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4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离开位于温哥华的住所，前往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参加引渡听证会。（图片来源：DON MACKINNON/AFP via Getty Images）
（海外媒体综合报道）历时近八年的法律缠讼，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所涉“敲诈勒索阴谋案”于9月9日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而这场备受瞩目的诉讼，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却未曾以被告身份出庭。据加拿大独立记者萨姆・库珀（Sam Cooper）披露的一份加拿大情报评估显示，北京当年之所以极力阻止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国，正是担忧她一旦身处纽约，可能配合美方调查、交代更多机密信息。
检方控华为“偷窃、撒谎、掩盖”
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斯托在开庭陈词中用"偷窃、撒谎、掩盖"六个字概括本案核心，指控华为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持续窃取美国技术、欺骗全球银行，并隐瞒其与伊朗政权的业务往来。
检方传唤的首位证人巴赫什蒂是一名美籍伊朗裔人士，曾在2009年伊朗政府暴力镇压示威期间在当地工作。据美联社报道，他向陪审团作证称，华为代表曾向其提出"分析伊朗民众及其网络行为"的合作意向，这令他深感震惊与愤怒。此后，他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有关华为业务往来的信息，并于2011年在得知自己正遭调查后离开伊朗。他的证词，为检方关于华为协助伊朗政权从事国内监控的指控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人证。
华为首席辩护律师赫伯利则在陈词中反驳称，检方是在扭曲正常的全球商业行为，并把个别员工的失当行为放大，借此将一家跨国企业塑造成犯罪组织，他强调华为的行为背后并不存在所谓的"犯罪蓝图"。
案件源起：从秘密立案到孟晚舟被捕
本案由主审法官安・唐纳利负责审理，其源头可追溯至2018年的秘密立案，随后因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而公开曝光，并于2020年扩大为一宗全面的敲诈勒索案。第四次修订后的起诉书共列14项罪名，但检方在开庭前不久表示，将不再就其中两项制裁相关罪名提起诉讼；同时，在9月4日的一份文件中，检方也表示不再将涉及"公司2"（据报道即摩托罗拉系统）的一起商业机密案例，作为支持敲诈勒索指控的预定行为之一。案件余下的指控包括敲诈勒索共谋、窃取商业机密共谋、银行及电信欺诈、洗钱以及妨碍司法。
此案的地缘政治意涵远超一般企业刑事诉讼。美国官方长期怀疑，华为的技术与全球布局服务于北京的战略利益。尽管主审法官唐纳利提醒候选陪审员，"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并未受审"，但围绕本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仍将矛头直指北京。
北京的施压行动：贸易报复、政治渗透与“营救”孟晚舟
据库珀援引的一份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机密评估显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曾在孟晚舟引渡案期间，在加拿大发起一场高强度的施压与干预行动，目的正是阻止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国——北京方面担忧，一旦孟晚舟身处美国司法体系之内，她可能与调查人员合作，透露对公司不利的机密信息。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皇家骑警根据美国的引渡请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九天后，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嫌疑拘留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商人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这份标注为“加拿大绝密”的评估报告指出，加拿大情报部门认为，两名加拿大公民遭拘留与孟晚舟引渡程序，是中国国家安全系统最高层部署的施压行动的组成部分。
该评估称，中共国安部下属多个地区分支曾相互竞争，力图在此事上造成“最大可能的冲击”，而习近平也直接从情报部门获取相关进展汇报。整场行动综合运用了贸易报复、对与加拿大政界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施压、在2019年加拿大联邦大选中进行秘密干预，以及拘押康明凯与斯帕弗等多种手段。
评估文件还提到，中方驻加使团被指根据对时任加拿大领导层的不满，调整其在2019年大选中对自由党候选人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中方也被认为在向加拿大三大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提供秘密支持，以在选情不明朗的情况下"两面下注"，最大化其在加影响力。
