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揭曉，獲獎者是南非裔國際法官納維·皮萊。結果剛剛公布，就在國際社會引發激烈爭議。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公開譴責諾貝爾委員會，指責皮萊長期散布針對以色列的虛假指控。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則在同一天宣布，對整個國際刑事法院，也就是ICC，實施金融制裁。前聯合國人權律師艾瑪·賴利也站出來指控皮萊，稱她在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期間，縱容下屬向中共提供中國異議人士的名單，導致相關人士和家屬面臨迫害。我們一會兒要盤點一下，歷史上那些引起巨大爭議的諾貝爾和平獎。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引發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因為獲獎者皮萊一直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種族滅絕罪行。我們首先來看今年的獲獎者皮萊。

皮萊1941年出生於南非德班，父母是印度裔。她成長於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時期，年輕時就參與反種族隔離運動，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法律幫助。後來，她成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又進入國際司法體系，參與盧旺達種族滅絕案件的審理。2008年至2014年，她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諾貝爾委員會表彰她長期推動國際刑法和人權保護的貢獻，但不知道這跟和平到底有什麼關係。

諾貝爾當年在遺囑中規定，和平獎應該頒給「為促進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廢除或裁減常備軍，以及舉辦和推動和平會議，作出最多或最好貢獻的人」。皮萊幾乎一項標準也不符合。這和2009年諾貝爾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給奧巴馬一樣。曾在1991年至1999年擔任諾貝爾委員會主席的弗朗西斯·塞耶斯泰德（Francis Sejersted），在諾貝爾官方網站發表的文章中明確解釋，和平獎不僅考慮過去的成就，也考慮頒獎可能產生的積極效果。他甚至直接寫道：「Awarding a Peace Prize is, to put it bluntly, a political act.」翻譯過來就是：「直截了當地說，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是一種政治行為。」

既然是政治行動，就難免引發巨大爭議。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基辛格和北越共產黨領導人黎德壽；1994年，頒給了曾經領導巴勒斯坦武裝鬥爭的阿拉法特；2009年，奧巴馬剛剛當了不到九個月的美國總統，就獲得了和平獎；2019年，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獲得和平獎，一年之後，他的國家就爆發了慘烈內戰。

那麼，一個問題就出現了：如果這些政治人物都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麼特朗普推動了《亞伯拉罕協議》，讓以色列和多個阿拉伯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卻始終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我們一個個看過來，再說說皮萊獲獎的爭議點在哪裡。1973年，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授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和北越共產黨領導人黎德壽，理由是兩人推動了《巴黎和平協定》的簽署。這個協議的目標，是結束美國直接參與越南戰爭，並為越南實現和平創造條件。但是，黎德壽當年拒絕領獎，理由是越南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和平。基辛格接受了獎項，卻沒有親自出席頒獎典禮。兩年之後，1975年4月30日，北越軍隊攻占西貢，南越政權徹底垮台。越南戰爭最終結束了，但是對於大量南越民眾來說，苦難才剛剛開始。

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之後，大批南越軍政人員被送入再教育營。政治壓制、經濟改造、財產政策，以及後來針對華人的歧視，推動了持續多年的難民潮。數十萬越南人乘坐簡陋的漁船，冒著風暴、飢餓和海盜襲擊的危險，穿越南中國海，逃往香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他們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越南船民。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1975年以後，僅僅抵達東南亞和香港的越南尋求庇護者，就達到約84萬人，還有大量難民通過其他途徑逃離越南。許多人根本沒有機會活著抵達彼岸。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貢陷落之後，基辛格曾經試圖退還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他參與談判達成的和平協議，已經遭到戰爭的徹底破壞。但是，諾貝爾委員會沒有接受退獎。而且，黎德壽本人也不只是一個和平談判代表。他長期擔任越南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掌握組織和幹部系統，參與黨內政治審查和權力鬥爭。1967年前後，越共領導層開展所謂「反黨修正主義」案件調查，一批幹部、軍官和知識分子遭到逮捕和清洗。歷史研究認為，黎德壽作為掌握黨內組織權力的高級領導人，參與了相關政治整肅。

因此，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是頒給了一位既參與戰爭決策，又參與黨內政治清洗的共產黨領導人。諾貝爾委員會留下了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如果一個政治人物長期參與戰爭和政治鎮壓，後來又參與簽署一份和平協議，那麼，這份協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足以使他獲得世界最高的和平榮譽？

比黎德壽獲獎更加離譜的是，長期從事恐怖活動的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竟然也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怎麼回事呢？1994年，諾貝爾委員會又把和平獎授予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外交部長佩雷斯。這一次，獲獎理由是他們推動了《奧斯陸協議》。1993年，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見證下，阿拉法特與拉賓在白宮草坪上歷史性地握手。當時，全世界都看到了這張照片，人們希望持續幾十年的巴以衝突，終於有機會得到解決。

