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位大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一生赤忱，得意门生钱钟书评价他“为人诚悫，胸无城府”。然而，生逢山河易色，一个去留选择，注定了他晚景悲凉。
“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
吴宓，字雨僧，1894年出生在陕西省泾阳县。他从小聪慧好学，17岁时进入清华学堂，23岁赴美留学，先到弗吉尼亚大学攻读英文，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
27岁那年，吴宓学成回国，先后在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虽然主要介绍西洋文学，但他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价值，不赞成全盘西化，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很大。
1925年，吴宓来到清华大学，在外文系任教。然而，他对清华最大的贡献，是参与创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更难得的是，他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请来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位顶级大师，也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清华四大导师”，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请大师并不容易。比如，王国维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在学界地位非常高。《南方人物周刊》在《沉重的虚无》一文里提到，1925年2月中旬，吴宓到王国维家中送清华的聘书。一进厅堂，他就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再说明来意。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在清华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巨大感召力，还在于他的“奇特”，和身为老师的一丝不苟。
师生心中的楷模
吴宓的学生、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在《回忆雨僧先生》一文中说，“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
在课堂上，吴宓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清华学生、外交官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一文中描写道，“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
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在回忆吴宓时说，“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乐于助人不求回报
在别人眼中，吴宓还是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事吃紧，校址几次搬迁。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一文中说，即使在这样的战乱中，“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仪表整洁不等于在生活上花大钱。相反，吴宓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饭；一顶蚊帐从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
另外，翻译家孙法理回忆说，西南联大时期，吴宓的那些讲义，就是个“百衲本”，有的是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这样的吴宓，同时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他曾经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20世纪30年代，一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可是费用不够，无法成行。吴宓知道后，慷慨解囊，资助300元，还再三说明这是赞助，不用偿还。
抗战胜利后，由于个人原因，加上国共内战北方动荡不安，吴宓没有随大部队北归，而是留在了西南。辗转几所大学后，1950年10月，他最终在西南师范学院落脚。那时候，他最忙的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忙什么呢？给亲友、学生汇款支助他们。每次汇完款，他自己就所剩无几，甚至要向邻居借钱。
不愿远走他乡
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想：1950年，中共已经夺取政权了，吴宓怎么没在四九年出走，而是留在了大陆呢？1941年，吴宓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也就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三十位学者之一。这样的大师，国民政府不争取带走吗？
当然不是。《先生归来》一书记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份，安排专人到西南师范学院相邀，希望吴宓去台大任文学院长。来人软硬兼施，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结果，吴宓半夜谎称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除了台湾方面的力邀，吴宓原本还有机会赴美国讲学，钱穆也多次邀请他去香港，共同创办新亚学院。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些机会。
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呢？我们或许能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自己“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认为“父母之邦，不可弃也”。那时，吴宓不知道中共将给他的故土带来怎样的灾难，也无法预料自己将为留下的决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他被下放到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
文革中惨遭迫害
曾和吴宓有过交往的李永晖，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亲眼目睹的一些“批判”场景：一种是“群丑亮相”，就是把包括吴宓在内的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这些人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第二种是游街示众，吴宓等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被押着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敢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要被骂被打。
还有一种是“开小灶”，就是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李永晖说，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就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吴宓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
吴宓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一些挨斗场景。在1969年5月9日的一次大会上，他被两个学生狠狠从高台上推下来，摔断左腿。之后，他拖着断腿被迫跪坐在地上，“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即使这样，他还要被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当腿脚稍微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去，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之后，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吴宓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他右眼失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记忆力也急剧衰退。他总是坐在床上，闭目不语，有人进屋就睁眼看看，然后闭目冥思，用手指轻轻叩击脑袋，嘴里自言自语，“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
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饱经政治迫害的吴宓坚持不肯批孔子。他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7年，83岁的吴宓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在“请示上级”后，把他接回陕西泾阳老家照料。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着，“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一个率真正直的学者，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被扼杀了。去世后，他的弟子赵瑞蕻，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如果地下有知，吴宓究竟会控诉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