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许久不曾谈论的传销问题，9月初因外交部和警方联合声明再次引发关注：52名新加坡公民因涉嫌参与疑似传销活动及违法行为，在中国广西被逮捕及扣留。这相信是迄今涉及最多新加坡公民在海外被捕的单一事件。 

尽管案情尚未公开，但外界普遍推测可能与曾在广西盛行的“1040工程”等模式有关。不过，曾经传销泛滥的城市，如今已难看到成群结队的外地人聚集听课洗脑。当骗局不再喊出“传销”口号，而是包装成工作、副业、创业项目、投资机会甚至一段感情时，一般人的心理防线反而更容易被击破。

“有时七八个、几十个人一堆，下午两点半以后尤其常见，一批一批到公园‘开会’‘讲课’，本地人一看就知道是传销。”广西北海市长青公园附近一名店铺老板回忆说。

中国广西北海市2018年被列为全国传销重点整治城市，2019年摘帽。北海市的长青公园前身为烈士陵园，1985年改建为以纪念活动为主的综合性公园。这里曾是传销组织进行户外“洗脑”的标志性聚集地之一。图摄于2026年9月8日。（沈泽玮摄）

广西北海、南宁、防城港等北部湾经济区城市，曾长期是异地聚集式传销重灾区。北海2018年被列入全国传销重点整治城市，2019年摘帽；南宁2018年入列，2021年摘帽；防城港则于2019年入列，2021年与南宁一同摘帽。

老板说，“现在没有传销了，七八年几乎没见过”，过去大批传销人员涌入推高了房租，一套两房一厅过去月租能抬到2800元，如今“600块都没人租”。

《联合早报》记者走访三地发现，昔日公开聚集、成群活动的场景已难见。南宁两处据称曾有新加坡人被带去看房的小区，未见疑似传销者踪迹，也未听到新加坡口音；过去常有传销团活动的金湖广场旁只剩“严打传销”宣传牌遗迹；防城港和北海的小区门口，更多只见“无传销小区”告示牌。

中国广西南宁市青山大桥附近的部分小区，曾是新加坡人赴南宁“免费旅游”时入住的公寓。记者9月6日走进这些小区，并在小区和周边逗留数小时，没有听见明显的新加坡口音。（沈泽玮摄）

广西防城港港口区的恒大御景湾小区过去曾是传销活动的重灾区之一，如今大门竖起了“彻底铲除传销毒瘤，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牌子。图摄于2026年9月7日。（沈泽玮摄）

北海市700余名执法人员曾在2016年12月29日凌晨在多个住宅区开展大规模整治传销行动，查获589名涉嫌传销人员，并查封涉传出租屋157户。东辉瀚林鑫苑是其中一个被整治的小区，记者2026年9月8日走访时，小区门口贴上了“远离传销”的公安宣传告示。（沈泽玮摄）

传销组织过去常借“北海一日游”带人游览洗脑，记者询问当地旅行社时，对方称一日游行程已没办了。在新华书店，记者未能找到《禁止传销条例》出版物，店员边翻书架边说：“以前很多，现在没有了。你的孩子做传销？传销跟诈骗一模一样！”

“看不到”传销，并不等于“不存在”。

一名北海出租车司机讲述了他去年底遇到的一幕：一名来自吉林长春的退休教师被学生带到北海后缴纳了6万9800元门槛费，儿子闻讯赶来强行将她带走。在前往机场的车上，母子俩一路争吵；即便离开北海，这名母亲仍深信自己参与的是“国家暗中支持的项目”。

从街头成群聚集，到如今表面遁形，传销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套更难察觉的方式隐秘存在，甚至越来越融入正常生活。

以数万元门槛费为诱饵 宣称升级可获1040万元

中国在1998年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后，传销组织不断更换载体。早期多以买卖实物商品为名；随着公众警惕性提高，一些组织转向“卖项目”，“资本运作”“1040阳光工程”等概念应运而生。“1040”模式常以6万9800元门槛费为诱饵，宣称达到一定层级可获1040万元回报。 

外语学习

广西是中国面向亚细安（中国称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区域，南宁更是中国—亚细安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传销组织借用这些真实存在的国家与城市发展叙事，再掺和“北部湾”“东盟”“下一个深圳”“一带一路”“国家项目”等关键词，拼凑成半真半假的发财故事。

