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来临前总会有预兆。风势可能会突然减弱。潮水退得比平时更远。缕缕云丝飘过天空。

人们可能会误读甚至无视这些预兆——坚持认为那些雨滴只不过是阵雨，直到为时已晚。那时，真正的麻烦方才降临。

天气如此，人世之事亦是如此。政权在崩塌前看起来总是很稳固。国内革命和国际秩序动荡——二者往往相伴而生——事后回想起来总是一目了然，但并非总能预见。然而，如果仔细观察，通常会发现预兆早已出现。

我们这些生活在相对稳定、秩序井然社会中的人往往倾向于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伏尔泰笔下那位荒谬的潘格罗斯博士，他跌跌撞撞地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我们可能会抱怨经济，担忧另一场遥远战争的爆发，抑或赞同地倾听政治光谱两端激进的声音，但并不认为我们的世界会天翻地覆。

我们最好听从另一位法国作家的警告。在阿尔贝·加缪的战后小说《鼠疫》中，当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的街道上出现死老鼠、人们感染上一种神秘疾病时，当地政府和大多数市民无视这些迹象，直到为时已晚。加缪书中的叙述者说：“历史上瘟疫的次数不亚于战争，然而瘟疫和战争总是同样让人措手不及。”

如今，死老鼠随处可见。今年夏天，气温记录被不断打破和刷新，地球在干旱中炙烤，野火肆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正逼近历史高位。对医疗和食品援助的削减（以美国最为显著）已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并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其中某一种疾病迟早会成为另一场大流行。人工智能仍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迅猛发展，威胁着就业、安全，在更悲观的预测中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修正主义大国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和规范。选民愤怒且情绪多变。那种旨在建立信任与理解、缓慢、审慎且必然需要谨慎的外交已经让位于一种做作、傲慢的风格，更适合被TikTok侵蚀的短暂注意力或是游乐场。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记录了去年爆发的65起国家冲突——这是自194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大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与那些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国家的非对称战争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本意在几天内取胜，现在却艰难地步入第五个年头。伊朗利用廉价的大批量生产无人机攻击美军及其盟友，已经（或许是永久性地）控制了一条关键的世界贸易走廊，大幅削减了美国的导弹库存，并让特朗普总统陷入了一场他自己选择的战争。

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但拥有精良武装的大国之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威胁比过去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逼近。

就像加缪笔下奥兰市的居民一样，我们自然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问题棘手、复杂且令人厌烦，移开视线总是更容易的。于是，当野火肆虐时，我们在海滩上度假；我们问人工智能如何训练小狗，如何写那封信——让它替我们思考。我们希望战争能够结束，希望防护机制、制度和联盟能够重建，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能够恢复并存续下去。

但是，一个新的现实以惊人的速度降临了。在我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里维系着世界的秩序开始受到侵蚀，这始于秩序内的人变得过于安逸和自满，也始于不良行为得到了过多的容忍，甚至是纵容。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无序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首先要坦诚地认识到我们所处时刻的严峻性，并接受我们脆弱的系统正在动摇的现实。各国已经在进行调整，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未来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必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那些拒绝适应，坚持认为一个摇摇欲坠的体系还能继续运转的人将会面临什么？看看发生过的三场革命，以及一场未曾发生的革命吧。

法国大革命前夕，作为欧洲最强大的陆上强国，法国可能已处于破产边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为了在独立战争中帮助美国击败英国背负了巨额债务。奢靡腐败的统治精英迷失了方向，日益壮大、却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中产阶级则在呼吁变革。在社会底层，工人和农民面临饥饿，日益绝望。

强大的新启蒙思想正在传播——其中一些是从美国独立战争中传入的，内容涉及人权，以及至少能赋予部分人民权力的新政府形式。

法国国王及其廷臣误判了民众不满的深度，自以为没有什么能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错了：君主制被推翻，一个混乱、暴力的共和国诞生了。不到十年，拿破仑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革命性变革并没有单一的模式，但处于政权顶端的人往往无法认识到政权有多么脆弱。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国外战败的后果，而非代价高昂的胜利所致。但沙皇尼古拉二世依然无视所有证据，坚称不需要任何改革，因为俄罗斯人仍然爱戴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希特勒是被精英阶层请上台的，这些精英错误地认为他们能够利用他，并认为现有的制度足够强大，足以将他限制住。

