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官网发布了沃伦·巴菲特其任内的最后一份致股东信。

巴菲特开头以一句英式表达 “I’m‘going quiet’”，对自己长达60年的传奇投资生涯做了总结。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的阅历以及对后来者的忠告。

至此，长达60年的伯克希尔-巴菲特时代宣告落幕，但巴菲特的投资智慧与人生哲学，仍将长期指引着我们。

巴菲特致全体股东的信函全文如下：

致我的股东们：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再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正如英国人所说，我要“归于沉寂”(go quiet)了。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将在今年年底成为公司的负责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坦诚的沟通者。祝他任期长久。

我将通过每年的感恩节信继续与你们以及我的孩子们谈论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他们乐于与不幸者分享自己的财富。我珍惜这种联系。请允许我今年稍作回顾，然后谈谈我打算如何分配我的伯克希尔股票，最后说几句关于事业和人生的感想。

回顾与感恩

感恩节临近，我对自己能在95岁时仍健在感到既惊讶又感激。年轻时，我可没料到能活这么久。1938年，我差点去世。

那时的奥马哈，医院被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一位友善的天主教徒，会提着黑包上门出诊。他叫我“小船长”，收费也不高。

有一天我肚子剧痛，霍茨医生来看了，说我第二天早上就会好。后来他吃了晚饭、打了几圈桥牌，却始终对我的症状放心不下。深夜，他让我去圣凯瑟琳医院做急诊阑尾手术。接下来三周，我仿佛身处修道院，还挺享受这种“讲台”生活。我喜欢讲话——是的，即使那时候——修女们也很喜欢听我说。

更妙的是，我的三年级老师马德森小姐让全班30个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我大概把男生的信都扔了，但把女生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住院有时候也有“收获”。

我康复期间最难忘的一刻——那第一周其实险象环生——是我亲爱的姨妈艾迪送给我的礼物。那是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立刻给照顾我的所有修女都按上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见过的第一个新教小孩，她们对我也颇为好奇。)

我那时的“理论”——当然很荒唐——是：万一哪天有修女变坏了，而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竟然没采集修女的指纹，这时胡佛局长(J. Edgar Hoover)就会亲自来奥马哈查看我的珍贵收藏。

我还幻想，我和胡佛会迅速找到并逮捕那个叛逆的修女。那样的话，我将因此名扬全国。

显然，我的幻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讽刺的是，后来事实证明，我倒该去采胡佛的指纹——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

那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奥马哈——那时我和朋友们最渴望的东西，是雪橇、自行车、棒球手套，还有一列电动小火车。

接下来，让我讲讲那个年代几个也在附近长大的孩 子——他们后来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而我当年对他们一无所知。

奥马哈的人与缘分

我得从查理·芒格说起，陪伴我64年的挚友。1930年代，查理住在离我现在的家仅一条街的地方。

当年我几乎与他擦肩而过。查理比我大六岁零九个月，1940年夏天，他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赚2美元。(节俭的基因在巴菲特家族血液里流淌)。

第二年我也在那干活，但我们直到1959年才第一次见面。那时他35岁，我28岁。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并永久定居加州。然而，查理始终认为他在奥马哈的早年生活对他影响至深。六十多年来，他是我最好的老师和“兄长”。我们意见有分歧，但从不吵架。我早就告诉过你”这句话从来不在他的字典里。

1958年，我买了人生第一栋也是唯一一栋房子，当然，它位于奥马哈，距离我成长的地方(大致而言)约两英里，离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距巴菲特杂货店六个街区，离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室开车仅六七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1968年，斯坦将《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卖给伯克希尔。十年后，他应我的请求搬到了布法罗。

当时伯克希尔旗下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它的晨报竞争对手展开“你死我活”的报业大战——而我们正处于下风。

最终，斯坦打造出我们的新周日报版，让那份原本血亏的报纸，在随后的几年中为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年化超过100%的税前回报。这笔钱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斯坦从小住在离我家约五个街区的地方。他的邻居之一是沃尔特·斯科特。你们应该记得，是他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带入了伯克希尔。

他一直是伯克希尔的重要董事，直到2021年去世，而且是我的挚友。几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市和整个内布拉斯加州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我原本也该上那所学校——直到我父亲在1942年意外击败一位连任四届的国会议员，赢得选举。人生充满惊喜。

等等，还有更多故事。

1959年，唐·基欧和他年轻的家人住在我家对面，离芒格一家住过的地方不到100码远。当时唐是一名咖啡推销员，但他注定要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以及伯克希尔最忠诚的董事之一。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年收入12000美元，和妻子米琪一起养育着五个孩 子——都得上天主教学校，还要交学费。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朋友。唐来自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他早年娶了奥马哈本地姑娘米奇为妻，后来加入可口可乐公司，成为享誉全球的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唐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老”可乐。