中国广西首府南宁2018年被列为全国传销重点整治城市，2021年3月与防城港一同摘帽。南宁市是连接中国与亚细安（东盟）国家的重要陆海通道节点，也是中国—亚细安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传销组织看中这些真实存在的国家与城市发展叙事，再掺和“北部湾”“东盟”“下一个深圳”“一带一路”“国家项目”等关键词，拼凑成半真半假的发财故事，向目标人士洗脑。图为位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中国—亚细安博览会常设展示厅，摄于2026年9月6日。（沈泽玮摄）

传销形态也在演变。过去“北派”传销以集中居住、限制自由等方式控制参与者；后来“南派”模式更多依靠心理控制，让参与者表面上仍能正常生活；近年来，又有组织借虚拟货币、数字资产和线上投资等概念包装自己。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网络传销正从实体商品转向虚拟概念，从熟人传播转向更大范围的网络传播，并越来越多结合线上与线下。 

在涉案金额巨大的“某Token”网络平台案中，组织者利用区块链概念吸金，要求缴纳价值500美元以上的虚拟货币作为门槛费，最终发展了3293个层级、260万个账号，流转虚拟货币超过900万枚，核心团队甚至将客服组与拨币组转至境外。

上海警方今年6月破获的特大传销案中，一家公司以“帮助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幌子收取入门费，发展会员32万余人，涉案超过10亿元。相关案件显示，传销组织的地域界限正趋模糊，有的利用互联网以交友、相亲、找工作等为幌子招募不特定人群。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津梁向《联合早报》分析，部分传销模式与非法集资深度结合，以虚构项目、承诺返利吸引资金。这类资金盘幕后团队常设在境外，增加了查处和追赃难度；且更换App架构与名称重新上线的成本极低。

不过，网络并没有完全取代线下。黄津梁指出，一些组织形成“线上引流＋线下建信”模式：先通过社交平台、网络会议接触目标，再通过酒店沙龙、讲座、旅游考察建立信任，随后回到线上完成注册与管理。参与者再也不必长期集中吃住，外界也更难发现异常。

传销地点从公园搬进手机

换句话说，传销只是把活动地点从公园搬进了手机。

黄津梁说，“万变不离其宗，传销的核心在于它很强的激励性”，无论包装成何种概念，只要仍通过发展人员、形成层级和利益分配推动拉人，传销运作逻辑就依然存在。

一个人加入后会产生招募下一个人的动力，一方面是他可能已被彻底洗脑；另一方面若资金流入放缓，维持返利的资金盘便难以为继，最终很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

黄津梁也说，线上境外资金盘正出现向中国农村渗透的趋势。一些农村居民看到身边亲友赚钱便容易跟着投入，有人甚至拿出全部积蓄或抵押房产把钱投进去，“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从事多年反传销工作的民间人士王士次观察到，近年来他接触的案例中，年轻人尤其是在籍大学生并不少见，成都、南京、武汉、南昌等地都有。

他判断，面对就业压力和对快钱的期待，一些较早辍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或希望改变现状的迷茫年轻人，容易被“一年半到两年成功”等承诺吸引。

以工作创业爱情为饵 拉年轻人入伙再洗脑

但真正降低警惕的，往往是熟人纽带。“一个班里比如有五个人在了，第六个过来就感觉很亲切。”王士次说，一个拉一个，原本陌生的组织也变得像熟人圈。

摆在年轻人面前的，很多时候不叫“传销”，可能是一份工作、创业兼职、投资，甚至一段感情。王士次透露，有些组织会先建立恋爱关系，“男的拉女的，女的拉男的”，再以订婚、彩礼或突发疾病等理由要钱，成员还会配合扮演父母、亲家等角色。

潜在成员进入住所后，深度的心理攻势随之展开。招募者会根据特定目标的经历，安排不同的人持续沟通。王士次说：“他不是一个人洗，是一帮人给你洗脑。今天答不好的问题，第二天再由另一个人答。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至于是否接触过外国人卷入传销，王士次说，洗脑的前提是有共同语言，很多基层传销人员不懂外语，“外国人没法沟通，更洗不了脑”。他在营救过程中未曾遇过外籍人士，仅接触过来自台湾的涉案者。

打擦边球还深度洗脑 非法传销屡禁不止

为何臭名昭彰的非法传销活动屡禁不止？王士次列出的因素包括：传销组织打擦边球、取证困难，以及参与者被深度洗脑。

他说，一些组织会刻意控制人员规模以避开刑事追责。“他们控制在29个人，按规定是30个人追责。”

