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没招了，也没有积蓄。回来还有父母支持我，起码房租不用掏。”

在北京传媒与内容运营行业打拼近十年后，33岁的辽宁丹东人冯静媛因遭遇欠薪与裁员，在去年回到东北，选在靠近丹东老家的辽宁省会沈阳落脚。但这次返乡并非满怀热情：“如果有得选，我肯定还想南下。”

位于辽宁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原址是沈阳铸造厂的翻砂车间。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博物馆里，大型机械和钢铁设备记录着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记忆。（沈泽玮摄）

她原以为沈阳较低的生活开销能让日子轻松些，求职过程却很快被泼了冷水：招聘网上标着“5000元至1万元”的岗位，大多是底薪加高提成的套路，单休与隐形加班更是面试时才暴露的“隐藏条款”。

对于传说中的东北松弛感，她不认同：“哪个老板会花5000块让你坐着摸鱼？”

能暂时留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父母承担房租和社保的“代际兜底”。她本来找到一份为互联网大厂提供外包服务的工作，但负责的项目在受访前一周瘫痪了，她也再次陷入无收入的“放假”状态。

冯静媛的经历是东北人口流动格局变化的一个切面。

东北三省人口总量虽然仍在收缩，但外流趋势放缓，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变化正在显现。以辽宁为例，去年跨省净流入常住人口4万5000人。这是继2023年辽宁扭转连续11年人口省际净流出局面后，再次实现人口净流入。只是算进自然死亡加上少子化因素，人口还是减少24万人。辽宁省会沈阳的常住人口，去年也增加3万3000人。

东北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李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将东北人口问题形容为一座“冰山”。以辽宁为例，沈阳和大连是较早出现人口增加的两个城市，随着沈阳和大连的“冰山”带头融解，“整体冰山已经开始融化，东北整体结构在发生变化，不像过去那么严重”。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洁则分析，人口迁移的核心动力始终是就业和收入。当外地收入不足以抵消房租、高昂生活费及远离家庭的代价时，回乡是理性选择。但较低生活开销只能降低回乡门槛，无法自动提供留下来的理由。“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就谈不上高质量的生活。”

生活开销低 但钱不好赚

沈阳人小赵（程序员，32岁）和太太小鱼（匿名，国企文员，32岁），曾对比沈阳与南京的日常开销：沈阳800元能租到单位附近的房子，11元吃一顿面条加鸡架能吃撑；在南京，5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要2500元，一碗面20多元还吃不饱。

但伴随较低生活开销的是低薪资与匮乏的匹配岗位。小鱼因工作调动从南京回到沈阳后，小赵却一直在沈阳找不到合适工作，只好留在浙江。

小鱼9月即将临产，小赵心里着急却无可奈何。在他看来，沈阳除了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等岗位，其他工作大多“钱少又累”，“沈阳感觉越来越不适合年轻人待着。”

这也间接印证一位沈阳出租车师傅说的：“工作好找，钱不好赚。” 他的意思是，送外卖、服务员等工作还是有，就是工作辛苦、收入低。

“东北最火的那一代人就是我的父亲，现在70多岁了。那是东北最辉煌的时候。” 师傅如是形容父辈年轻时的盛况。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沈阳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聚集了大量重工业企业和国有单位，常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在工厂上班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意味住房、医疗、教育和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这段轰鸣岁月如今沉淀在沈阳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里。 

位于辽宁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原址是沈阳铸造厂的翻砂车间。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博物馆里，大型机械和钢铁设备记录着上世纪50至7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记忆。（沈泽玮摄）

当被问及沈阳如今有哪些支柱产业时，师傅们都说不清，甚至觉得“沈阳没啥了”。

沈阳当然不是没有产业，汽车、装备制造底蕴仍在，机器人、智能制造、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也在培育。问题在于，这些产业能否转化为普通人能够获得的就业机会，以及感受到的经济活力？

