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發生前三天，我招待一位外地來的朋友，她想從高處俯瞰紐約。我提議去世貿中心北塔107層的「世界之窗」餐廳喝一杯。我們遲到了一分鐘，沒趕上最後一班電梯。

「下次吧,」我記得當時這樣對她說。當然，不會有下次了。

在一個城市生活多年，會沉澱出一種私人記憶的考古層。一個街角、一家酒吧、一棟辦公樓、一個遊樂場、一處曾經鍾愛的餐廳或書店的舊址——每一處都喚起一段被掩埋的生活，每一處都有各自的境遇、人際關聯和情感色調。

1998年，我入職《華爾街日報》，當時報社辦公室就和世貿中心隔一條街。我每天在科特蘭街站下地鐵；健身房在雙塔之間萬豪酒店的頂層。那年夏天，我在南塔陽光明亮的大堂的郵差服務點把碩士論文打印稿連夜寄往倫敦，我對自己說：「學業永遠結束了。」

偶爾我也會想到再次發生恐怖襲擊的可能，比如拉姆齊·優素福1993年策劃的地下爆炸案。但我從未設想過噴氣式客機撞入大樓、行兇者與受害者一同被烈焰吞噬的場景。

事發當天，我正在耶路撒冷為《華爾街日報》做報導。我在電視上看著雙塔倒塌，心想同事中會有誰遇難。（奇蹟般地，無人遇難——儘管有幾人和死神擦肩而過，而且他們還完成了另一項奇蹟——第二天照常出版報紙，並因此獲得普立茲獎。）那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幾次感到強烈的祈禱衝動的時刻。在西牆，我在《詩篇》中讀到了這段經文：

求求你，移步來這無沿的廢墟，看敵寇施暴，聖所的慘狀：你的仇人在會幕裡咆哮，懸他們的旗幟與圖符。

此後不久，我因一份新工作移居以色列。三年後回到紐約時，我已經有了家庭，辦公室正對著那個被稱作「歸零地」的巨坑。很長一段時間，坑內似乎毫無動靜，即便有，也如冰川般緩慢。在我看來，這象徵著9·11之後全國性的癱瘓，「證明著，」我在2009年一篇心酸的專欄中寫道，「一個每個人都有發言權卻什麼事都辦不成的社會。」

我錯了。

歸零地或許確實一直困於法律僵局——並且覆蓋著比此前公開承認的更多的有毒粉塵。但它周圍的社區正煥發生機，這得益於公民精神、政府補貼與資本主義創造力的共同作用。據《華爾街日報》報導，2000年至2026年間，下城公寓數量增至原來的將近三倍，從1.3萬套增加到3.7萬套。炮台公園城——舊塔正西邊的社區——成了有幼童家庭的綠洲，我們家三個孩子也在其中。在那裡生活的16年裡，我從未為孩子們的安全擔心過。

只有一次例外。2017年萬聖節，我們的兩個孩子還在外面，我聽到一聲撞擊和可能是槍響的聲音，接著警笛聲一輛接一輛。12歲的兒子回到家告訴我們，他看到一輛卡車撞毀在我們這條街的拐角，擋風玻璃上有血跡。一個名叫賽義富洛·賽波夫的烏茲別克斯坦男子駕駛一輛租來的家得寶卡車沿哈德遜河單車道衝撞，導致八人死亡，多人受傷。

川普總統藉此事抨擊移民——以及查克·舒默。但我記得的是鄰居們冷靜而明智的應對，其中許多人本身就是移民，他們給剛放學的第89公立學校學生提供了藏身地。那是美國最美好的一面。那天晚上，孩子們照常挨家挨戶討糖果。

而歸零地也的確復甦了。週一，又一位老朋友來到紐約，我們一起參觀了那裡。9月初的天氣完美，一如25年前。成千上萬的人——有本地人也有遊客——在我們周圍的景點購物、閑聊、駐足張望。

我們參觀了聖尼古拉聖堂，這座令人驚嘆的建築取代了原先坐落在雪松街近旁那座樸素的希臘東正教小教堂。我們走過橡樹蔭下的廣場，廣場環抱著紀念水池，池邊刻著遇難者的名字。我們下到巨大的地下商場，它的結構像一隻巨大的恐龍的肋骨骨架——這絕對是一個讚美，從某個角度仰頭望去，可以看到環繞遺址的最高塔樓頂端尖頂。我們倆都記得舊世貿中心的廣場，那樣冷峻而缺乏生氣。如今的一切好太多了：引人沉思卻不陰鬱；氣勢莊重卻不拒人千裡；給人庇護卻不封閉。

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城市公共成就。

2001年9月11日，死亡的力量造訪曼哈頓下城，造成了可怕而無法彌補的代價。25年過去，已然清晰的是——尤其對我們這些經歷過那個日子前後兩個時代的人來說——生命的力量被證明遠為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