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瑩被美國FBI指控接受中國政府人員指示，專程飛到西雅圖監視台灣總統賴清德的兒子，拍攝他的住宅、汽車和家人；後來準備從洛杉磯飛往中國時，在機場被FBI逮捕。

在她的刑事控告書裡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覺得甚至可能比她監視賴清德兒子更重要。那就是她曾協助聯絡一位擁有1.3億粉絲的超級網紅訪問中國。這件事之所以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是因為她在參與塑造幾千萬美國人對中共的認識，做了一件中共大外宣投入幾十億美元都無法做到的事。

一、張婉瑩與1.3億粉絲的神秘網紅

FBI取得的微信紀錄顯示，2025年10月，也就是西雅圖監視行動結束一個多月後，張婉瑩與中國方面的聯繫並沒有停止。10月22日至24日，她開始討論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有一位超級網紅準備訪問中國，整個中國行大約七天，內容還在策劃中，其中涉及上海，也可以有其他人參與。張婉瑩隨後把這個消息告訴此前與她聯繫的中國政府人員，而且特別強調了一句話：「這個網紅在YouTube上有1.3億粉絲。」

對方馬上追問上海的行程。張婉瑩表示，如果「你們」有興趣，她可以介紹雙方認識。也就是説，同一個關係網絡被用來尋找賴清德的兒子、拍攝他的住宅和汽車；又用來將中國政府聯繫人與一個擁有1.3億粉絲的超級網紅連接起來。前一種行爲具有情報價值，後一種行動則具有巨大的傳播價值。

如果把這件事放到最近幾年中國對外傳播的變化中，就會發現它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北京似乎正在發現一個非常簡單，卻又非常重要的傳播規律：中國政府自己告訴美國人「中國很好」，效果可能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一個美國年輕人本來就信任、每天都在看的超級網紅到了中國，然後面對幾千萬觀眾說：「天哪，中國原來是這樣的！」這種傳播效果，可能比中國政府自己花幾十億美元搞外宣還要好。

二、從450億元大外宣到「講好中國故事」

我們把時間倒回2009年前後。當時中共啟動了一輪非常龐大的「大外宣」擴張。有媒體報導，北京準備投入大約45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時的六十多億美元，推動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全面向海外擴張。新華社計劃大幅增加海外分社，央視後來建立CGTN這樣的國際傳播體系，《中國日報》則進入西方報紙購買版面。中國官方媒體在華盛頓、紐約、倫敦等世界主要城市不斷擴大存在。2011年胡錦濤訪問美國時，這種傳統大外宣達到一個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高潮。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製作了一部60秒的《中國國家形象片》，裡面有姚明、楊利偉、郎朗、章子怡等幾十位中國名人，然後把它放到紐約時代廣場最醒目的電子螢幕上播放。六塊大螢幕，從早上6點一直播放到凌晨2點，每小時15次，一天300次，連續四個星期，總共播放8400次。大家可以想像，這就是那個時代中國政府心目中最高級的國際傳播：世界十字路口、紐約時代廣場、六塊巨型螢幕、幾十位中國名人，一分鐘的片子連續播放8400遍。

但是這裡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一個美國人從時代廣場走過去，看到這部片子的第一秒鐘就知道：這是廣告，是中國政府花錢讓我看的。所以無論畫面拍得多漂亮，無論姚明、郎朗、章子怡多有名，資訊到達觀眾大腦之前，就已經被自動打了折扣。習近平上台以後，提出了一個大家現在非常熟悉的說法，叫做「講好中國故事」。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以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逐漸成為中共對外傳播的核心口號。但是這裡始終存在一個根本問題：誰來講？如果還是新華社講、《人民日報》講、CGTN講，那麼攝影可以越來越漂亮，英語可以越來越流利，主持人可以越來越像CNN，但是美國觀眾仍然知道講話的人是誰。在傳播學裡，這叫做 source credibility，也就是資訊來源本身的可信度。自己說自己好，本身就存在天然的可信度折損。真正的突破是什麼？就是乾脆把「中國政府」這個傳播者從畫面裡拿掉。而中共找到的另一條破圈途徑，可以說出現了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案例。

