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最近重新开口，让我又想起了他的父亲薄熙来。

关于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外界已经写得很多。但我对这个人的判断，并不是2012年倒台以后才形成的。从大连、辽宁、商务部到重庆，我自己看到的、朋友分享的几件事，串起来，反而很能说明薄熙来这个人，也很能说明中国一种特殊的政治阶层——红色贵族。

薄熙来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红二代。但他把这个阶层某些最鲜明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

自恃甚高，敢冒风险，目中无人，蔑视规则，积极争位，又极善于包装和表演。

这些性格既属于薄熙来本人，也与他的出身密不可分。

而他的结局，又说明了红色贵族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他们可以继承接近权力的优势，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环境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一、大连：花拳绣腿

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我曾去大连考察项目。

那时候，大连女警察骑马巡街的新闻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薄熙来治理下的大连，被传说成中国最漂亮、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但我真正到了大连，印象却不尽相同。

市中心薄熙来重点治理的那一片，确实做得比较像样。可是只要出了那个圈子，马上就觉得城市败落。

我当时得到的印象就是：

这个人花拳绣腿，表演功夫很足。

这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能力。相反，他非常知道政治中什么东西需要做给别人看。

别人修一个城市，他要制造一个城市形象。

别人做政绩，他要把政绩变成新闻。

别人治理地方，他同时经营自己的政治品牌。

这其实是薄熙来后来一贯的风格：治理与表演从来分不开。

红色贵族的一个特点，也正在这里。

他们往往比一般官员更有自信，更敢表现自己。普通干部怕出头，怕犯错，怕被认为有个人野心；而某些红二代从小生长在权力中心，对政治舞台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

他们更容易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做主角的。

二、辽宁：他很难甘于做“班子成员”

后来薄熙来出任辽宁省长。

我们有一个朋友，当时代表中央巡视组去辽宁调研。他回来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我们听完都大吃一惊。

考察组到了辽宁以后，省委书记召集全省局级干部和调研组开大会，薄熙来这个省长没有到场。

考察组随后又到下面各个地方调研。

整个辽宁调研了一圈，最后回到沈阳。

这时，我朋友突然接到薄熙来的电话。

薄熙来说：

听说你们到了辽宁，我得过来拜访一下。

我朋友非常吃惊。

一个中央考察组已经到了辽宁这么久，从省委开会，到下面地方调研，再回到沈阳，身为省长的薄熙来居然到了最后才知晓。看来他已被整个省委、省政府系统排挤在外。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一个特点。

中共官场最讲究的其实不是能力，而是组织关系。

谁是书记，谁是省长；谁主持，谁配合；什么时候忍，什么时候让；什么时候给别人面子。

薄熙来却有太强的主角意识。

如果舞台不是他的，他就很难甘于配合别人。

这也是红色贵族与一般官僚之间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差别。

一般干部是从下面一级一级爬上来的，首先学会的是服从组织，服从权力。

而薄熙来这种人从小看到的，是自己的父辈本身就在组织最高层。

别人面对权力，是敬畏。

他面对权力，是熟悉。

这种熟悉很容易带来一种错觉：自己不仅接近权力，而且比别人更有资格支配权力。

三、商务部：一种很重的“公子脾气”

薄熙来后来进入商务部。

在公众面前，他是非常成功的商务部长。

身材高大，口才好，反应快，敢于跟外国官员公开交锋。当时中国刚加入WTO不久，中美、中欧贸易摩擦不断，薄熙来频繁出现在国际谈判和媒体上，很容易成为明星官员。

但我听到的商务部内部评价完全是另一回事。

商务部的官员觉得薄熙来的作风很有老毛的味道。

早上睡觉不上班，到了下午四五点、五六点，才突然召集大家开会，把这些部委官员折腾得苦不堪言。

而且他说薄熙来很有“公子脾气”。

骂人不留脸面。

据这位朋友讲，当时商务部负责礼宾的一位主任，被薄熙来骂得精神压力极大，甚至到了精神衰弱的程度。

很多商务部官员都跑到老领导胡仪那里去投诉，希望能把薄熙来调走。

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工作作风强势的问题。

它反映的是一种很深的等级意识。

红色贵族没有爵位，没有正式世袭制度。

但一个人如果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中国最高等级的政治家庭里，他很容易形成一种普通人没有的心理：

他觉得这个体系本来就是自己家庭所属的世界。

红二代却很容易先产生一种潜意识：

我本来就在这里。

这种心理如果再碰上强烈的个人野心，就很容易从自信变成自负，从自负变成目中无人。

更深一层，是对制度边界缺乏敬畏。

因为从小看到的现实往往不是制度约束权力，而是权力决定制度如何被执行。

四、重庆：用地方政治对唱北京

到了重庆，薄熙来的这些特点全部发挥到了最大。

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据我当时所知，原先的常委安排里面并没有他。

于是，他开始另走一条路。

他积极抱江泽民那边的政治大腿，同时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把重庆的声势唱到全国。

