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4日早晨，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Elliot)发现父亲在床上用餐，问起昨晚的情形。罗答说:“发生好多事喔。我见到委员长了。”艾略特问他对这位 中共领导人的印象如何，罗先耸耸肩，然后说:“昨晚和蒋氏夫妇交谈所学，胜过我和联合参谋长团开四个小时的会。”固然蒋花了相当长时间叙述中国军队的困难处境，罗斯福对儿子说，他还是对某些问题不解，如:“为什么蒋的部队不打仗?”为什么蒋“试图阻止史迪威训练中国部队”?为什么他“将数以千计的精兵留守在共产中国的边界”?

罗斯福两大疑问，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隔阂，随之形成的缝隙，成为中共统战的空间，中共的重要大外宣人员斯诺却与罗斯福有三次面谈。

1945年3月中旬，罗斯福与斯诺有过一次长谈。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记述，罗斯福对国共谈判没有进展感到失望。他对斯诺说，蒋介石对共产党要求的某些类似人权法案的保证“提出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而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认识到中共作为游击区的实际政府正在日益增长的力量，正在考虑直接帮助中共抗击日本，打算在美军更加接近日本本土时，将物资和联络官员运送到华北沿海地区。斯诺问他，“我设想，我们的立场是，只要我们承认蒋政府是唯一政府，我们就必须只通过他来向中国供应所有的物资，对吗？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是吧？”罗斯福回答：“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双方联合起来。”这段谈话往往被用来证实罗斯福有意援助中共，然而谈话给斯诺留下的印象，是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府，成为统一和进步的中国的核心”。

从上面一则关于左翼红色作家斯诺与罗斯福的长谈，我们不难发现背后的问题：

其一：斯诺是宋庆龄、周恩来安排、由鲁迅等左翼作家引导的中共大外宣作家，他的书能够影响美国主流社会，特别是能够进入白宫，进而斯诺本人能够与总统交流关于中国的‘实况’，中共的大外宣的成功达到了极致，因为它已实质性的影响到美国核心决策机构与人物；

其二，斯诺看到了罗斯福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也看到了总统利用共产党来平衡国民政府，以促使其更新。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在这里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用美国思维与现实，来要求战时的国民政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军队许多是旧军阀力量整合而成，政府腐败与军队没有战斗力不是战时政府能够及时解决的问题。而美国的亲共力量因此贬损甚至歧视国民政府，支持共产党的声音也因此高涨，而共产党是一支在野力量，对国家不负责，暴力掠夺社会财富以充军费，由于斯诺等人的美化宣传，屏蔽了中共力量的邪恶，而放大了它的民主与正义属性。

其三：罗斯福‘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在壮大，共产党为什么在后方做大？总统听信了斯诺等大外宣的见证，也看到了亲共外交人员与军方人员的报告，但总统犯了常识错误，只要看一眼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就知道国民政府的力量在抗日过程中消耗，而中共军队利用抗日战争在扩张地盘。将中共当成平衡国民政府的力量，甚至当成可以联合的力量，是左翼力量与亲共力量误导白宫的结果。

‘两个政府论’，即将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政权平等对待，是变相承认了中共的合法性，如同现在承认塔里班是合法的政权一样，它利于非法的中共是无疑的，而要求国民政府与红色恐怖组织进行和谈，建立联合政府，这是将水与火放在一起实现共和的美式幻想。美国的‘好心美意’第二次祸害了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第一次是一战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中立，对北洋政府进行武器禁运十年，导致北洋政权溃败，而这一次，在国共战争中武器禁运了一年，国民政府遭受重创，从此形势逆转。

美国的延安考察组目的是联共，被赫尔利挫败，但亲共势力却强势存在着，战时通过容共来获得中共对抗日战争的支持，战后则是期冀中共成为正常的政党，脱离苏联控制，融入国民政府，成为独立国内政治力量，美国的战时设计可以理解，美国的战后在苏联强化对中共的战略与战争支持之时，仍然固守这一国家计划，无异于让水火共容为一体，结果是以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失败而告终。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么苏联的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