但是，阿拉法特的歷史同樣充滿爭議。他是法塔赫的創始領導人，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法塔赫以及巴解組織旗下的一些派別，在過去幾十年中，曾經參與多起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期間，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劫持以色列運動員，最終造成11名以色列代表團成員和一名德國警察死亡。後來，這個故事被拍成了一部獲得奧斯卡獎的電影《慕尼黑》。1974年，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陣線武裝人員在以色列馬阿洛特劫持學生，造成20多名人質死亡，其中多數是兒童。這個組織屬於巴解組織旗下的派別。1978年，法塔赫武裝人員在以色列沿海公路發動襲擊，造成38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兒童。1985年，巴勒斯坦解放陣線成員劫持意大利郵輪「阿基萊·勞羅號」，殺害了一名坐輪椅的美國猶太乘客，並將遺體拋入海中。

當然，阿拉法特後來確實參與了政治轉型。1988年，他公開表示接受以色列的存在，宣布放棄恐怖主義，並接受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1993年，巴解組織與以色列相互承認，簽署《奧斯陸協議》。諾貝爾委員會當時的邏輯，是希望通過表彰阿拉法特、拉賓和佩雷斯，鼓勵他們繼續推動中東和平。但是，歷史的發展並沒有按照諾貝爾委員會的期待進行。1995年，拉賓被一名反對和平協議的以色列極端主義者刺殺。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巴以雙方再次陷入長期流血衝突。

此後，巴勒斯坦內部政治分裂、以色列定居點爭議、哈馬斯與以色列之間的戰爭，以及巴以最終地位談判的失敗，都使當年的和平願景始終沒有實現。到了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隨後加沙爆發慘烈戰爭。回過頭來看199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們會發現，諾貝爾委員會獎勵的不是已經建立起來的持久和平，而是一個尚未完成、充滿不確定性的和平進程。

如果說1973年和1994年的和平獎，至少還有已經簽署的和平協議作為基礎，那麼，2009年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就更加令人困惑。奧巴馬是在2009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國總統的，而諾貝爾委員會在同年10月9日，就宣布把和平獎授予他。也就是說，奧巴馬當總統還不到九個月，就已經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諾貝爾委員會給出的理由，是他為加強國際外交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作出了非凡努力，特別強調他關於建立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的願景。問題是，當時這些外交理念大多還處於政策倡議或者談判階段，尚未轉化為可以證明的重大和平成果。就連奧巴馬本人獲獎時也承認，自己的成就還不足以與許多歷屆獲獎者相比。

更具有戲劇性的是，奧巴馬在同年12月前往奧斯陸領取和平獎之前，剛剛宣布向阿富汗增派約三萬名美軍。他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發表演講時，還專門討論了戰爭在某些情況下的必要性。一個正在指揮戰爭、準備向戰場增兵的美國總統，站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領獎台上，解釋為什麼有時候必須使用武力，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歷史場景。後來，奧巴馬政府又參與了2011年針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擴大了無人機反恐打擊行動，並繼續在多個地區開展軍事行動。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皮萊。2021年以後，她擔任聯合國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問題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負責調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涉嫌違反國際法的行為。2025年9月，她領導的委員會發表報告，認定以色列在加沙實施了種族滅絕行為。以色列政府強烈反對這一結論，認為調查委員會忽視了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遭受哈馬斯大規模襲擊的背景，並且對以色列採取了帶有偏見的判斷。該委員會也曾認定，哈馬斯在10月7日的襲擊中實施了戰爭罪。但他們對哈馬斯的譴責力度，遠遠不及對以色列的譴責力度。

皮萊獲獎之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了措辭極其嚴厲的聲明。他說，諾貝爾委員會已經失去了道德指南針，把和平獎授予一個長期針對世界上唯一猶太國家散布虛假指控的人。內塔尼亞胡甚至使用了「blood libel」這個詞，中文可以翻譯為「血腥誹謗」。這個詞在猶太人的歷史中具有特殊含義，因為中世紀歐洲曾經流傳一種反猶謠言，誣稱猶太人會殺害基督徒兒童，並使用他們的血液舉行宗教儀式。這種謠言曾經成為迫害猶太人的藉口。所以，內塔尼亞胡使用這個詞，是把皮萊對以色列的指控，與歷史上的反猶主義誹謗聯繫起來。更令人關注的是，皮萊在聯合國工作期間，還受到過另外一項與中國人權問題有關的嚴重指控。

