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本质是多交朋友少树敌。

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本质是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

可以说，统一战线，就是最大的政治。

统一战线，本质是寻找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统战的核心都是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之间，找到那个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共同底线，从而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

问题是，绝大多数国家找不到最大公约数。

欧洲国家玩的是民族主义，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明确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通过建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同来整合内部力量。

但随着全球化与移民潮的冲击，这套玩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法国黑人数量激增，当国家队阵容都以移民后裔为主时，传统的“高卢民族”叙事便难以为继；

德国接受了数百万中东移民，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被多元文化稀释。

他们既不敢退回封闭的种族主义，又不敢重启宗教民族主义——那场延续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曾把日耳曼的土地炸成了300多个公国和1000多个骑士领地，而希特勒借民族主义之名行屠杀之实的罪恶，让德国背负了长达九十年的历史枷锁。

进退失据之下，许多欧洲国家陷入了“魔怔”状态：白左思潮、LGBTQ+运动、绿党政治横行。为了所谓的环保教条，德国炸掉了仍在运行的火电厂和核电厂，西班牙甚至拆除了一批尚在发挥功能的水坝。

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正确背后，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找不到那个能说服全民的“最大公约数”。于是他们试图用一套超民族的“普世价值”来替代政治整合，于是妖孽丛生。

票选政治是这一困境的祸根——政客只要争取到51%的选票就能执政，这意味着它可以公然抛弃那49%的人。当社会撕裂、认同危机爆发时，政客们不再致力于弥合分歧，而是通过煽动对立来巩固基本盘。

把目光投向中亚、非洲和中东，你会发现更扎心的现实，那里至今仍遍布着部落国家。

从也门的胡塞部落到利比亚的数百个部族，从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体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酋长领地，人们效忠的是家族、是部落、是血缘集团，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所谓“国界”，不过是殖民者用直尺在地图上画出的直线。当部落逻辑大于国家逻辑，国家认同便无从建立。你没法跟一个只认酋长的人谈“民族大义”，更没法让他为一个连路都没有的“祖国”去牺牲。

拉美则是另一番景象。

这些国家表面独立了两百年，事实上从未真正摆脱西方的控制。

先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搞种族灭绝，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没杀完的，就搞生殖隔离——白人与白人生的孩子是一等人，掌握政权和财富；白人与土著生的混血是二等人，干技术活和基层管理；土著与土著生的孩子是三等人，种地、挖矿、当苦力。

这种三六九等的种姓结构，经过两百年“独立”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经济依附和军事政变层层加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可以随时推翻一个不听话的拉美政府；IMF的贷款条件可以让拉美国家把矿产权、水利权拱手让出。

他们没法建立真正的国家认同，因为他们的国家从来就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是跨国资本、门阀寡头和五角大楼的。

所以说，这套以民族、血缘或殖民主子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破产。唯一的例外，是中国。

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并非建立在血缘、宗教或单一族裔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契约之上。我们内部有矛盾，可以争、可以吵，甚至可以斗，但有一个底线谁都不能碰——谁要是敢打中国，我们一定先把敌人打跑，关起门来再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种在“保家卫国”这个大前提下形成的超强凝聚力，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

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是教员与张国焘的路线之争。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认为陕北地瘠民贫，根本养不活大部队，他要打到物产丰饶的川康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教员则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

为什么？

因为教员看到了一个更根本、更残酷的事实：日本侵华不是普通的边境摩擦，不是简单的利益争夺，而是大和民族要把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从九一八到华北自治，日本的目标从来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彻底摧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三光政策”，桩桩件件都在证明：这是一场民族生死战。

在这种局面下，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远远压过了阶级矛盾。如果不抗日，连中国人都没得做了，还谈什么阶级解放？还谈什么共产主义？

教员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悬崖边上果断调整路线：红军必须高举抗日大旗，只有北上，奔赴抗战一线，才能赢得全国民心，才能为中华民族争得一条生路。

张国焘没有这个格局。他只看到川康的富庶，看不到抗日的大义。

历史证明了谁是对的——教员北上，张国焘南下，南下部队在川西高原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而北上抗日，则让红军从一支被围剿的队伍，变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旗帜。