CSIS认为，北京将两名加拿大人被拘一事视为报复行动，但同时也可作为绕开正常外交渠道、与渥太华方面进行"私下沟通"的筹码，并预计这一多维度施压行动将持续至孟晚舟引渡程序终结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情报部门当时研判，北京其实预期加拿大最终仍会同意引渡孟晚舟。评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据"未经证实的单一情报来源"显示，若被认为将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北京不排除考虑将孟晚舟"秘密带离"甚至采取极端手段的可能性。
从学界建言到司法部认罪协议
多方公开报道还原了事件后续的发展路径。2019年6月，加拿大学者姜文然曾提出，渥太华可依据加拿大《引渡法》第23(3)条终止引渡程序；随后，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开始公开倡议由联邦司法部长出面干预。据报道，华为方面认为姜文然的相关言论有助于其影响加拿大舆论的行动。
同月，在大阪G20峰会期间，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据报曾向习近平递交一张中文字条，提议私下会谈。数日后，特鲁多的经济顾问、后来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鲍达民（Dominic Barton）在北京与中方进行非正式会晤，会中一名中方官员特别提及第23(3)条条款。
2020年11月拜登胜选后，特鲁多在与新任美国总统的首次双边会晤中，将康明凯与斯帕弗问题列为首要议题。据报道，到2021年年中，鲍达民与中方对口官员已在朝着一项能让孟晚舟返回中国、同时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的解决方案推进。中方律师据称于2021年9月19日提供了美方暂缓起诉协议的拟议文本，次日加拿大举行大选，特鲁多率领自由党再度以少数政府形式获胜。
9月24日，孟晚舟确认了一份长达四页的事实陈述，其中详细列出她曾就华为对Skycom公司的控制关系及其伊朗业务，向一家国际银行作出的不实陈述。美方随即撤回引渡请求，加拿大时任司法部长拉梅蒂依据第23(3)条终止相关程序，孟晚舟随后启程返华，康明凯与斯帕弗也在数小时内获释。
不过，这一协议并未终结美方对华为公司本身的刑事追诉。2026年6月，主审法官唐纳利裁定，孟晚舟当年签署的事实陈述可作为不利于华为公司的证据呈交陪审团——理由是孟晚舟当时（现今仍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已经认可了她以公司高管身份所作陈述中所涉及的相关行为。华为及其三家子公司均已否认全部指控。
指控核心：窃密清单与伊朗业务
检方指控，华为及相关企业自约1999年至2020年间，以欺诈、挖角及窃取等手段获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并对能获取竞争对手机密信息的员工给予奖励。2020年的起诉书还指控，华为曾在2009年德黑兰示威期间安装被用于"监视、识别与拘捕示威者"的监控设备，并将华为的相关行为形容为“蓄意且反复的知识产权侵占”。2019年的起诉书则指控，华为曾试图将熟悉其伊朗业务的相关人员调回中国，并在美国境内销毁、隐匿证据。
孟晚舟当年签署的事实陈述亦确认，“华为实际控制着Skycom，Skycom员工实质上就是华为员工”，并且华为促使约1亿美元的Skycom相关交易通过美国金融体系清算。
据公开报道，此案所涉知识产权受害企业包括思科系统、摩托罗拉系统、富士通、Quintel科技公司、T-Mobile及CNEX Labs，涉案技术范围涵盖路由器源代码与操作手册、天线设计，乃至一名华为员工据称用手提包从T-Mobile实验室带走的机器人测试装置。
案件的另一条主线聚焦于Skycom——检方将其形容为华为用以开展对伊业务的“非正式子公司”。检方指控，华为向汇丰银行等多家银行隐瞒了这一从属关系，同时促使约1亿美元的Skycom相关交易经由美国金融系统完成清算。
目前，庭审仍在布鲁克林持续进行，预计整个审理过程将耗时约四个月。而据CSIS评估，北京当年围绕孟晚舟案对加拿大采取的施压手法，在今天的全球贸易博弈中仍可视为某种延续。评估文件在"利用贸易限制迫使渥太华让步"一节中指出，中方曾借限制加拿大油菜籽与猪肉进口，作为迫使渥太华在孟晚舟引渡问题上让步的手段，并称此类做法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北京的一贯策略，此前已先后对韩国（2017年）、挪威（2013年）、菲律宾（2012年）及日本（2010年）采取过类似行动。
评估还指出，此类经济施压的真正目标并非加拿大整体经济，而是那些与政府高层有直接联系的商界人士。文件披露，中方在正式发布相关通知前，即已“点名”加拿大大型粮商理查森国际公司作为首个打击对象，评估认为原因有三：该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利丰厚、其高管与加拿大政要有直接接触渠道，且其体量尚不足以对中加长期贸易关系造成实质性损害。此外，中方还对加拿大另外三家农产品企业维特拉、德蒙德出口公司及奥利梅尔实施了进口限制，CSIS当时仍在评估这几家企业是否符合同样的选择逻辑。评估强调，上述四家企业均未被指控存在任何不当行为，而更像是被用作施压的工具，且这类针对性的贸易行动，很可能难以通过单纯的贸易或技术手段得到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