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2日至14日，中紀委全會召開。習近平的講話殺氣騰騰，到底針對誰？誰是「兩面人」？誰準備「跳船」？

最有可能的，其實是10天之後被抓的那個政治局委員，也就是1月24日被捕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不過，我們不妨借這個話題，討論一個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問題：一個政權到了危急關頭，皇帝為什麼往往發現，自己身邊那些平時山呼萬歲、滿口忠君報國的大臣，到了真正需要他們的時候，卻未必靠得住？而另一方面，歷史上又有那麼多忠臣烈士，甚至願意為國殉難，為什麼他們的忠誠同樣沒能挽救王朝的命運？

更根本的問題是，一個官員究竟應該忠於誰？忠於提拔自己的領導，忠於朝廷，忠於國家，忠於天下百姓，還是忠於自己的良心？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先講一個發生在明朝滅亡前夕的故事。

崇禎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的大軍逼近北京，明朝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這個時候，崇禎皇帝最缺的是什麼？是錢。軍隊需要糧餉，城防需要經費，官兵已經長期缺餉，國庫卻拿不出足夠的銀子。

崇禎沒有辦法，只好向皇親國戚、勳貴、宦官和京城富戶募捐，希望這些平時享受朝廷榮華富貴的人，在最後關頭拿出一些錢來保衛北京。

按理說，這些人的富貴都是依附於明朝的。大明亡了，他們還能有什麼好日子過？但是，事情的發展卻讓人非常感慨。

根據計六奇《明季北略》的記載，崇禎首先找到自己的岳父周奎，希望他帶頭捐款。周奎是什麼人？他是周皇后的父親，屬於最應該與崇禎休戚與共的皇親國戚。

可是周奎一聽要捐錢，立刻推說自己沒有那麼多銀子。崇禎派去的太監徐高反覆勸說，甚至急得哭了出來，周奎還是不肯答應。

徐高氣憤地說，老皇親如此吝嗇，大事恐怕要完了，你積攢那麼多財產還有什麼用？最後周奎勉強答應捐一萬兩，崇禎要求他增加到兩萬兩。周奎竟然又去向自己的女兒周皇后求援。

周皇后拿出五千兩，希望父親補足數額。按照《明季北略》的說法，周奎還從中扣下兩千兩，實際只拿出三千兩。結果呢？北京城破以後，李自成的軍隊追贓助餉，書中記載從周奎家中查出白銀五十二萬兩，還有大量珍寶。

這裡要說明，明末筆記對追贓數額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而且追贓過程中存在刑訊逼供，所以不能把五十二萬兩當成經過嚴格核實的審計數字。但是，這個故事所反映的現象，確實非常值得思考。

崇禎要他拿出兩萬兩來保衛明朝，他捨不得；等明朝滅亡了，財產卻可能被新來的統治者全部拿走。這究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周奎愚蠢。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我們當然知道，他當時應該捐錢。但是站在周奎自己的立場上，他可能有另一套算盤。

首先，他未必相信兩萬兩銀子能夠改變北京的命運。既然李自成已經兵臨城下，明朝看起來很可能守不住，那麼現在捐出去的錢，不就是打了水漂嗎？其次，他可能覺得，即使明朝滅亡，自己也未必會失去全部財產。

畢竟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情太多了，皇帝換了一家，官員、士紳、富戶未必全部跟著陪葬。新政權同樣需要有人治理地方，需要有人徵收賦稅，需要有人管理社會。只要自己能夠及時調整立場，說不定還可以繼續享受富貴。

第三，即使他希望明朝守住北京，他也會希望別人出錢，自己少出一點。因為只要北京守住，大家都能享受安全；如果北京守不住，誰捐出去的錢都收不回來。

這在政治經濟學上就是一個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對每個人來說，最划算的選擇可能都是讓別人承擔成本，自己保留資源；但如果所有人都這麼想，最後就沒有人願意為維持整個制度付出代價。當然，不能因此認定所有晚明官員都是這樣。明朝滅亡時，有不少官員殉國，也有不少人在南明繼續抗爭。

但周奎的故事，確實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問題：當個人利益與王朝存亡發生衝突時，即使是與皇帝關係最密切的人，也未必會自動選擇與皇帝共擔風險。講到這裡，我想起三國時代的一段著名對話。我覺得這段對話，甚至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君臣關係最清醒的一次分析。

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平定北方以後率軍南下，劉表去世，劉琮投降，曹操佔領荊州，兵鋒直指江東。

