚至未來會從日本人的角度來描寫，從而呈現出立體而豐富的形象。三娘的形象也是如此，通過李如寄、老洋人、母親等不同人物的視角，以及她自身的獨白，展現出豐富的層次感，甚至有些介紹是矛盾的，但這恰恰增加了人物的豐富性。

三、關於人性呈現：在“求生”中窺見“本惡”

女兒在閱讀中感到了“不適”，認為作品“很殘酷，描寫很粗暴”，似乎在着重表現人性的惡和苦難，甚至連李屠戶都不能被簡單地定義為“正面人物”。

父親對此表示認同，並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人性本惡”觀。他認為，小說中的人物都被置於一種極端“求生”的狀態中，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的人性很難是美好的。他舉例道，最單純的人物梁一真，為了房子不惜對父親出言不遜；尹志紅為了生存，出賣身體。這些都是現實且客觀的掙扎。

對話中提到了小說中“最單純的人物梁一真”為了要房子在父親面前稱“老娘”，以及“尹志紅為了在校園內擺水果攤，出賣身體”的情節。這些細節描寫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複雜性，在生存的壓力下，道德和尊嚴變得微不足道。父親認為，他的小說中幾乎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如果有人性光輝，那也只存在於親情之中。這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是小說文學價值的重要體現。

四、總結與升華：一場有益的文學探索

這場父女間的文學對話，不僅是對一部作品的梳理，更是對文學創作本身的一次深刻反思。父親的創作理念與女兒的閱讀感受相互碰撞，激發出新的火花。

父親的堅持：堅守全倒敘的敘事結構，用多重視角刻畫人物，以及直面人性的“惡”，這些都體現了其獨特的藝術追求。

女兒的洞見：她作為讀者，敏銳地捕捉到敘事結構可能帶來的閱讀障礙，並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思路。同時，她也認識到，這種大膽的嘗試是小眾且獨特的，有其存在的價值。

正如父親所言：“我們的討論是有益，這部小說發表之後，我們的討論完全是可以成為很重要的討論的。”他們的對話，也印證了文學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修正的過程。它既需要創作者的獨立思考，也離不開讀者反饋所提供的寶貴視角。而最終，這都將化為作品的一部分，成為其獨一無二的印記。

2020年9月11號 法蘭克福 507

2025年9月16 日星期六  維也納石頭巷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