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的王壮原本几乎已放弃寻找妻子的希望，直到他看到了那些制作精美的婚姻介绍广告。
广告承诺，他不必再浪费数年时间经营一段没有未来的感情，并表示可以为他介绍一位温顺、忠诚的女性。
“婚介人员说，贵州女孩很节俭，”王壮说。“他们告诉我，她们很会持家，能做家务，而且家境十分贫困，因此嫁到你家后，就会安定下来，跟你一起过日子。”
于是，王壮前往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省会贵阳，希望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
当婚介机构为他配对到一名看似符合所有条件的女子时，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人。在结婚之前，两人只见过几次面。
然而，几乎就在新生活开始的同时，一切也迅速画上句号。
“我的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混乱，”他摇着头说。
一年多前，他发现妻子告诉他的一切都是谎言。直到今天，他仍在收拾这场风波留下的残局。
原来，她曾是卡拉OK陪侍小姐，结过三次婚，育有三名子女，患有严重性病，并且债台高筑。她甚至连年龄都是捏造的。
王壮正争取离婚，并且无法回到原本的生活，至少在追回部分毕生积蓄之前无法如此。他表示，婚介机构在向他介绍几名潜在对象后的短短数小时内，便向他收取了这笔费用。
“我父母责怪我。我失眠、焦虑，无法专心工作。”他说。
王壮的遭遇，是中国一场酝酿已久的人口危机的一个极端缩影。
数十年来，官方规定夫妻只能生育一名子女。虽然当于2016年1月改变政策方向，但到了那时，“一胎化”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已造成女性人口减少以及明显的性别失衡。
如今，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英国男性总人口，也高于澳洲全国人口。
这使得像王壮这样年近40岁、生活在中小城市或偏远农村地区的男性，在寻找伴侣时选择十分有限。这些地方的女性知道自己供不应求，因此往往有更多挑选的空间。
“在我所在的城市，对男性的要求非常高。你需要有车、有房，而且家里最好还经营生意，”他说。
许多家庭还要求支付高额“彩礼”。这是中国延续已久的一项习俗，由男方家庭向女方提供金钱。在部分男性远多于女性的地区，彩礼已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贵州这类婚介机构提出的“一站式”快速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闪婚”，对不少人具有吸引力。
婚介服务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许多机构似乎正将目标锁定在那些随着年龄增长、愈来愈难找到伴侣的脆弱男性群体。
这种情况已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国官方媒体近期报道称，婚介行业出现“快速增长”，同时也“滋生了违法行为和乱象”。
目前难以确定这类诈骗在中国各地的实际规模，但问题已发展到足以引起官方关注的程度。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期间，检察机关办理涉及婚介行业相关犯罪案件，共有1546人被追究责任。
本月，由于相关问题引发“广泛社会关注”，五个部门联合展开全国范围的婚介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在其中一宗案件中，据报一家婚介机构利用卡拉OK女服务员作为诱饵，骗取128名受害人超过250万元人民币（37.1万美元；1196万元新台币）。
“我认为政府可以推出针对‘闪婚’诈骗的专项行业监管措施，”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的樊丙贺向媒体表示。
虽然贵阳已几乎成为这个蓬勃发展的“闪婚”市场的代名词，但几乎没有迹象显示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浪漫之都。
这些婚介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片密集楼宇之中，坐落在一个购物区上方。楼下，摊贩售卖当地水果，工人们则排队购买外卖酸汤米线。
然而，王壮当时深信这些机构值得信任。公司告诉他，他们会对配对对象进行全面背景调查；若他成为诈骗受害者，也有权获得赔偿。
于是他支付了费用，而相亲安排随即展开。
在婚介机构人员的全程监督下，王壮在短短几天内，于不同的“相亲室”先后见了七名女子。他询问对方来自哪里、是否有过婚史，以及是否育有子女等问题。
直到见到第八名女子时，他动了心。
他原本希望找一位未曾结婚、没有孩子，而且年纪只比自己稍小一些的对象。
“她穿着也很朴素，”他回忆说。“看起来内向、老实。”
两人总共见了四、五次面，每次仅有八至十分钟。
王壮表示，婚介公司明确要求双方不得交换电话号码，也不得透过私讯方式分享任何联络资料，否则将被罚款。
经过两三天考虑后，他认定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并同意支付一笔数额可观的彩礼。
“我花了30多万元人民币，”他说，一边拿着一叠已被翻阅多次的法律文件作为证明。
“如果把婚宴和其他开支都算进去，我总共花了大约40万至50万元人民币。”
整个过程都被婚介机构拍摄记录下来，制作成一系列精美照片，而这些影像后来也被用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宣传其婚介服务。
在其中一段影片中，这对新人牵着手走在红地毯上，在浪漫音乐衬托下，面带微笑。
婚后仅仅数个月，讨债公司便开始打电话给王壮，声称他的妻子欠下债务。
王壮逐渐起疑，想知道她是否还隐瞒了其他事情。他查看了妻子的手机，发现她过往生活的相关资料，包括出生证明以及此前婚姻的文件。
当他与妻子对质时，对方提出离婚，但拒绝退还哪怕一分钱彩礼。
王壮表示，他曾试图寻找当初促成这段婚姻的婚介机构，但当他回到对方办公室时，对方早已人去楼空。