这些革命无一不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拿破仑带领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粉碎了君权神授等旧有制度和观念。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则宣扬并培育了革命国际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向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发动了战争。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以雅利安人统治的名义谋杀了成百万犹太人和其他许多人。

然而，有时国家及其领导人也能够及时洞察先机。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工业革命新造就的中产阶级的压力，他们被排斥在政治决策之外。英国精英阶层敏锐地察觉到了法国最近发生的灾难，深知必须进行调整才能生存。1832年的《伟大改革法案》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充分扩大了选举权，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广泛的危机。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容易找到类似之处。愤怒的民众。拥有巨额财富并能迫使政府屈服于其意志的非民选精英。拒绝建立共识或拒绝听取建议的领导人。今年1月，当特朗普被问及他的权力受到什么限制时，他回答说“我自己的道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表示，他为“la gloire”（他的荣耀）而战，之后，法国国力大为削弱。

那些选择无视警告信号，并认为历史与现实无关的人，当不愿看到的事件终究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可能会感到震惊和骇然。

国际秩序一直依赖于大国的支持，以及足够多的小国的合作与认同。在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时，美国似乎准备好继续担任1945年后国际体系的保障者。然而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情况已不再如此。

也许在另一位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将恢复其霸主地位，愿意支持国际机构和规范，成为一个优秀可靠的盟友以及暴政的坚定反对者。那样的话，世界将再次如同1945年以来（至少从某些角度看）那样和平地延续下去。包括现今的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大国将继续凑合着共处，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将重新致力于应对贫困、不公正、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处于一段漫长无序时期的早期阶段呢？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昨天确凿的事物明天依然如此，或者看似坚固的机构将得以存续。我们可能会对每天新闻带来的消息见怪不怪。像尼泊尔和西藏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发生了，却不清楚谁会去救援。我们是否耸耸肩，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冲突——有些具有将大国卷入的潜力——在没有明显仲裁者的情况下发生。像北约这样可靠的联盟正在经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甚至可能分崩离析。俄罗斯对欧洲的混合战争正在扩大；中美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在一个日益变暖、变干的世界里，对资源的争夺已经激化了暴力。

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而我们更多地被领导人的喜怒无常所左右，其程度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这些领导人较少受到外部框架的约束，觉得可以更随心所欲地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地选择那些决策者，但恰恰就在这时选民似乎更不情愿这么做了。

这些都是乌云。但旧体系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合作的终结。我们仍然拥有一个有效世界秩序的许多组成部分。我们拥有一个丰富的国际机构网络，其中许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它们管理着从民航到互联网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条约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遵守。国际法和主权可能难以执行和捍卫，但我们许多人仍然谴责违约行为。国际舆论的存在本身仍然可以对我们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在衰退的体系结构中，许多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日益耗尽资源和存在的意义，但它们依然存在。

今年1月（距离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还有数月），在达沃斯一场备受瞩目的演讲中，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将“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终结描述为一个“美好虚构”的终结。但他表示，其他国家可以进行反击，特别是如果它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联盟中。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一些中等强国正通力合作，以填补美国退出其先前作为仁慈超级大国角色所留下的空白。

改变是艰难的，但认为一切会照旧可能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在1914年夏天，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英国和整个欧洲的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以为，巴尔干半岛的最新危机将像以前的类似危机一样通过大国会议得到解决。他没能理解欧洲走向战争的速度有多快，也没能利用英国的大国地位将各方召集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

到1945年，英国、苏联、美国及其盟国在30年内打了两场残酷的世界大战。当它们建立现有秩序的架构时，它们非常清楚想要防止什么。以前的框架失败了，它们要创造一些不会重蹈覆辙的新事物。

盲目乐观的“潘格罗斯式”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以前常做的事情，踏上重新构建事物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