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这段时间我讲了几次要怎么选择专业，我就来讲一讲我选专业的经历。

我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长大以后要干什么了，那就是要去当科学家。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号召“向科学进军”，所以读书比较好的小孩的志向，都是长大了当科学家。

到高一时，我对生物很感兴趣，对生命现象觉得很有意思，看了很多生物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小花园是由我初中生物课老师在管着的，我经常去那个小花园做一些植物的小实验。

我们学校当时还有一一个类似于标本室的房间，里面收藏了很多植物标本，但是那些标本都没有鉴定，没写名称。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要将这些标本都鉴定出来，包括我自己在山上采集来的标本送到那里也要鉴定。但是，当时的条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要鉴定植物标本，因为有人工智能，有程序可以识别，而那时候要鉴定标本是要拿图鉴做检索、对比。我们学校有一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但要根据它做鉴定非常不方便，何况那个图鉴虽然很多册，但收的中国植物不全，往往只能鉴定到科这一级。不过这个过程让我自学了一些植物形态学、分类学的知识。另外，我还经常去野外采集蝴蝶标本，制作、收藏了不少蝴蝶标本，舍不得给学校。

除了对生物感兴趣，还对文学感兴趣，写诗就是高一的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做的“人生规划”，是以后去研究生物学，当生物学家，业余搞文学创作。

高二文理分班，我当然就选了理科。高二的春节去给老师拜年，给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吴老师拜年时，他说，你如果选文科，很轻松就可以拿全省文科状元。

不过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学文科，很早就知道要做科学研究必须是科班出身，要去学那个专业才可以，而文科不需要科班出身，可以自学。只要对比一下著名科学家和著名文学家就知道了，著名的科学家都是科班出身的，而著名的文学家搞哪一行出身的都有，例如鲁迅就是学医出身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学文科。至于去拿高考状元那种虚荣根本就没用，何况我们学校比我高两届的、1983级已经出过一个全省文科状元，不稀罕了。

到高二时，我对自己的专业选择已经很明确，不仅要去研究生物学，而且要去研究分子生物学，因为看了很多生物学方面的书，知道分子生物学是最前沿的，也是以后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我当时看的那些书有的已经相当专业，所以对生物学领域的发展有一些了解。

高三的时候要定下来要上哪一所大学，对我来说没有多少选择。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就四所，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复旦，被认为差不多。这四所当中，清华当时只有工科，没有生物系，所以第一个就被我排除掉了。北大虽然有生物系，但是我当时对北大生物系的印象主要是研究比较传统的生物学的。另外，当时我有一个同学，物理学得非常好，得了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已定下保送去北大物理系（他后来当了加州大学的物理教授），既然已经有同学去北大了，我觉得可以去别的学校。

剩下的只有中国科大和复旦，我就向这两个学校写信要介绍材料。我本来倾向于去复旦。当时复旦的遗传学专业在中国名气比较大，谈家桢在那里，会宣传，说自己是摩尔根的弟子。当时我读了一些生物学的书，有的就是复旦生物系的人写的，例如《微生物遗传学》就是复旦生物系的盛祖嘉写的。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了遗传学分册，我很熟悉的一本书，从头看到尾熟读过的，它实际上也是复旦生物系的人编的。

所以我本来倾向于去复旦，但是中国科大寄给我的介绍材料中有一句话很吸引我。它说我们是中国科学院的大学，毕业生80%都会去上研究生，分配主要也是分配到中科院的研究所。这符合我的人生规划。所以当时的想法是上科大，之后分配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做研究，业余再搞搞文学创作。

学校就把我推荐到中科大。我们那一年开始实行推荐制度，推荐平时学习最好的学生去重点大学，万一这个学生高考没发挥好，达不到该校的录取线，但是只要过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就保证要你。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高考发挥不好的，到最后我高考的分数要比中科大在福建的录取分数线高出很多，所以那个推荐其实对我没用。

录取的时候出了一点波折。科大到福建录取的张老师，先是到了福州，把生物系的两个名额用完了（录取了一个福州一中的一个宁德一中的），到了漳州没名额了，通过老师来问我愿不愿意改上计算机系，我说不愿意，我上不了科大生物系的话，还不如去复旦。张老师就把科大计算机系那个名额给了生物系。所以当时科大生物系只有那一年级有三名福建学生，全班才四十多人。

上了科大生物系，后来要分专业。科大生物系因为很小，一届学生才四十多个，专业只有三个：神经生物学是我不愿意去上的；有分子生物学，但是科大的分子生物学是欧洲的传统，实际上指的是结构生物学，也就是研究蛋白质结构的，也是我不愿意上的；剩下的还有细胞生物学，更接近于一般人说的分子生物学，所以我就选了细胞生物学专业。

其实在科大那几年，我更多的时间是用在文学创作方面，搞社团的活动，办诗刊《荒原》、班刊《猫头鹰》、系刊《蜂鸟》，组织合肥高校的文学大奖赛、诗歌角、诗歌朗诵会等等。合肥有十几个高校，我经常过去跟他们文学社的人混，也时不时地跑到南京跟南京高校的文友们混。

科大要上三年的基础课，也就是数理化上三年。我觉得上这些东西对以后做生物学的研究没啥用，所以都是能应付就应付过去了，经常不去上课，到考试的时候，再用一周的时间将课本从头到尾看一遍，有时候是第二天早上要考试了，就看一个通宵，不睡觉就去考试，考完了再回来睡，反正能过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专业课，我是学得很认真的，一方面因为感兴趣，另一方面觉得有用，因为以后要做生物学研究，学这些专业课是在打基础，所以每一门专业课我都学得很认真，成绩也比那些基础课要好。只有一门专业课是我很讨厌的——神经解剖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让生物系的人都学神经解剖学，让神经生物学专业的人学也就算了，为什么一个细胞生物学专业的人也必须要记大脑的各种各样的结构，要背这条神经那条神经，非常的枯燥，而且关键是没用，对自己以后做研究一点用都没有，所以那门课我是学得最不认真、最差的，最后就考了70多分，是所有的专业课当中唯一一门没有考上80分的。

大四开始我就进实验室了，找了顾老师，她是做细胞融合的，我对做细胞融合很感兴趣，梦想着哪天能让不同物种的细胞融合创造出新物种，所以就去她的实验室，学了怎么做组织培养。

当时科大是五年制，最后一年不用上课，专门做论文，可以在学校找一个老师的实验室做论文，也可以去中科院的研究所。在大四下学期，我们系从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请来研究员史老师（她是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创建者童第周的学生），开了一门课叫发育生物学。发育生物学是从以前的胚胎学发展来的，就是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胚胎发育。那门课很有意思，我学了它之后，就跟史老师说，能不能我就去你的实验室做学位论文？她说欢迎。所以我最后一年是去北京在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做论文，因为那个课题跟上海的生化所有合作，我还在上海生化所待过一段时间。我在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那段时间有一些故事，过了好多年还有关于我的传说，以后再说。

如果正常这么发展下去，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就应该是科大毕业之后，考研去一个中科院的研究所读研究生。中科院的研究所主要在北京和上海，我不喜欢上海，很喜欢北京，有可能就在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或北京别的研究所，毕业了就在研究所工作。

但是在1987年，发生了一件事，把我人生的轨迹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