在那个时期，抗日就是最大的“最大公约数”。

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甚至从未与日军正面打过一仗，但在历史上他却被誉为“千古功臣”。为什么？因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共产党、国民党和东北军的联合。虽然手段是“兵谏”，但目的却是为了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魔力。它不仅仅是拉拢朋友，更是在民族危亡的悬崖边上，通过调整利益关系，将原本敌对的阵营捆绑在同一条战船上。

统一战线1.0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斗争”求“团结”——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换取最广泛的抗日同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教员对“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深刻洞察。没有这个洞察，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并非不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但现实是冰冷的：西方列强要求我们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

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屈辱枷锁，新中国绝不答应。

于是，我们只能“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那是最初的朋友圈：18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其中10个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美国对此如临大敌，迅速牵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技术、资金和贸易封锁。

巴统专门设有“中国委员会”，从轮胎、轴承到精密机床，从石油设备到铁路钢轨，你能想到的工业命脉，全被列为禁运品，甚至连游泳裤都不卖，说是我们可能会用来培训蛙人。

美国的目的很明确：不仅要让新中国“站不稳”，更要让它“长不大”。

这是统一战线的2.0阶段，带有浓重的阵营对抗色彩。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老大哥”并不靠谱。苏共的理论建设水平实在堪忧。除了列宁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革命缺口，从斯大林开始，理论建设乏善可陈。

更麻烦的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开始背离马列主义。赫鲁晓夫在1956年提出了“三和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实质上是要放弃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搞“大家庭式”的和平。

教员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导火索是1958年的炮击金门。

中国炮击金门没有提前通知苏联，赫鲁晓夫暴跳如雷，认为这是没把他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当面斥责中国同志。

陈毅元帅当场顶了回去：“这是我们内政，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随后，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这触犯了教员的底线——这不仅是军事合作，更是要控制中国的国防自主权。这让教员极度不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1958年进行大跃进的原因。教员已经明确的感知到，苏联要转向，赫鲁晓夫不靠谱。我们必须以最快的时间尽快完成156个工业项目，尽快消化吸收。

靠天天塌，靠树树倒。一切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1959年，印度趁火打劫，入侵我藏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反击。赫鲁晓夫这时正在访美，与艾森豪威尔戴维营会谈后顺道访问北京，居然当面训斥中国坏了苏美缓和。他说，我们应该对印度让步。

这就是叔可忍，婶也不可忍了。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与施压。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苏事实上已经决裂。

1961年赫鲁晓夫更是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放弃工人阶级领导。

1962年，中国把印度揍了一顿，苏联很没面子，更加不爽了。但考虑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我们一直没有将中苏问题公开化，相反，苏联塔斯社在1959年就将矛盾公开化了。

苦口婆心，忍辱负重，并没有换来苏联的积极回应。

1963年，中国发布《九评》，系统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背离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建党学说、革命论和帝国主义论。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

从1960年到1972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最艰难的岁月。北约封锁我们，华约也打压我们。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甚至讨论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疯狂计划。

那时候，我们的朋友似乎只剩下阿尔巴尼亚和古巴。

但教员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在绝境中打开局面。

既然美苏都要搞我，那我去找那些被压迫的穷兄弟们。

这就是统一战线3.0：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与三个世界的划分。

教员认为，美苏是第一世界；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它们虽然富裕但受制于超级大国；另一部分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是革命的主力军。

那一刻，中国就像当年秋收起义失败后向井冈山进军一样。蒋介石追着我砍，汪精卫也要杀我，那我就上山，去找绿林好汉。在国际上，我们就是去找那些被大国霸权欺负的“绿林好汉”。

坦赞铁路就是那个时代的丰碑。中国在自己饿肚子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帮助非洲兄弟修路。这种真诚的交友方式，让中国在1971年得以“被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

甚至可以说，统一战线3.0直接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

当时的逻辑链条是：因为中国坚决反苏，代表了亚洲的地缘政治稳定力量，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不得不放下身段来北京朝圣。

这叫作“联美抗苏”。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原加盟共和国纷纷与中国建交，沙特、以色列、韩国等原本敌对或观望的国家也陆续与中国握手。截至1992年，建交国家达到154个。

