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张又侠的党籍。图：2026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被宣布立案调查，中央军委原七人只剩两人。（Getty Images／大纪元合成）

50年前的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设下一局，以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名，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叫进中南海怀仁堂。官方叫它“粉碎四人帮”，海外常称怀仁堂政变。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今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张又侠的党籍，案子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中央军委此前已经开除了他的军籍。张又侠今年76岁，1月被立案审查之前，坐的也是军委副主席的位置，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习近平。

这两年，海外中文世界里关于北京高层的传言不少。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军中有人看不下去，迟早会出手，张又侠的名字常被提起。在一个选不了领导人、不能自由结社、公开说一句话都要掂量后果的国家，人把指望放在红墙里的明白人身上，是很自然的心理。有人等的是又一个叶剑英，等来的是张又侠的开除通报。

他究竟做了什么，外界至今没有看到证据。官方1月24日宣布立案的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他和刘振立“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华尔街日报》1月25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导，前一天军队高层听取的一次通报提到，他涉嫌向美国泄露核武器的核心技术数据。官方从未公开确认这一指控。9月的通报对泄密只字未提，而周永康、令计划当年的通报，泄密是写明的。

在黑箱政治里，给对手扣上“通敌”“里通外国”的帽子，是“文革”里用得最熟的办法。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两人后来都平了反，但人早已不在了。这不等于说张又侠的案子也是如此，只说明这类罪名的证据，向来只在掌权者手里。

9月的通报给两人的定性是背离初心使命、拉帮结派、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并把结党与买卖官职、收受巨额财物连在一起，却没有公布一件具体事实，罪名也没有点明。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分析认为，什么算不忠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近平本人的判断。按以往高级将领的先例，军事法院的审理多半也不会公开。

就算红墙里真有人动了手，而且成了，接下来会怎样，50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先例。

两次走进怀仁堂

1967年2月11日与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碰头会，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当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发难。叶剑英当面质问他们，搞乱了党和政府还不算，为什么还要把军队搞乱。毛泽东得知后大怒，这场争吵被定为“二月逆流”，谭震林挨批最重，其余几位也都靠边站。

9年后，还是这座怀仁堂。1976年10月6日晚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接到通知来开会，三人到场后被宣布隔离审查，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也被带走。

两次都在怀仁堂，两次都有叶剑英和张春桥，结局正好相反，中间隔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死去。1967年毛泽东还在，发难的人输了。1976年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动手的人赢了。

抓走四个人之后

消息传开以后，据当年的记述，北京的螃蟹卖得格外好，很多人专挑三公一母，拎回家下酒。10月24日，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大会，各地跟着游行。这份高兴是真的，十年里很多人家都有说不出口的事。可是堂里赢了的人，并没有打算拆掉什么。

华国锋接班的凭据，是毛泽东生前写给他的一句“你办事，我放心”。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条规矩很快落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身上。1976年清明节前后，大批市民到广场悼念周恩来，贴诗、献花圈，不少诗句骂的正是江青一伙。这场悼念随即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定性经过了毛泽东同意。四人帮进了监狱，这顶帽子却没有跟着摘掉，直到1978年11月，北京市委才宣布那次悼念“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时邓小平一方已经占了上风。

1978年12月，北京动物园的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大意是没有民主，四个现代化只是一个新的谎言。1979年3月29日他被捕，当年10月被判处15年徒刑。他被捕的第二天，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1981年6月，中共通过历史决议，给文革下了结论，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决议写明毛泽东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紧接着又说，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5个月前，特别法庭已经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一场浩劫，领袖那一份叫错误，江青他们那一份叫罪行。

专政本身没有受过审判。1989年6月，它在长安街上又开了一次枪。10年后，它换了一个镇压对象。

红墙外的人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西侧红墙外的府右街，请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抓的学员。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核心理念，当时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公园里公开炼了7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出面接见了代表，天津方面当天放了人，人群在晚上散去。红墙里并不缺明白人，这一回也确实有人出来把事情办妥了。可是江泽民在6月初就定了调，7月20日起全国同时抓人，22日官方正式开始镇压，4月25日那一天，在官方的说法里成了“围攻中南海”。

接下来的做法，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会陌生。报纸、电台、电视台连日同一个口径，单位、街道、学校层层表态，家里有人炼功，亲属的工作和孩子的学业都可能受牵连。要一个人放弃信仰，得让他写下保证书和揭批材料，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套办法在文革里叫“交代”和“划清界限”，1999年以后叫“转化”。

为此专门设立的“610办公室”，名字取自成立的日子1999年6月10日，比公开镇压还早一个多月。这个机构在宪法和法律里找不到出处，2018年牌子摘了，职责并入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发动镇压的是江泽民，执行的是从中央到街道的整个党政系统。

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的音乐人于宙，据家属和法轮功方面讲述，就是在这套机制下被迫害致死的。他是民谣乐队“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鼓手。2008年1月26日夜晚，演出结束后的于宙和妻子在返家途中被警方拦截搜查，据家属说，只因车内有法轮功书籍，两人随即被关进通州区看守所。11天后的除夕夜，家属接到病危通知赶到医院时，于宙已经离世，终年42岁。当年也有外媒报导过此事。1976年秋天怀仁堂抓走四人帮、全国敲锣打鼓的时候，他还是个只有10岁的孩子。

于宙死后，红墙里又换过好几茬人。2007年到2012年主管政法系统的周永康，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公开的通报和判决里都没有提到法轮功。

2022年组成的中央军委共7人，到今年9月只剩习近平和张升民。通报说，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了锻造，变得更纯洁、更巩固。

墙里谁输谁赢，1976年已经演过一遍。四人帮倒台后，大批冤案得到平反，经济也松了绑，这是事实。可魏京生照样被判15年，1989年长安街响了枪，1999年同一套机器又换了镇压对象。只要发动和维持迫害的人不被追问，体制自身的罪不被清算，换多少茬人，这台机器的用法都不会变。墙里的任何清洗与洗牌，不过是让它多转几圈，给国家和民族带不来真正的生机。

盼红墙里再出一个叶剑英，是盼有人替墙外的人把事办了，可墙里谁输谁赢，墙外的人左右不了。这些年，不少大陆民众在海外的退党网站上，用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是“永不叛党”，他们当年入队、入团或入党时宣过誓，如今公开声明与那份名册划清界限。

怀仁堂里下一次传出什么消息，谁也说不准，一个人要不要继续留在那份名册上，用不着等那里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