他的“改口”源于一件趣事：当时公司收到了大量寄给“超级白痴”的信件，而这些信全被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那场“撤回声明”的演讲如今已成经典，可在YouTube上观看。唐坦然承认：可口可乐真正属于公众，而不是公司。随后，销量迅速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观看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和凯·格雷厄姆也各有几段精彩的访谈)和查理·芒格一样，唐始终保持着中西部男孩的特质：热情、友善，骨子里是个美国人。

最后，出生并成长于印度的阿吉特·贾因(Ajit Jain)以及我们的未来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都在20世纪末在奥马哈生活过几年。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法纳姆街上，虽然当时我们素未谋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真的有某种神奇成分？

回到奥马哈

我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几年青少年时期(当时我父亲是国会议员)，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当时以为会是长期稳定的工作。

在那里，本·格雷厄姆和杰瑞·纽曼待我很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生挚友。纽约的独特魅力当时如此，如今亦然。

然而，1956年，仅工作一年半后，我决定回到奥马哈，从此再未离开。

此后，我的三个孩 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 子们一直就读于公立学校(毕业于我父亲(1921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1950届)以及查理、斯坦·利普西，以及布鲁姆金兄弟(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还有杰克·林格沃尔特，他创立了国民保险公司，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成为我们保险帝国的基石。

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学校和医疗机构，每个领域都各有优势，人才济济。

但我觉得自己更幸运，结识了许多终生挚友，遇到了我的两位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年幼时就认识了许多有趣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还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结识了许多朋友。总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首看来，我与伯克希尔都因扎根奥马哈而走得更好。如果我生在别处、活在别处、创业在别处，都不会如此幸运。美国中部是一个非常适合出生、养家糊口和创业的地方。说来也巧，我出生时抽到了那根“超长的幸运签”。

幸运与生命

现在，说说我已步入的高龄。

我的基因并不算特别给力——在我之前，我们家族最长寿的记录是92岁(虽然越往上追溯，记录就越模糊)。但我一生都有聪明、友善、敬业的奥马哈医生照顾我——从哈利·霍茨开始，一直到今天。

我的生命至少被挽救过三次，每次都是离我家几英里远的医生救的。(不过，我早已放弃给护士按指纹的习惯。95岁高龄，很多怪癖都可以被原谅……但凡事都有个限度。)

能活到老年的人，都需要巨大的好运——每天都要躲过香蕉皮、天灾、酒驾、分心司机、雷击……各种意外。

但“幸运女神”反复无常——没有更贴切的词——她极不公平。

在很多情况下，权贵与富人分得了远超应有份额的好运——而他们往往并不愿承认。那些生于富贵之家的人，一出生就终身财务自由；而另一些人一开始就面对地狱般的处境，甚至被身体或精神的残缺剥夺了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

在世界上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我生在那里，我的人生可能极为悲惨，而我姐妹们的处境会更糟。

我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尚可，白人男性，在美国。哇！谢谢你，幸运女神。

我的姐妹们同样聪明，性格比我更好，但她们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幸运女神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眷顾过我，但她不会永远守在九十多岁的老人身边。运气，总有极限。

面对衰老与未来

而“时间老人”恰恰相反——我越老，他越感兴趣。而且他从未败北；对他而言，每个人最终都记在他的“胜场”里。

对他来说，每个人最终都会被记为“胜利”。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持续下降时，你就知道时间老人已经悄悄靠近了。

我“变老”得比多数人晚——衰老的来临因人而异——但一旦它出现，就无法拒绝。令我惊讶的是，我总体感觉还不错。虽然行动迟缓，阅读也越来越吃力，但我每周五天都去办公室，和一群很棒的人一起工作。

偶尔，我还能有些有用的想法，或者有人带来我们本不会遇到的机会。鉴于伯克希尔的规模和市场的环境，这样的机会虽不多——但也不是零。

然而，我出乎意料的长寿，也给我的家庭和我慈善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的孩 子们都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72岁、70岁和67岁。

如果说他们三人——如今正值人生巅峰——会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提高他们在候补受托人接任之前妥善处置我几乎全部遗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各自的基金会捐赠的步伐。我的孩 子们现在正值阅历和智慧的黄金时期，但尚未步入老年。这段“蜜月期”终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这个调整并不难执行。不过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我希望继续持有相当数量的伯克希尔A股，直到股东们对格雷格的信任能达到当年他们对我和查理的程度。

这种信心应该很快就能建立起来。我的孩 子们和伯克希尔的董事们都百分之百支持格雷格。

我的三个孩 子现在都有足够的成熟、智慧、精力与直觉去管理并捐赠巨额财富。在我离世之后，他们还能继续掌管公司，这让他们拥有了一项优势：必要时，他们可以制定前瞻性的政策，应对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们或许需要适应周围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从不想“死后掌权”。