这件事情其实极不寻常。

一个地方领导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地方政治机器，在全国制造政治声势，为自己争夺中央最高层的位置。

这是用地方政治对唱北京。

普通省委书记谁敢这么做？

这恰恰就是薄熙来身上红二代身份最明显的地方。

他敢。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省委书记。

他的父亲是薄一波。

他的家族本来就是这个政权的创始家族之一。

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去争。

所以薄熙来政治性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愿意冒险，而且敢于突破约定俗成的政治边界。

“唱红打黑”本身也是如此。

为了政治目标，法律程序可以退后。

为了制造群众支持，可以用运动式政治代替正常治理。

为了争取常委位置，可以把一个地方变成自己的全国政治舞台。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强人思维：

结果比规则重要。

而这又与红色贵族的成长经验有关。

他们从小看到的并不是规则高于权力。

恰恰相反。

他们看到的是：

权力制定规则。

规则今天这样，明天可以那样。

政策可以一句话改变。

久而久之，很容易形成一个结论：

别人不能逾越的边界，我可以踩踏着过去。

而真正危险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权力高于规则的体系里，他很容易只看到权力给自己的便利，却忽略了另一面：

既然规则不能保护别人，有一天也同样不能保护自己。

五、为什么薄习之间不需要有私人恩怨

薄瓜瓜今天说：

“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

我完全相信，两家私人之间未必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政治根本不需要私人仇恨。

薄熙来与习近平真正的问题，是两个如此强势的人能不能共存。

我当时得到的信息是，习近平后来执意要把薄熙来拿下，一个重要判断就是：

如果薄熙来进入常委，他将来一定会与习近平争夺最高权力。

具体的倒台过程以及当时常委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在《红色轮盘》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不重复。

但只看薄熙来此前几十年的表现，这个判断并不令人意外。

一个在辽宁与省委书记严重不和的人；

一个到了商务部要求整个机构适应自己工作方式的人；

一个在重庆敢于发动全国政治声势的人；

你很难想象他一旦进入常委，会突然变成一个谨言慎行、甘居人下的人。

所以薄熙来的倒台不能只从王立军事件理解。

王立军是导火索。

更深层的问题是：

薄熙来已经让习近平相信，他是一个无法预测、无法约束，而且威胁未来权力格局的人。

在一个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系里，这本身就足以致命。

六、红色贵族真正继承的是什么？

从薄熙来身上，我一直觉得，我们理解红二代时太容易只谈利益。

谁家有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去了哪里读书，谁做生意，谁当官。

这些当然重要。

但红色贵族真正最深的遗产，是对权力的心理关系。

他们继承的是一种主场感。

父辈打天下，子辈坐江山。

这句话未必写在任何党章里，但却可能存在于很多人的潜意识之中。

因此，某些红二代身上容易出现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自恃甚高。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和普通干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对权力边界缺乏普通人的敬畏。

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很多所谓边界其实是权力划出来的。

第三，冒险性更强。

普通干部首先考虑的是保住位置；有些红二代却会认为，自己有资格争夺位置。

第四，等级意识很强。

这就是所谓“公子脾气”：对下可以非常粗暴，因为潜意识里并不真正把对方看成平等的人。

第五，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和社会共识之上。

因为他们的家庭历史本身就告诉他们，中共这个制度从来不是规则创造权力，而是权力创造规则。

薄熙来恰好把这些特征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

当然，并非所有红二代都如此。

有些红二代经历过文革，亲眼看到父辈从最高权力跌入深渊，因此反而非常谨慎；有些远离政治；有些甚至对权力本身抱有深刻怀疑。

但是薄熙来代表了另一极。

出身给了他巨大的安全感，能力又不断强化这种安全感，成功进一步强化他的自信，最后自信变成了相信自己可以突破边界。

而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安全感本身其实并不牢靠。

它来自离权力很近，而不是来自任何制度性的权利。

七、最大的误判

所以我认为，薄熙来一生最大的误判，不只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不只是低估了政治风险。

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整个红色贵族阶层，都容易混淆两件事：

接近权力，和受到制度保护。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红色贵族可以继承权力带来的优势，可以继承人脉、资源、身份和机会。

但这些都不是制度保障。

没有独立的法律，没有不可被最高权力随意剥夺的权利，所有身份、地位、关系和历史功勋，最终都只是暂时的。

薄熙来的命运说明了一件事：

在一个没有制度保护的体系里，没有人真正安全。

今天你可以离权力最近。

明天你也可以成为权力的对象。

红色贵族，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