三、IShowSpeed中國行：比官方宣傳更有效的傳播方式

2025年出現了一個幾乎教科書式的案例，就是中國網民叫做「甲亢哥」的IShowSpeed。他本名Darren Watkins Jr.，是一位20歲的美國黑人超級網紅，當時YouTube已經擁有三千多萬訂閱者。他從上海開始中國行，接著去了北京、成都、重慶、深圳、香港等地，一路拿著手機直播。他看上海外灘、爬長城、坐中國高鐵，也在深圳看華為折疊手機、機器人和電動車。最經典的一幕，是他坐進比亞迪旗下的仰望U8。這輛SUV直接開進水裡，還能漂浮行駛，Speed坐在車裡整個人都瘋了，不斷驚叫。僅僅深圳那場大約六個小時的直播，後來在YouTube就獲得接近900萬次觀看。其他中國直播也動輒數百萬，甚至接近千萬次觀看。再經過YouTube Shorts、TikTok、Instagram，以及全球網友無數次剪輯，實際觸及的人數當然遠遠超過原始直播。

這裡最厲害的地方，不是Speed到底說了多少句「中國真棒」，而是他看起來根本不像一個宣傳員。他還是那個瘋瘋癲癲的Speed，會亂跑、會大叫、會和街上的人開玩笑，也會碰到各種完全不受控制的事情。在深圳，他習慣性地把身體從汽車天窗探出去，中國交警當場叫他下來，坐回車裡。在成都，還有一位後來非常有名的中國大叔，穿著花衣服、拿著一隻滷鵝，突然從人群裡擠到Speed面前，結果被Speed的保鑣Henry一把拖開。更加有趣的是，這位大叔後來居然一路追著Speed，從成都追到重慶，又在香港、深圳、長沙出現，不斷給他送吃的。最後連Speed都認識他了，網友乾脆叫他「Uncle」。這些事情根本不像劇本。恰恰因為不可預測，觀眾才會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這是真的，我是在跟著Speed親眼看中國。

當然，直播也會出現對中國形象不利的內容。Speed在成都時，一位年輕女子突然跑到他面前，說出針對黑人的嚴重種族歧視語言，讓Speed非常吃驚。這種畫面同樣會被直播出去。所以我不認為應該簡單地把Speed中國行說成一部由北京導演好的宣傳片。目前沒有證據證明，他的每一句話、每一次街頭互動都是中國政府安排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即使存在這種完全不可控制的風險，中國官方仍然迅速發現，Speed中國行的整體傳播效果極好。新華社、央視、中國外交系統紛紛討論他的中國行，強調這種「未經剪輯」、「沒有劇本」的直播，讓海外年輕人看到一個與他們原本印象完全不同的中國。隨後，中國方面開始出現更加制度化的海外網紅交流項目。

2025年，有項目公開邀請35歲以下、在YouTube、TikTok、Instagram或X擁有至少30萬粉絲的外國創作者，參加大約10天的中國之旅。行程安排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費用由項目承擔。Channel NewsAsia等媒體當時就注意到，北京正在嘗試透過全球網紅，塑造一個更加年輕、現代，甚至更加「cool」的中國形象。這裡的傳播邏輯，跟2009年的大外宣已經完全不同。以前是中國政府告訴美國人「中國很好」。

現在則是：美國年輕人本來就喜歡的人來到中國，美國年輕人跟著他自己看。一個16歲的美國孩子，可能一輩子不會主動打開CGTN，不會讀新華社英文版，也不會站在紐約時代廣場研究一分鐘的中國國家形象片。但是他願意連續六個小時看Speed。Speed坐上中國高鐵說「這麼快」，幾百萬孩子跟著他一起看到。Speed看到重慶夜景，問這到底是什麼地方，觀眾跟著他一起驚訝。Speed坐進一輛中國電動車，開進水裡瘋狂大叫，幾百萬年輕人也跟著他一起大叫。觀眾最後產生的心理，不是「北京告訴我中國很先進」，而是：「這是我自己看到的。」這兩種傳播方式的說服力，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四、台灣網紅與中國統戰爭議

這個模式對台灣可能更加重要。台灣和大陸語言相通、文化相近，一個台灣YouTuber到了上海、重慶、成都、新疆，拍出來的內容幾乎沒有語言障礙，可以直接進入台灣年輕人的手機。