幸运的是，三个孩 子主要继承了他们母亲的基因。几十年来，我也在不断成为他们思想与行为上的更好榜样，但我永远赶不上他们母亲。

我还为他们指定了三位备用受托人，以防意外。三人不分先后，也不隶属于哪一个孩 子。他们都是杰出的人，通达世事，没有利益冲突。

我向孩 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不必害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经历过。他们只需要在政府活动和/或私人慈善事业通常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改进，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方式本身也存在不足。

早年，我曾设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我当时很固执，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多年来，我也目睹了政客们拙劣的财富转移、家族传承的选择，以及一些无能或古怪的慈善家。

只要我的孩 子们尽职尽责，我和他们的母亲就会感到欣慰。

他们的直觉很好，从小额资金开始，逐步积累经验，如今每年已能管理超过5亿美元的捐赠。他们三个都喜欢长时间工作，以各自的方式帮助他人。

我加快对孩 子基金会的生前捐赠，并不代表我对伯克希尔前景的看法有任何改变。

关于伯克希尔与格雷格

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当初对他的高期望，那时我便认为他应该成为伯克希尔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

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员工的了解远胜于我，而且他学习能力极强，能够迅速掌握许多首席执行官甚至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我想不出有哪位CEO、顾问、学者或政府官员，比格雷格更适合管理你我的财富。

例如，格雷格对我们财产保险业务的潜在收益和风险的理解，远胜于许多资深的财产保险高管。我衷心希望他能保持健康数十年。如果一切顺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未来一个世纪里应该只需要五六位首席执行官。公司尤其应该避免选择那些以65岁退休、追求暴富或建立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

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的优秀且忠诚的首席执行官会罹患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严重的长期疾病。

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却未能采取行动。这种疏忽可能会铸成大错。董事会必须对首席执行官层面的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首席执行官也必须对子公司的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一些过去大型公司的例子。我能给出的建议只有：董事们应该保持警惕，并及时发声。

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们曾试图通过要求披露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的对比来让首席执行官们难堪。委托书的篇幅也迅速从之前的20页或更少膨胀到100多页。

但这些好意并没有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根据我的观察，A公司CEO将目光投向竞争对手B公司，并巧妙地向董事会暗示，他应该获得更高的薪酬。当然，他也提高了董事的薪酬，并且在薪酬委员会的成员选择上格外谨慎。新规引发的不是适度，而是嫉妒。

这种薪酬攀升的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失控。那些身家丰厚的CEO们——毕竟他们也是人——常常感到不安的是，其他CEO的财富似乎越来越丰厚。嫉妒和贪婪总是如影随形。又有哪位顾问会建议大幅削减CEO的薪酬或董事的报酬呢？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各业务的前景略好于平均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几家规模庞大且彼此不相关的优质公司。但十年、二十年后，会有不少公司表现超越伯克希尔——规模的庞大本身是一种负担。

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打击的概率，比我所知任何公司都低。而伯克希尔的管理层与董事会对股东的意识之强，也胜过我所见的几乎所有公司。最后，伯克希尔的管理方式将始终使其存在成为美国的宝贵资产，而非成为附庸于政府的企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管理层应该会积累相当可观的财富——那是责任的回报——但他们不会沉迷于炫耀或世袭的财富。

我们的股价会波动不定，偶尔会下跌50%左右，这种情况在现任管理层的领导下，过去60年中已经发生过三次。不要灰心；美国会复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也会复苏。

最后几点感想

或许有点自夸，但我很乐意说，我对人生后半程的感受比前半程好得多。

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而自责——至少从中吸取一些教训，然后继续前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找到合适的榜样，并向他们学习。你可以从汤姆·墨菲开始——他是最出色的。

还记得后来因诺贝尔奖而闻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吗？据说，他哥哥去世时，报社搞错了，误印了自己的讣告。他读到讣告的内容后感到震惊，意识到自己应该改变行为。

不要指望有这样的巧合。想想你希望讣告上写些什么，然后过一种配得上那篇文字的生活。

伟大不是通过积累财富、名气或权力得来的。当你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人时，你就是在帮助世界。善良无需成本，却也无价。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永远是最好的行为准则。

我写下这些话，是因为我曾无数次粗心大意，犯过许多错误，但也很幸运地从一些好朋友那里学到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当然，离完美还很远)。

记住，清洁工与董事长一样，都是值得尊重的人。

祝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连那些“讨厌鬼”也一样；改正永远不晚。别忘了感谢这个国家，感谢它为你创造的种种机会，但也要明白，它分配回报的方式，难免带点任性，有时甚至不那么光彩。

谨慎选择你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你总能变得更好。

英文原文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