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有人留言说：你的导师到现在还没有退休啊。我的导师早在2017年已经退休了。这个网友之所以认为我的导师还没退休，可能是查到他直到现在还在发表论文。其实他已经没有实验室了，现在发表的那些论文是不需要做实验的理论生物学的论文，关于生命起源的。

他在2017年6月退休的时候，系里举办了一个送别仪式。我也去参加了，他以前教的几个学生也去了。每一个学生都要给他留言。我的留言当然是用英文写的，翻译过来大致的意思是：“我虽然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但是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对于科学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是我的导师扎克通过言传身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科学以及怎么做研究。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在帮助中国的公众理解科学，在美国一所实验室点燃的火炬，现在已经传到了中国。”

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张。在来美国之前我对于科学的确所知甚少。虽然中国科大当时是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但是我在科大学的都是科学知识，数理化以及生物的专业课学了很多，而对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课堂上是不会教的。

当时科大对我在这方面的影响，甚至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八十年代正是中国伪科学泛滥的时候，出现了气功热、人体特异功能热，而科大是重灾区，好多老师都相信、研究特异功能这些伪科学，有一年的全国特异功能大会就是在科大开的。在这种氛围下，我在大一、大二时也很相信人体特异功能。到大三的时候我开始怀疑，那也不是老师教的，而是自学的。那个时候读了一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科学哲学的书以及国外对特异功能、神秘现象的批判，才知道它们是不可信的。

到高年级的时候我已完全不相信神秘现象、特异功能。我到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做论文，那里同样也有伪科学。发育所的一些研究生搞了一个青年论坛，第一个讲座就是由一个研究生讲易经六十四卦对应六十四个遗传密码子，认为从六十四卦可以推出密码子。他讲完之后，我当场就发飙了。所以不只是中国科大，中科院的研究所同样是伪科学泛滥。

而那些研究员有的水平是很差的。我在发育所做的课题跟上海生化所有合作关系，把我纯化出来的单克隆抗体带到生化所做实验。本来我自己做就好了，一个刚刚特别提拔的研究员信不过我这个本科生 ，要自己做，结果做不出来，说我带来的抗体没有活性。我觉得奇怪，我才测过是有活性的，怎么没活性了呢？我就查看他的实验步骤，发现有一步他居然往样品里加氢氧化钠。我说，你加氢氧化钠进去，不就让蛋白质变性了嘛，而且这种变性不可逆的，当然没有活性。

这个研究员马上崩溃了，当场就哭起来了（是个男的研究员），训斥我说，你一个小小的本科生居然敢说我一个研究员犯了实验错误。不停地在那里哭。实验室的其他人过来，当然都指责我，要我向他道歉。我说我又没说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坚决不道歉。我心里在想，你瞧不起本科生，我作为本科生还能看出你这个研究员的错误，你应该感到惭愧才对。

我在发育所的那个实验室还不错，我跟负责的研究员余老师关系很好，但是别的实验室就不是这样。发育所最著名的研究员叫牛满江。他是在美国坦普大学当过教授回国的，这种人当时很罕见，当然就出名了。他研究的是高等生物的逆转录，当时我就觉得那是伪科学。到美国之后，我查过这个人的底细，才知道他是在美国已经待不下去了，做的东西没人信，只好回中国了。

发育所还有一个研究员，研究的是中国爬行类动物的亲缘关系，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来鉴定这些爬行类动物究竟有什么样的亲缘关系。当时基因克隆很难，没法通过对比基因序列的方法来对比亲缘关系。已经有的方法是对比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但是要测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是很麻烦的，很花钱。这个研究员有一次做报告，说他想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少花钱的办法，测在爬行类动物中某一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含量的多少，各种氨基酸的比例是怎么样的，通过含量的比例就可以知道他们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是极其荒唐的。但是他做完报告之后，居然没有人质疑，我就不得不质疑了：对比序列可以知道亲缘关系的远近，但是氨基酸的含量多少跟序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怎么可以通过测定氨基酸的含量来代替氨基酸序列。

所以我在中国的确在科学方法论方面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虽然读的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又在中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做过实验，我小时候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就是科学的殿堂，但是也没学到啥东西，碰到的那些人水平都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