在辽宁沈阳的一家吉利汽车工厂内，工人正在组装甲醇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的生产线上工作。（法新社）

自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但人口流失、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等深层问题仍未根治。

中国元首曾在2023年9月考察黑龙江、去年1月考察辽宁。他2023年在黑龙江主持召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要求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新兴产业入职门槛较高 难复制老工厂就业规模

东北地区长期获中共中央重视，既因粮食、能源、国防和东北亚合作等战略利益，也因这里面对的转型与人口收缩问题在老工业地区具有普遍性。

过去的大型国企能够同时吸纳工程师、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和后勤人员，形成庞大的就业体系，但这种模式早被改写。

今年上半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2.5%、2.4%和3.5%，均低于全国4.7%的平均水平。分产业看，辽宁、吉林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1.3%和2.1%，黑龙江则增长1.6%。三省产业表现不尽相同，但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阵痛仍在。

这种阵痛也体现在人才需求的结构性重塑。《2025年沈阳市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中，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四个产业集群岗位占总量约六成。新兴产业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更高，岗位集中在研发与技术人才，难以复制过去全覆盖的就业结构。

这种供需错位也给企业招聘带来难题。新华社此前报道，沈阳希泰科技公司生产部负责人介绍，数控车工等技能人才紧缺，企业也愿意培养，但青年求职者进入车间工作的意愿不强。

与此同时，产业升级也创造更多门槛较高的专业技术岗位。今年3月举行的沈阳国际软件园专场招聘会上，80家企业提供了千余个涉及软件研发、人工智能（AI）、算法开发等领域的专业岗位。

制造业苦寻技能人才，新兴产业也释放出高专业门槛的岗位，问题不是没有工作机会，而是产业需要的技能，是否与求职者的水平和就业意愿发生错位？求职者面对的，可能是岗位门槛、薪资预期与自身能力之间的现实落差。

李凯评估，吸引年轻人的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企业，而是“有一定技术含量、能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行业与岗位。目前东北仍由传统产业占主导，新兴产业尚未发展成主导力量，但传统工业正通过AI和数字技术进行改造，半导体装备、AI等可能成为新增长点。

李凯说，东北转型不是传统产业退出、新兴产业立即接棒，新旧动能逐步转换是个长期过程。他强调：“东北的转型是长期的，大家要有长期思想准备。”

多个“差一点” 拖累民企营商环境

部分高科技、资本密集型企业提供的直接就业岗位相对较少，扩大就业仍需民营经济、创新创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力。

辽宁大学学者余淼杰、杨伯烨曾撰文指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必须拓宽民企空间，保障它们在资源获取、要素价格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并鼓励民企走“专精特新”道路。

李凯认为，民企发展问题在于自身不够强，这背后又涉及营商环境和体制机制。“很多个‘差一点’，政务服务差一点、审批效率差一点、服务企业的意识差一点，每一个地方可能都只是差一点，但这些‘差一点’累积起来，就形成了整体环境上的差距。”

辽宁已把优化营商环境列为“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时期重要任务，提出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并整治违规异地执法、逐利性执法等问题。

与此同时，产业转型也在重塑就业结构。辽宁正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这意味产业升级不仅要有高端研发人才，也须要补足就业“中间层”，增加更多懂技术、会操作设备的技术技能人才。

中国机器人产业“龙头”之一的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公司，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白车身点焊工作站。由多台高性能工业机器人构建的多机协同焊装单元，展示从传统焊装到先进连接的制造能力。（沈泽玮摄）

熟人社会温情成人口回流引力

东北老工业城市留下的不只是厂房，还有熟人社会的人情纽带，以及由此延伸的职场观念。部分受访者提到，一些单位除了本职工作，还要应对“上礼、送礼、会来事”等人情压力与体制内传统观念的束缚。

冯静媛回到沈阳后，父亲曾建议为她引荐事业单位的工作，前提是要去掉纹身。她拒绝：“既然纹了，就没打算洗。”