如今，住在贵阳出租公寓的王壮，把许多时间花在制作社交媒体影片上，提醒其他男性注意这类婚姻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居住的地方，正好位于聚集大量婚介机构的主要区域对面。
在贵阳，愿意接受采访的婚介机构并不容易找到。其中一家机构负责人同意在办公室接受BBC采访，尽管其合夥人之后要求记者离开。
办公室里铺着红地毯，上面散落着人造花瓣，为求婚仪式作准备。这名负责人表示，就在记者到访前几个小时，已有一对男女承诺结婚。
“中国的闪婚市场规模非常大，而且实际上是在过去两三年才真正兴起的，”他告诉媒体。
这些婚介机构表示，当地不少家庭过去并未严格遵守一胎化政策，因此女性人口相对较多。
“即使一个家庭已经有两个或三个女儿，他们仍会继续生育，希望生个儿子，”其中一名业者向媒体表示。
他们称，目前正尝试将这些女性介绍给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男性，例如来自河北的王壮。这些男性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但身边可选择的女性较少。
“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我们这门生意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找到真正想共度人生的伴侣。”
其中一则广告更向潜在客户保证：“介绍对了，只需三天，胜过处三年的对象。”
如今，王壮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帮助其他遭遇类似骗局的受害者身上。
他的出租公寓里经常聚集着一些男子，他们有人正在寻找涉嫌欺骗自己的婚介公司负责人，也有人试图向那些结婚仅数周便离家出走的妻子追回损失。
在靠窗的一张摺叠床上，来自江西省的59岁男子徐汝林，从一个红色塑胶购物袋中取出自己仔细整理好的证据材料。
为了替儿子找到妻子，他透过一家提供“闪婚”服务的婚介机构，前后花费近50万元人民币。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外的贵阳。徐汝林的儿子在“相亲室”首次见到女方后，仅仅七天便与对方结婚。
徐汝林表示，在婚姻登记完成后，女方要求他们为她购买一部iPhone手机，并转帐约2万元人民币，称要用于自己的生意。此外，她还要求12万元人民币购买婚纱和珠宝首饰。
“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她能真心安顿下来，和我们一起好过日子，”他对媒体表示。“她说想要一套房子，我也同意替他们买。一切都已经谈好了。”
然而，徐汝林称，女方与他们共同生活不到两周便离家出走。
她之后被警方拘留，而这对夫妻最终得以完成离婚手续。
徐汝林表示，涉事婚介公司的负责人也于今年1月被捕，但他至今仍留在贵阳，希望追回部分损失。
接受BBC采访的那名婚介机构经理承认，他们并不会对客户进行正式的背景调查。
“这些女性都是由当地媒人介绍的，而媒人对她们非常了解，”他说。“媒人知道她们的家庭背景，因为大家往往来自同一个村子。同样地，男方的媒人通常也很了解男方的情况。”
至于服务收费多少，他拒绝透露，表示相关资讯属于“商业机密”。
不过，他表示，如果男女任何一方提供的资讯不实，客户有权要求退还费用。
“我认为，在我们这里，客户告诉我们的资讯有超过90%是真实的，”他声称。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情况就是这样。”他说，“我们经常参加与当地警方举行的会议。如果有婚介机构被发现涉及婚姻诈骗，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那些失去毕生积蓄的人而言，这样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安慰作用。
“我从来没想到，婚介机构收取那么高的服务费，又有她老家的媒人替她核实背景，公司还提供了那么多保证，结果那些女性提供的资料竟然全是假造的，”王壮说。
如今，他对追回损失已几乎不抱希望。
他也责怪自己落入骗局。
“愿意接受这种闪婚的人，通常都是本身有问题的女性。”
为了讨回被骗的钱财，他曾跪在贵阳警方办公场所外，恳求对方协助追讨损失；他甚至前往北京，希望敦促有关部门采取更多措施打击这类犯罪。
曾经处理过许多类似案件的律师范冰河表示，这类案件在法律上往往难以起诉。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法律并没有专门针对此类婚姻诈骗设立独立罪名。因此，要提出刑事指控，受害人必须证明对方从一开始结婚的目的就是骗取财物。
“在我经手的案件中，嫌疑人往往辩称，他们当初确实是真心想结婚、好好过日子，只是在相处之后发现双方并不合适，产生矛盾，因此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界线就变得模糊起来。感情问题本身就很难被证伪。”
要从空壳婚介机构追回款项，往往更加困难。这些机构经常在赚取足够资金后便关门歇业、销声匿迹。
王壮最终追回了部分款项，但并非全部。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结婚，”他说。
“本来要找到对象就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又花掉了这么多钱。我不会再考虑这件事了。”
王壮以及公寓里其他男子的人生，似乎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事情已经拖了快两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她正式离婚，”他说。四周堆满了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文件。
“我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过上正常生活。感觉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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