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顾名思义，就是用来避孕。现在却有人突发奇想，认为也可以用来提高生育率？
香港大型房地产中介集团中原集团的创办人施永青，上周提出从避孕套下手，建议政府规定避孕套公司生产一定比例会漏的“次货”，增加意外怀孕的机会，以此提高生育率。
这番引起香港舆论哗然的言论，出自施永青上星期五（10月9日）发表的文章《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
施永青10月9日在他创办的香港免费报《am730》上发表文章《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他认为，人类生育率下降，并非因为性行为减少，而是科技发展让避孕变得方便且廉价。（《am730》网站截图）
施永青认为，人类生育率下降，并非因为性行为减少，而是科技发展让避孕变得方便且廉价。他指出，避孕套让人们“不用花一杯咖啡的价钱”，就可以不为性交承受后果；若没有避孕套，即使生育成本高昂，人们仍可能因一时冲动而怀孕，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的生育率差距也不会太大。
施永青因此主张，人类要提升生育率，不应只顾经济因素，还应考虑避孕套的影响。
他写道：“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莫如规定避孕套公司推出市场的产品，必须有一定比例是不合规格的次货。也就是说，这些避孕套是会漏的，一样会令女性受孕的。”
施永青并称：“这样，政府就可以透过调校避孕套出厂时的次货比例，去调校管辖地区的生育率。”
施永青承认，这种做法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因为它违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也意味着侵犯个人权利。但他认为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不排除人类未来为了避免断子绝孙，采取一些离经叛道的措施。
施永青是香港地产界知名人物，1978年创立中原地产，后来将业务拓展至中国大陆。他在2005年创办香港免费报《am730》，并长期在该报撰写专栏。
施永青2005年创办香港免费报《am730》，并长期在该报撰写专栏，评论经济、房地产及社会议题，言论不时引起争议。（施永青脸书）
事实上，施永青近日接连撰文讨论生育问题。从10月5日起，他先后质疑经济补贴的催生效果，将生育率下降归因于个人主义抬头，并主张个人在生育问题上的选择权并非绝对。
这并非他首次从避孕角度讨论生育问题。据《文汇报》报道，早在2021年5月，他就曾撰文主张“年轻人必须生育两个孩子，才有权合法购买避孕产品”。报道称，这番言论当时同样引发广泛批评。
此次“漏套论”再次引起舆论反弹。不少网民批评建议荒谬，认为不应干预个人的生育选择。也有网民把矛头指向施永青的房地产业背景，讽刺说真正让港人不敢生孩子的不是避孕套，而是高昂的楼价。“高楼价才是最强避孕套！”
面对批评，施永青星期二（10月13日）再度撰文回应。他说，有朋友问他是否知道上述文章已犯了“众怒”，但他愿意逆着舆论提出建议，是希望引起公众对低生育率问题的思考。
他坚称，避孕成功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只要破坏部分避孕套的功能，生育率就有机会提升”。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做法会损害多数人的个人利益，现阶段不具备推行条件。
施永青同时质疑政府依靠经济补贴鼓励生育的做法，认为这只会让社会不断要求加码，而补贴的实际效果有限。
施永青星期二（10月13日）撰文回应上周五（10月9日）发表文章后引来的批评。（《am730》网站截图）
施永青不看好经济补贴的催生效果，但面对出生人口持续下降，香港政府近年来仍不断加码相关措施。
过去10年，香港每年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约6万1000人，降至2025年的约3万1000人，跌幅近半。
整体生育率（每名女性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方面，香港从2024年的0.841，进一步降至2025年的0.733，即平均每名女性大约只生育0.73名子女，是全球最低的地区之一。
2023年，港府首次推出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合资格新生婴儿可获官方发放2万港元现金。
今年9月16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再宣布11项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将奖励金计划延长三年，并把第二胎及之后子女的奖励金提高至3万港元。
住房方面，符合条件的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后两年内购房，可获最多2万港元印花税减免。从下一期居屋推售开始，有新生儿的白表申请者最高抵押贷款成数将提升至95%。居屋是港府资助、以低于市价出售的公共房屋，类似新加坡组屋。
今年7月26日，香港受台风影响，刮起强风并下起大雨。一名男子抱着男童、牵着女童，在风雨中穿过马路。（路透社）
增加育儿支持并非香港独有的做法。中国大陆去年公布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为养育3岁以下孩童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每个孩童每年补贴3600元人民币。
新加坡也在今年8月宣布推出新一轮鼓励生育政策，透过优化婴儿奖励、延长育婴假期、强化托育配套及纾缓养育开支等多项措施，建构生育友善环境。
生育困局岂止避孕套
从现金补贴到住房，各地政府都尝试减轻家庭的生育负担。施永青却另辟蹊径，提出让部分避孕套失效，以增加怀孕机会。但这一做法，真的能提高生育率吗？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梁天卓星期二在《明报》撰文，质疑施永青的建议是否可行。他指出，即使暂时撇开知情同意和生育自主权等问题，让部分避孕套失效，也未必能达到提高生育率的目的。
梁天卓认为，不想生育的人，不会因为避孕套容易失效，就突然改变主意。人们可以改用避孕药、子宫环等其他避孕方式，或减少可能导致怀孕的性行为。
他进一步指出，避孕套还有减低性病传播风险的作用。“避孕药和子宫环可以避孕，却不能代替这层保护。若有人转用它们后不再用套，出生人数未必增加，感染风险却可能上升。”
梁天卓也提到，即使有人因此意外怀孕并生下孩子，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时间和心理准备养育下一代。他提醒，如果缺乏支援，孩子可能面临被忽略甚至遗弃的风险。
梁天卓强调，增加意外出生的孩子，与增加愿意养育孩子的家庭，是两回事。
过去10年，香港每年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约6万1000人，腰斩至2025年的约3万1000人。图为7月24日游客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欣赏日落。（路透社）
香港《信报》专栏作家高天佑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质疑。他在星期一（10月12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避孕套不见得是少子化的罪魁祸首。相反的，更大挑战是全球陷入“性萧条”，即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性生活频率、性伴侣数量以及对性的兴趣出现普遍下降的现象。
高天佑还调侃，既然施永青认为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他旗下基金近年又积极发展学生宿舍，不妨考虑将部分宿舍改为“同居宿舍”或“青年简约时钟酒店”，甚至推出“生仔送楼大抽奖”，或许比让避孕套失效更有助提高生育率。
这番讽刺，恰恰点出了“漏套论”忽略的现实。对不少香港人来说，当大半辈子的收入都可能只是用来供养一套蜗居，生育已经变成是要选择怎样的人生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人生，也包括孩子的人生——要回归到对个体尊严与下一代幸福的考量。如果无法确保孩子能快乐成长、在劳动市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许多人现在看来是宁可不生。
所以，对香港来说，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避孕套太可靠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年轻群体有信心生育，也有能力养育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