统一战线3.0的本质，是在两大集团夹击的夹缝中，通过构建“反霸”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上站住了脚，更在事实上成为了第三世界的领袖。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中国使成了美国要肢解的下一个对手，于是我们就有了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南联盟炸馆事件……我们实力不行，只能忍辱负重。如今的国之重器，很多都是在那段憋屈的岁月里秘密立项的。

转机发生在2001年。那个被称为“土木老哥”的本·拉登，用两架飞机测试了美国世贸大楼的抗冲击强度和耐火极限，彻底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给了我们宝贵的喘息之机。

同年，中国加入WTO。

此后的十年，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到了2012年底，外汇储备已达3.31万亿美元。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美元是核动力印钞机印出来的绿纸，握在手里就是废纸。我们必须把钱花出去，变成资源、能源、产业和资本。与此同时，中国的体量已经庞大到无法再“韬光养晦”了。

2013年3月，我们首次在莫斯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3年9月，我们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10月，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我们相继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怎么才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我们又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这就是统一战线4.0。

这一次，我们不斗日本，不斗美国，也不斗苏修。4.0只有一个主题：发展。

不管你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立宪还是部落酋长国；不管你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只要你想修路、想通电、想让孩子吃饱饭、想让国家摆脱贫穷，我们就一起玩。

来来来，我们一起共商、共建、共享，一起挣小钱钱。

我们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输出模式，不干涉内政。我们帮你建港口，你拿矿石来换；我们帮你铺5G，你让农产品卖到中国来。

这就是中国作为“基建狂魔”和“世界工厂”能提供的独特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提出十年来，152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与我们签订了合作文件。

联合国会员国一共193个，剩下的41个没签的主要有三类：一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极少数；二是铁了心跟美国走的“五眼联盟”及核心盟友；三是国家太小，签了实际意义也不大。

152对41，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统一战线。

金灿荣教授曾笑言：如果世界上有“丐帮”，中国是天然的帮主。我们不去搞G7那种富人俱乐部，我们搞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升级版。

最近有一则新闻很有意思：在今年的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投票中，坚定撑乌撑以、与美国亦步亦趋的德国，惨败给了奥地利和葡萄牙；美国力挺的菲律宾，输给了吉尔吉斯斯坦。

也许这就是“丐帮”的力量——虽然单个看起来不起眼，但当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一人一票地投票时，他们手中的权力足以改变世界格局。

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我们免除了非洲所有建交国100%税目的关税；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存量已经高达6000亿美元（含离岸）。那些曾经自视甚高的欧美精英，正在故步自封中看着自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一点点被蚕食。

统一战线1.0，是为了生存，斗日本；

2.0，是为了站队，斗美国封锁；

3.0，是为了破局，在美苏夹击中突围，确立大国地位；

4.0，是为了复兴，带着“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发展。

这四次演变，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顺应时代大势，找到不同阶段的最大公约数。

五、统一战线的本质是人心

回望百年，为什么有的政权看似强大却瞬间崩塌，有的政党看似弱小却终成伟业？

区别在于：你是站在人民之中，还是站在人民之上。

蒋介石不是不懂统战，他通过江浙财阀、通过买办资产阶级获得了巨额美援，但他抛弃了广大的工农，抛弃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他以为有了飞机大炮和美元，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呢？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八百万美械部队灰飞烟灭。

中国共产党则不同。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从“三三制”到“政治协商会议”，始终在做一件事：让大多数人觉得，这个政权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

统一战线的最高境界，不是权谋之术，而是民心所向。

当前，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虽然也在搞“印太战略”、搞“芯片联盟”，试图组建针对中国的小圈子。但他们玩的是“排他性统一战线”——把中国排除在外。

而中国玩的是“包容性统一战线”。我们不强迫任何人选边站队，我们只是创造机会，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你可以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但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你可以在意识形态上批评中国，但在气候变化、反恐、减贫等全球性议题上，你必须找中国合作。

这就是中国统一战线的艺术：不必非友即敌，求同存异即可。

你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天就塌不下来。

统一战线，永远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