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是一段悲情剧。 她天生丽质，但在婚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使她历经坎坷——六十年代婚姻失败、七十年代找到真爱，因与大名鼎鼎的“乔老爷”结婚，年龄又十分悬殊，遭到诸多非议和各方面压力。 粉碎四人邦后因乔被纳入其组阁“副总理”名单而双双接受审查，后虽“一笔勾销”却饱受冷落，一代才子外交家乔冠华在暗然中死去，章含之追求半生孑然一身，一度陷入极度迷茫。 外交事业使她与乔冠华叱咤风云，成为世人羡慕的公众人物；政治旋涡又将他们卷入深渊，“从天堂到炼狱”；而世俗眼光中的她已是遍体鳞伤…… 她的前夫洪君彦（本文作者）出书揭穿她出轨的内幕，乔冠华（第二任丈夫）的女儿也愤而出书，指责她破坏别人的家庭。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就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引起议论纷纷。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停稿启事中所说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 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1966-1976年”期间破裂。1966-1976年是疯狂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要以“1966-1976年”幸存者的身份，提出对“1966-1976年”的控诉，留一些史料给后人，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我的家变是在“1966-1976年”中发生的。由于我在“1966-1976年”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回到家里，不小心被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1966年底，章含之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 1953年洪君彦陪章含之到上海见生母后，顺便到苏州一游。 在上海，章住在大姐洪君慧家。大姐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 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 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要大家守口如瓶。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想到自己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正当自杀念头萦绕不去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 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 我和她自“1966-1976年”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 1959年洪君彦回沪省亲时合家欢。二排右三为章含之，三排右二位洪君彦 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 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 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 但到了“1966-1976年”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 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1968年我被关进“牛棚”，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在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我没家可避。那时的我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这孤舟几乎在汹涌的浪涛中淹没。 1957年章洪两人在东四八条章家举行婚礼，招待新娘的同学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 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 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 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瞧，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连我的朋友、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我不想说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对，十分尴尬。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 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 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 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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