根据中国现行司法规则，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人员达到30人以上，且层级达到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标准在民间常被称为“三三规则”，但并不意味着30人以下就不构成犯罪，人数和层级仍须结合组织者、领导者的具体行为及组织关系综合认定。

更棘手的是证据链。王士次说，传销组织往往不会留下完整的交款和上下线记录。早期北派传销直接收取现金；后来的传销活动中，操盘者常通过他人账户、假名转移资金，或在收到资金后立即由他人取现。银行卡登记人、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取款人可能并非同一人。

王士次还透露，有的幕后主使甚至找身患绝症的人担任公司法人，法人一旦死亡，“就死无对证”。最让人泄气的是，部分底层参与者被深度洗脑，他们拒绝指证上线，警察问什么都不说，加大了取证难度，被警察送回家后还再次返回传销窝点。“穷怕了，都想挣钱。他们以为自己有梦想，坚信这些东西能发财，导致传销越来越多。”

中国依具体情况打击传销 行政监管与刑事处罚并行

不过，缺乏直接言词证据并不意味着案件无法侦破。办案机关可以结合缴费记录、视听资料、人员关系图、银行账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人数与层级。

新加坡狮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邵俊指出，中国打击传销采取行政监管与刑事处罚并行的方式，刑事处罚针对的并非所有参与者。

“该严的就严，该松的就松，关键看这个钱是什么属性，还要看你究竟干了啥事儿。”

他说，涉案人员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实施的行为以及主观认知不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同。参与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宣传、培训等关键环节的人，与单纯受诱骗加入、没有参与组织管理的人，法律责任可能不同。

谈到被广西官方逮捕或拘留的52名新加坡人，邵俊认为，在具体案情和证据尚未公开的情况下，目前不能判定他们会面对什么后果，必须首先厘清这些人究竟在组织中扮演什么角色。

面对质疑 “宏观调控”成常用话术

“宏观调控”这个原本严肃的经济学词汇，在传销组织的话术体系中，经常被用来回应参与者对项目合法性的质疑。

记者本月初走访广西北海北部湾广场时，向一名中年男子询问当地传销情况。对方反问：“你觉得传销很可怕？”随后称国家打击传销是为了“宏观调控”。当记者追问具体意思时，他显得高深莫测，反指记者“死脑筋”。

听了22岁小民（化名）上月差点坠入传销骗局的经历，记者才发现“宏观调控”是万能挡箭牌。

女子包吃包住还安排出游 大学生差点误信“善意”谎言

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当高档公寓管家的小民因想做副业，在抖音上认识一名女子，被“创业平台”引到湖北武汉。对方免费接待包吃包住并安排游玩，随后安排“成功人士”与他聊天。 

第四天，对方推销所谓“五级三晋制”（异地传销惯用的分配制度，“五级”指五个级别，“三晋”指三个晋升阶段），要求缴纳6万9800元或先付3800元首付加入，再靠发展下线获利。当略懂金融知识的小民质疑这就是传销时，对方不断搬出“宏观调控”“十五五规划”“国家政策”解释。

小民忆述：“他一直给我灌输‘五级三晋制’，然后我问这个东西是不是传销，他只用一个词来回答我，就是宏观调控。”对方还称，“五级三晋制”是1998年从新加坡引进的机制，早已列入中国“国家红头文件”，只是不能公开，“一旦公开大家都抢着干，国家其他工作就没人干了”。

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小民遭遇的是异地传销招募套路，在组织话术中常被包装成“资本运作”或“1040工程”。从“五级三晋制”、6万9800元门槛费，到“1998年引进”和“国家机密”，这套话术流传多年，如今又披上了“抖音交友”“副业创业”的网络外衣。

小民很清楚对方的说词可疑，但也意识到持续的心理攻势，已一步步削弱他的戒心。到了第七天，他趁同住人员午休逃离并报警。事后追问那名女子为何骗他，对方只回说：“这是个善意的谎言。”

王士次指出，“宏观调控”是传销组织用来解释公安打击、媒体曝光的常用话术。传销组织编造的虚假叙事是：警察抓人是为了“吓唬胆小的”，让胆小的人退出，胆大的人留下继续发财。

“他们会说，如果所有人都来做传销，没人开火车、当厨师，社会就乱了，所以国家要吓唬胆小的，让胆大的先干。这个‘宏观调控’跟经济上的宏观调控，绝对是两码事。”

面对类似骗局，王士次建议，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把你带到陌生地方，到了之后，别急着住进对方安排的住所，先观察一下。“如果他不上班也不做生意，每天只是带你吃饭、游玩，你就赶紧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