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温情也构成了人口回流引力。

曾在京沪杭打拼多年的年轻夫妇赵文政和杨欢回沈阳开面包店时，顾客就帮忙找木工，邻居主动对接资源。

杨欢说：“东北人真把你的事当自己的事。虽然南方大城市办事效率高，但东北人的热情能促成事儿。跟很多顾客、朋友处成好朋友，情绪价值拉满，只有在东北有这种感觉。”

赵文政和杨欢夫妇在沈阳铁西区的1905文化创意园开设面包店。（沈泽玮摄）

许二二在沈阳铁西区的1905文化创意园开设工作室，并售卖文创产品。（沈泽玮摄）

曾在海南、深圳创业的雕塑师许二二回到沈阳后，车子在零下20度街头抛锚，滴滴司机和十多名陌生路人围过来搭电，司机最后甚至不收钱。天寒地冻中的那份温情，让他当下决定留下。

他说：“南方城市更强调边界和规则，东北少了些刻意保持的距离， 更传统、更真挚、更原始一点。”

洗浴经济出圈 却难成重点产业

温情能解决生活问题，却无法替代发展问题。传统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后，沈阳也在寻找新增长点。文体旅、东北超、餐饮等持续发展，“洗浴经济”更频频出圈，洗浴休闲逐渐与餐饮、娱乐、住宿等业态融合，形成一站式综合消费场景。

中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沈阳“洗浴经济”出圈，洗浴休闲逐渐与餐饮、娱乐、住宿等业态融合，形成综合消费场景。图为沈阳洗浴中心“沐里沐外”的泳池区域。（沈泽玮摄）

李凯认为，洗浴等特色消费可以成为沈阳的城市消费文化和地域品牌，并带动餐饮、交通、住宿等相关消费，但不会成为重点产业。他判断，东北未来更可能是“整体跟随，局部突破”：东北整体跟随全国经济发展，一些城市、产业和领域率先突破。如果人口、产业与城市发展能够相互带动，“出现正向循环，就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对冯静媛来说，她想要的只是一份朝九晚六、双休、可以维持身心健康的工作。放假中的她，边刷着岗位信息，边安慰自己沈阳生活舒坦，惟东北漫长的冬天仍是硬伤：“我就想去一个温暖的地方，是不是一线城市不重要。”

远在浙江打工的小赵，还在等待回沈阳与妻儿团聚的契机；经营工作室的许二二则打定主意在老家扎根：“回家挺安稳的，更适合自己的节奏。”

有人在等待中挣扎着寻找留下的理由，有人在分居两地中纠结，有人兜兜转转后在家乡找到人生定锚。

沿海发达地区高官调任东北 决心推动转型优化营商环境

具备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治理经验的干部，近年来陆续进入东北省级领导岗位，也使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治理经验更多进入东北。 

除中共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外，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和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都具有较为鲜明的沿海发达地区任职经历。

61岁的许昆林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苏州市委书记、江苏省长；现年65岁的许勤则长期在深圳任职，曾任深圳市长、市委书记。

主政面临产业转型、人口收缩和民营经济发展压力的东北地区后，许昆林和许勤都把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民营经济和推动产业转型列为重要工作。

辽宁在今年首个工作日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许昆林在会上提出，优化营商环境是辽宁“十五五”时期“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他直指政府不讲诚信、行政效能不高、政策效果打折扣、吃拿卡要及“关系文化”盛行等问题，要求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

在企业服务层面，辽宁推行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去年11月起，每名省领导常态化对接20家重点企业，回应企业诉求。

许昆林也将政绩观与产业转型联系起来。他去年底在辽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谈及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时强调，干部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更着眼长远”，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当好“栽树人”。

许勤则强调吸收深圳经验。去年3月黑龙江与深圳举行工作会谈时，他提出学习“深圳速度、深圳质量”，深化黑龙江与广东、深圳在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产业转移、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