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套塑料袋、手持身份证，一名“员工”面对镜头实名控诉公司国庆长假不放假，要求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自10月1日中国国庆长假开始以来，类似视频接连出现在短视频平台，其中一些直接由商家账号发布。画面中的员工似乎都因不堪老板压榨而出镜维权，却又担心遭到报复，只好用塑料袋遮住面孔。
结果，这些看似冒险的举报，实际上可能连同“受害者”的身份，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网信乐山”微信公众号10月2日通报，网络账号“四川耐佳陶瓷专业地铺石”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视频，引发关注。四川乐山夹江县有关部门核查后确认，视频是建材商家为博取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而虚构的“实名举报”剧情，已责令商家下架。
红星新闻星期一（10月5日）报道，涉事企业卢姓负责人已被行政处罚。
四川广播电视台旗下新媒体“四川观察”进一步检索发现，“塑料袋套头＋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已成为一种可供复制的流量模板，并非真实维权，而是借虚假举报博取流量、引流卖货。
也就是说，从“受害者”的身份、举报的方式，到冲突如何展开，这些维权举动实际上都可以事先设计、批量复制。
进入镜头的现实焦虑
在新媒体时代，商家有很多吸引顾客的方式，但四川耐佳陶瓷偏偏选了摆拍“员工实名举报老板”的方式。
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类剧情既借用了实名举报的真实感，又抓住了公众对劳动者处境的现实关切，容易让人相信，也容易引发共鸣。
实名举报之所以容易让人信服，是因为公开身份往往意味着承担风险。举报者可能面对工作上的压力，甚至担心遭到报复。观众也因此容易产生一种判断：既然敢亮出身份证，应该不至于拿自己的身份编故事。
摆拍者利用的正是这种心理，通过展示身份证强化实名维权的形象，再利用塑料袋套头营造出害怕被认出的紧张感，让镜头里的“员工”显得既无奈又坚决。
然而，亮出证件不等于所言属实，甚至未必真的公开了身份。这些视频中的“员工”虽然手举身份证，却遮住了上面的个人信息，或只展示证件的背面。
这名“员工”10月1日在抖音发布视频，实名举报公司国庆假期不放假，但展示的是身份证背面。视频随后被证实为摆拍。（视频截图）
这类剧本也抓住了劳动者的现实处境。加班、欠薪、职场欺凌和维权困难，都是许多人经历过或担忧的问题。即使不认识镜头里的“员工”，观众也可能因为那份委屈似曾相识，而愿意相信、声援，甚至帮忙转发。
摆拍者正是利用这种情感共鸣，把真实困境包装成虚假的个人遭遇，调动观众的同情和愤怒，赚取流量。
类似套路早已出现在其他摆拍视频中。2024年，一段“211毕业男子被裁后瞒着妻子送外卖”的视频，就将高学历者的就业困境以及外卖员的谋生压力交织在一起，借多重焦虑调动观众情绪。
视频中，一名38岁男子失业后瞒着妻子送外卖。妻子得知后，责备中带着哭腔，表示年后要和丈夫一起上班，共渡难关。
一段“211毕业男子被裁后瞒着妻子送外卖”的视频于2024年1月广为流传，声称男子某天送餐收入仅128元人民币。视频后来被证实为摆拍：男子自注册成为骑手以来仅送过两单，展示的收入截图也来自另一名骑手。（互联网）
这番苦情又温情的叙事，让相关话题阅读量很快超过8000万。但央视《焦点访谈》后来披露，这段视频是摆拍演绎，连用来佐证外卖收入的截图，也来自另一名骑手。
中国网信办去年曾通报，“萧鑫传媒”等多个账号反复摆拍外卖骑手遭殴打、侮辱，以及与消费者、保安发生冲突的情节。美团今年4月又发文辟谣“除夕前夜外卖女孩无家可归”“带20岁外卖女孩回家做保姆”等卖惨剧情。
故事不断翻新，但它们借用的都是骑手谋生不易、家庭负担沉重和劳动者生活艰难等现实处境。摆拍者将这些困境戏剧化、极端化，利用公众的同情与愤怒吸引关注，再通过引流至私域社群、售卖课程或直播带货等方式寻求变现。
大众新闻报道，单条此类爆款视频的流量收益可达万元人民币级别。
这些“流量剧本”之所以容易奏效，恰恰是因为它们并非凭空创造焦虑，而是将真实的焦虑搬进镜头。越多人经历过、担忧过的困境，越容易让人代入，也越容易被摆拍者利用。
冲突吸引观看，情绪推动转发，关注又可能转化为收入。一套剧本只要获得流量，就容易引来人们模仿。
一名香港建筑工人戴着太阳眼镜在炎炎夏日下工作，图摄于8月10日。（路透社）
大众新闻的一篇评论指出，一旦这种视频的造假成本远低于收益，模板化的“流量剧本”就难以根除。换句话说，对账号运营者而言，只要有利可图，被拆穿的故事只要换个主角、换个账号，就能再演一遍。
中国网信办自去年起已陆续通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标注的账号。但治理这类视频，还需阻断虚假内容的获利途径，厘清并追究背后运营团队、投流方和带货商家等参与者的责任。
如何让摆拍者及背后的获利者不再从摆拍视频中尝到甜头，仍是平台和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
“狼来了”困境
事实上，摆拍的影响并不止于虚构一场遭遇、欺骗一批观众。摆拍者赚走流量后，留下的信任缺口未必会随着视频下架而消失，还可能波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让下一次真实的举报更难取得信任。
实名举报原本是公众反映问题、开展社会监督的一个渠道。一些求助者选择公开身份，是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得到认真对待，推动问题解决。
例如，《华商报》大风新闻今年7月报道，陕西淳化一建设项目的资料员在讨薪过程中发现工资发放异常，向当地人社局实名举报。有关部门核查后确认，项目通过伪造花名册套取农民工工资专户资金37万余元人民币，并责令企业如数退回。
这类举报的价值，在于让具体的问题进入调查和处理程序。但当实名举报被反复包装成卖货剧本，它所承载的信任就可能被消耗、甚至透支，让公众逐渐形成另一种惯性：看到劳动者控诉，先怀疑是不是在演；看到弱势群体求助，先猜测是不是卖惨；看到有人实名举报，也先等一等，看事情会不会再次反转。
2018年5月8日，一名建筑工人沿着中国青岛的一条道路行走，旁边是正在兴建的住宅楼。（彭博社）
被骗之后提高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反应。但如果对某个视频的怀疑，逐渐变成对一类求助者的不信任，摆拍的影响恐怕就已超出事件本身。
当公众越来越习惯先怀疑、再相信，真正的求助者除了说明自己的遭遇，还得设法证明自己“不是在演”。他们可能不得不公开更多隐私、展示更多痛苦，试图换来信任。但即使付出这些代价，他们的声音也未必能被认真对待。
那些在国庆长假期间真的被迫加班、休息和报酬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劳动者，他们的真实困境，反而可能被淹没在这波虚假举报之中，更难获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