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星期三（8月12日）在北京病逝。作为199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操盘手，朱镕基以强势、敢言和执行力著称，经济改革也成为他最鲜明的政治遗产。

中国在1990年代初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朱镕基1991年由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翌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

面对经济过热和高通胀，他推动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协助经济实现“软着陆”。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大幅增强中央财政和宏观调控能力。为争取地方支持，朱镕基曾在74天内走访17个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逐一协调方案。

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方面，他推动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并推动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朱镕基出任总理后，更通过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债转股等措施推进国企改革。中国政府2000年底宣布，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

1999年4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右）在华盛顿特区旧行政办公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与访美的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左）交流。（法新社）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寇健文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若要理解朱镕基的历史角色，应从1991年“皇甫平”文章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政治背景说起。

当年政治风波后，中共党内改革与保守路线争议激烈。1991年春天，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重启改革开放。

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后来披露，文章是在朱镕基领导和支持下发表，其中“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等表述，来自朱镕基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周瑞金是“皇甫平”系列的策划和主要执笔人。

寇健文指出，邓小平南巡后，市场化方向在中共内部取得主导地位，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落实到制度层面的工作，“其实都是在朱镕基手上做的”，他的角色无可替代。

不过，改革也伴随庞大社会代价。朱镕基2001年回顾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时称，当时国企约有1000万名职工下岗；他2003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显示，1998年以来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2700多万人，其中1800多万人实现再就业。

大规模下岗打破一代工人的“铁饭碗”，成为评价朱镕基改革无法回避的一面；顶着压力推进大刀阔斧改革，则塑造朱镕基鲜明的公众形象。

因此，外界以“铁腕总理”“铁血宰相”形容朱镕基的作风，西方媒体也曾冠以“经济沙皇”之称。

寇健文认为，“经济沙皇”并不意味着朱镕基可以脱离中共最高层自行决策，他仍需要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但相较今天，江朱及后来的胡锦涛与温家宝时期的国务院总理，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决策空间明显较大。

不过，伴随中国市场化转型和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和分配等问题，也在胡锦涛时期逐渐浮现。

寇健文说，过去十余年，北京试图处理“不均衡发展所产生的后遗症”，更强调平等、缩小贫富差距，并对私人资本采取更强约束；加上面对的国际环境也已不同，中美竞争等外部变化，使经济政策必须更多考虑安全与国际格局。

作为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之一的朱镕基（右），在200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总理职务交棒给继任者温家宝（左）。（法新社）

除了经济改革，朱镕基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也是他政治生涯最广为流传的画面之一。

2000年3月15日、台湾大选前三天，朱镕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直接向台湾选民喊话，警告“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并重申北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在海内外引起高度关注。

寇健文说，这番话反映当时中共高层面对台湾首次可能政党轮替，以及民进党可能取得政权时的紧张和警告，但不能据此认为朱镕基本人主导对台路线。 “两岸议题上，他就是执行者，他是配合中央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