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共不仅通过“破四旧”大举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对文化的禁锢也是史无前例的。当时除了毛语录、鲁迅等少数作品外，许多中外经典、甚至一些描写人类普通情感的小说乃至1949年后创作的一些作品，都被中共定为“禁书”，如当时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大部分译作就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内容可以公开传播。那个时候谁看这些禁书，谁就是“思想有问题”。有不少人因偷阅禁书，轻者不能被中共接纳为成员，重者遭到批判，还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然而，即便在如此严酷的禁锢下，很多人对文学的热爱都不曾泯灭，民间更是出现了广泛的自发创作，并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这个时期的创作又被称为“地下文学”。网上曾有人总结当时的“地下文学”分为四大类，代表作品分别为：

一是《第二次握手》；二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提出了批判和思考。

三是《少女的心》，描写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文革时期就职于公安系统的官员回忆称，“被当作流氓抓捕的人，经盘查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据悉，王洪文曾亲自下令，全国查封此书。许多人因为传抄该书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甚至有一位青年因此被判处了死刑。

四是反文革诗词，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再如牛汉的《华南虎》，诗人通过描写被囚禁的华南虎，批判了那个囚禁生命、戕害灵性的年代。

除了上述作品，当时传抄较多的“地下”作品还有张宝瑞的《一双绣花鞋》、毕汝协的《九级浪》、佚名的《逃亡》、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波动》等，而当时影响非常大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后来被称为“文革第一禁书”。

手抄本小说代表《第二次握手》

创作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次握手》，初稿名为《浪花》，后改为《归来》。在以手抄本流传的过程中，被读者命名为《第二次握手》。小说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苏冠兰与丁洁琼相爱，遭到苏父的反对。其后，丁赴美留学，成为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留在国内的苏冠兰则成了医学教授并与父亲故友之女叶玉菡日久生情成婚。而丁洁琼为了履行与苏的爱情约定，选择了回国，但发现爱情已经失去，最终选择留在北京工作。

小说作者是在湖南生活、长大的张扬，在2009年撰写的“我写《第二次握手》前前后后”一文中披露，主人公苏冠兰的原型就是自己的舅舅。1963年19岁的张扬听说舅舅的故事后，写了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浪花》。两年后，扩充为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归来》，并开始以手抄本形式在全国各地流传。其凄婉的爱情故事在那个感情被压抑的岁月中得到了不少共鸣，影响不小。

张扬被抓并内定为死刑

随着《第二次握手》的影响日渐扩大，其逐渐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彼时掌控中共中宣部的姚文元认定其是“反动”小说，因为书中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而且“宣扬爱情”，因此属于“黄色书籍”。

1975年元月，张扬被戴上手铐，关进了长沙鹿洞里监狱。他的母亲、舅舅和姨妈也被打成了“教唆犯”，遭到批斗。此外，全国各地凡阅读和传抄过《第二次握手》的人，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

为了置张扬于死地，办案人员先是炮制了一份“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控诉书》，后又邀请湖南某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几十名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以“帮助、鉴定”的名义，对张扬展开了全面的批斗与围攻。最终，《第二次握手》被定下四大罪状：一、利用小说反党；二、吹捧臭老九；三、鼓吹科学救国；四、明明不准写爱情了，还非写不可。

1976年8月，张扬的案卷被交到了湖南省法院审判员李海初的手中。内心认定《第二次握手》并非是“反党小说”的李海初选择了拖延办案。随着毛的死去和文革的结束，1979年，33岁的张扬被无罪释放。由于长年的饥饿、冤狱之苦，加上极度的营养匮乏，以及连续20多天的重感冒，张扬感染肺结核并日益恶化。医生说，如果再耽误两个月，就没法治了。

当时下批示落实此案的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在张扬被释放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在头条发布了一条加编者按的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很快，《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并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430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行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1980年，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

结语

《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小说、诗词折射的是那个疯狂、混乱年代，尚保有思考的人们的觉醒、怀疑、迷惘、悲愤、批判以及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尽管它们良莠不齐，甚至还都不能不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但它们让那个许多接触过的中国人多了一些思考，对那个年代保持了些许的警醒，对爱情保有了憧憬，并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而张扬等人的遭遇则是中共罪恶历史上的又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