過去幾年，台灣不斷出現相關爭議。一些網紅表示，有人願意邀請他們去大陸旅遊，提供住宿、交通和拍攝資源，希望他們製作有關大陸城市、生活和社會的內容。

2024年底，台灣網紅八炯和一位很有意思的人合作製作了一部有關中國統戰的紀錄片。這個人就是台灣饒舌歌手陳柏源，也就是後來大家熟悉的「閩南狼」。陳柏源以前長期在大陸發展，曾經是大陸官方非常喜歡宣傳的「愛國台灣青年」。疫情期間，他寫過《全閩抗疫》，連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都公開稱讚他的作品「傳遞正能量」。但是後來陳柏源轉變立場，與八炯合作，把自己過去接觸到的一些運作方式公開出來。按照他們紀錄片中的說法，中國方面可以給台灣創作者提供資源、素材、採訪機會和商業利益，同時希望創作者製作符合特定政治方向的內容。陳柏源聲稱，對口人員甚至曾經給他大量素材，希望他把相關內容寫成歌曲，包括批評民進黨的政治內容。八炯和陳柏源還公開了與大陸媒體相關人士的通話，裡面談到可以協助安排資源、介紹台辦等問題。

五、從八個民主黨派看中共的第三方背書策略

中共可能在八十年前，就已經懂得同一個傳播規律：自己替自己說話，不如找一個站在自己外面的人替自己說話。大家知道，中國大陸現在除了共產黨以外，還有所謂八個民主黨派：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和台盟。今天這些組織已經被正式納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們不與共產黨競爭執政權。

但是如果把時間往1949年以前推，就會發現其中很多組織最初並不是共產黨內部機構，而是真正存在於共產黨之外的政治力量。它們的來源也不完全相同，有知識分子組織、工商界力量、國民黨內部的反蔣力量，也有海外華僑背景的政治團體。所以不能簡單地說，八個民主黨派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共產黨製造出來的外圍組織。但是到了國共內戰後期，其中相當一部分越來越選擇與共產黨結盟。於是，它們就產生了一個共產黨自己無法替代的政治價值：它們可以作為「共產黨以外的人」，替共產黨提供第三方背書。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就強調，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共奪取政權的三大法寶。所以我覺得，從八個民主黨派到今天的外國網紅，中間雖然隔了七八十年，而且兩者在制度和法律性質上完全不同，但是傳播學上存在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共同規律：第一方自我宣傳的可信度，永遠低於第三方背書。而且第三方與共產黨保持一定距離，本身就是他的價值。如果李濟深直接加入共產黨，他作為「國民黨元老」的統戰價值反而會下降。如果一個美國網紅的YouTube主頁直接寫著「中國政府合作夥伴」，他對美國年輕人的傳播價值，同樣會大幅下降。

最理想的情況是什麼？恰恰是這個人看起來完全獨立，甚至最好以前對中國有偏見。他去了中國以後，突然告訴自己的觀眾：「我以前聽到的很多東西，跟我親眼看到的不一樣。」這個傳播效果是最強的。當然，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

1940年代那些民主黨派領導人，知道自己正在進行政治選擇，也知道自己正在與共產黨結盟。今天一個外國網紅，卻完全可能沒有任何這樣的政治意識。他可能只是覺得，有人請我去中國旅行，幫我訂酒店，帶我去長城、上海、重慶、深圳，安排我參觀機器人公司、電動車公司，拍出來的流量又特別好，我為什麼不去？甚至中國方面根本不需要告訴他說什麼。過去需要你支持共產黨，現在甚至不需要。你只需要把鏡頭打開。

六、從購買媒體到借用信任：中國大外宣的轉變

所以，從2009年的450億元「大外宣」，到2011年紐約時代廣場連續播放8400次的國家形象片，再到習近平提出「講好中國故事」，接著是IShowSpeed拿著手機直播上海、重慶和深圳，以及中國邀請國際網紅訪華、台灣網紅統戰爭議，最後再回到張婉瑩微信裡那位擁有1.3億訂閱者的神秘YouTuber。我覺得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對外傳播策略一次非常重要的進化。過去的大外宣是在購買媒體；今天更高級的辦法，是借用別人已經建立起來的信任。

過去的問題是，怎樣讓世界聽到「中國說什麼」。今天的問題則是，怎樣讓世界看到「自己信任的人在中國看到了什麼」。而且這裡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並不是這些網紅展示的東西一定是假的。恰恰相反，中國高鐵確實很快，重慶夜景確實漂亮，深圳電動車和無人機產業確實先進，上海也確實是一座非常現代化的城市。最有效的宣傳，從來不是把一百件假的東西硬說成真的。而是從一千件真實的事情裡面，挑出最有利的那一百件，讓鏡頭長時間對準它。另外九百件事情根本不進入畫面，讓你無法看到鏡頭之外中國最底層百姓的疾苦，包括那些被活摘器官的人們。最後，觀眾產生的感覺甚至不是「有人說服了我」，而是：「這是我自己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