前聯合國人權律師艾瑪·賴利在皮萊獲獎後重新提出舉報，稱聯合國人權機構的一些工作人員，曾經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會之前，把準備參加會議的中國異議人士、人權活動人士的姓名提供給中國政府。大家想一想，一個中國異議人士，如果冒著風險前往日內瓦，希望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揭露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他本來就可能受到中國政府的監控和打壓。如果聯合國工作人員提前把他的姓名告訴中國政府，那麼，他本人以及仍然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家屬，就可能面臨嚴重危險。

賴利說，她早在2013年就開始向聯合國內部舉報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得到妥善處理，最後自己反而在2021年被解雇。她還指控，在皮萊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期間，有超過50名異議人士的姓名被提供給中國政府，並且點名了幾名涉嫌參與此事的聯合國工作人員。賴利甚至聲稱，自己當年向皮萊報告這個問題時，皮萊卻只顧著要求更換一把坐著不舒服的椅子。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今天美國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的事情。很多人可能會以為，美國是因為皮萊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所以立即宣布制裁ICC。這個時間上的巧合確實非常引人注意，但從已經公布的政策文件來看，美國針對ICC的制裁行動，早在皮萊獲獎之前就已經開始。

特朗普政府這次制裁整個國際刑事法院，主要有兩個背景。第一個是ICC過去調查美國軍人在阿富汗戰爭期間涉嫌實施戰爭罪的問題，包括一些美國軍人和中央情報局人員可能涉及的虐待和酷刑。美國從來沒有批准《羅馬規約》，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締約國。因此，美國政府長期反對ICC在未經美國同意的情況下，對美國人員行使司法權力。第二個背景則與以色列有關。2024年11月，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前國防部長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指控涉及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以色列同樣不是ICC的締約國，但巴勒斯坦在2015年加入了《羅馬規約》，因此，ICC主張對巴勒斯坦領土上發生的相關犯罪擁有管轄權。美國和以色列都反對這種司法行動，認為國際刑事法院不應該以這種方式，對待沒有加入《羅馬規約》的國家。

美國反對ICC，也不是特朗普時代才開始的。早在2002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美國軍人保護法》，其中一項規定允許美國總統採取必要且適當的手段，解救被ICC拘押的特定美國人員和盟國人員。因為這項法律可能涉及軍事手段，所以媒體給它起了一個非常形象的外號，叫作《海牙入侵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總統可以毫無限制地入侵荷蘭，而是說明美國國會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對ICC可能拘押美國人員的問題採取了強硬立場。

盧比奧在10月9日的聲明中說，幾十年來，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一直拒絕接受ICC有權起訴美國公民、軍人和政治領導人的主張。美國從來沒有加入這個法院，也不需要它，更不想要它。他批評那些遠在大西洋彼岸的國際機構專家，不顧美國人民的意願，試圖擴大自己的司法權力，把美國軍人、邊境巡邏人員，甚至民選領導人都納入管轄範圍。盧比奧還說，特朗普總統絕不會允許ICC起訴美國人，因此，美國要切斷這個法院的資源，限制它的金融交易，削弱它的運作能力。最後，他放出一句非常強硬的話：要麼國際刑事法院結束對美國的威脅，要麼美國就終結國際刑事法院。如果ICC和它的締約國不採取行動，美國就會繼續一磚一瓦地拆除這個機構。

這次制裁的實際威力究竟有多大？國際刑事法院雖然設在荷蘭，但它不可能完全脫離美國金融體系和美國科技企業提供的服務。現代國際機構需要銀行帳戶、跨境匯款、支付系統、辦公軟體、網路服務和資料儲存。如果一個機構被列入美國財政部的制裁名單，那麼，受美國法律管轄的個人和企業，原則上就不能隨意與它進行被禁止的交易。其他國家的銀行和企業，也可能因為擔心制裁風險，而主動減少業務往來。所以，美國不需要派兵去海牙，就可能對ICC的日常運作形成很大壓力。

結果，盧比奧的聲明剛剛發表，日本、加拿大、丹麥、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和英國八個國家，就發表了外長聯合聲明，明確反對美國對ICC的制裁。日本政治人物高市早苗也在自己的X帳號上轉發了這份聲明。八國表示，它們作為《羅馬規約》締約國，將繼續堅定支持國際刑事法院的獨立、公正與完整性，對美國宣布制裁整個法院表示遺憾和強烈反對。

和平是否是最高的價值？我覺得，和平當然可貴，但和平不是奴役的代名詞。一個民族可以沒有戰爭，卻沒有自由；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槍聲，卻充滿恐懼。美國的獨立戰爭告訴我們，自由有時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戰爭本身不是目的，甚至不是自由的保證。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讓所有人無條件接受現存秩序，而是建立一種既能夠避免戰爭，又能夠保障自由與尊嚴的社會。因為和平如果沒有自由，就可能只是強權統治下的沉默；而自由如果不能最終帶來和平，也可能陷入無休止的暴力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