孫權召集群臣商議，究竟是抵抗曹操，還是接受曹操的招降？

根據《三國志·魯肅傳》的記載，當時眾人多勸孫權迎降曹操。只有魯肅沒有公開表態。孫權起身離席，魯肅追了出去。孫權知道魯肅有話要說，就拉著他的手問他有什麼意見。魯肅說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什麼意思？我魯肅可以投降曹操，但是您孫權不能。為什麼呢？

魯肅接著解釋，如果我投降曹操，曹操大概會讓我回到鄉里，根據我的家世和名望安排官職。我即使從一個小官做起，將來仍然可能升到州郡長官的位置。然後魯肅問孫權：「將軍迎操，將安所歸？」

將軍您如果投降曹操，又能到哪裡去呢？這句話實在太精彩了。

魯肅等於當面告訴孫權：您不要以為那些勸您投降的大臣，和您承擔的是同樣的風險。對他們來說，投降曹操，不過是換一個政治上的效忠對象，仍然有機會做官；但是對您來說，投降曹操意味著失去獨立統治江東的權力。

曹操可以任用一個魯肅，卻未必會允許另一個孫權繼續掌握江東的軍隊和土地。所以，群臣勸降，未必意味著他們都愚蠢，也未必意味著他們完全沒有考慮江東百姓的安危，但他們與孫權的利益確實不同。

魯肅真正指出的，是君主與臣僚之間的利益不對稱。這一點，我覺得對理解中國歷代王朝的政治結構非常重要。我們平時說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天下都是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但是，皇帝真的能夠一個人統治天下嗎？當然不可能。皇帝坐在紫禁城裡，哪怕一天工作二十個小時，也不可能親自去每一個縣收稅，親自審理每一樁案件，親自指揮每一支軍隊，親自處理每一個地方的災荒。

皇帝要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必須依靠官僚體系。而官僚體系要真正把政令落實到基層，又離不開地方士紳、宗族、地主、胥吏，以及各種掌握地方資源的人。皇帝可以發布聖旨，但是聖旨能不能執行，要看下面的人願不願意執行、有沒有能力執行。

皇帝可以下令徵稅，但究竟有多少土地、誰擁有土地、誰應該交多少稅，往往需要地方官員和基層社會提供信息。皇帝可以下令徵兵，但兵員如何組織，軍糧如何運輸，軍餉如何發放，同樣要依靠一個龐大的行政網絡。

所以，皇權看起來高高在上，實際上卻深深依賴官僚系統。沒有官僚系統，皇帝的命令就可能只是一張紙。

問題就在這裡。皇帝依靠官僚體系統治國家，但官僚體系並不是一台沒有自身利益的機器。官員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財產，有自己的仕途，有自己的門生故舊，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地方士紳同樣擁有土地、財富和社會關係。

皇帝希望他們為朝廷服務，但他們也希望通過朝廷維護自己的利益。正常情況下，雙方的利益可以大體一致。王朝穩定，官員能夠升遷，士紳能夠經營產業，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大家都有維持秩序的動力。

但是到了王朝末年，情況就不一樣了。

國家財政緊張，皇帝希望增加稅收，最有能力交稅的地主和富戶卻可能擁有最強的政治影響力。朝廷希望整頓吏治，負責執行整頓的官員卻可能與需要整頓的利益集團存在密切關係。皇帝希望大家同舟共濟，但每個人都可能先計算自己的損失和收益。於是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微妙的現象：皇帝雖然擁有最高權力，卻未必能夠讓整個統治集團為維持王朝承擔必要的成本。

皇帝越是依靠這些人治理天下，就越難完全繞過他們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你看到王朝末世，明明百姓沒錢，但朝廷加派稅收，仍然從窮人身上收取。為什麼不去官僚那兒收錢呢？因為他們如果跟你翻臉，就連老百姓的錢都收不到了，畢竟收錢也得靠這些官僚啊。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把魯肅對孫權說的話，與崇禎向周奎募餉的故事放在一起看。

魯肅講的是，君主和臣僚對政權存亡承擔的風險不同。周奎的故事講的是，即使一個人從現有政權獲得巨大好處，也未必願意在危機中拿出自己的財產來維護它。對於孫權來說，江東政權如果不存在，他就失去了獨立統治的基礎；對於崇禎來說，大明江山如果不存在，朱家皇室的政治地位就終結了。但是，對於許多普通官員來說，事情未必如此。

今天在明朝做官，明天也許可以在大順做官，後天又可能在清朝做官。歷史上確實存在這樣的仕途延續。這裡面並不是所有人都出於貪婪，有些人可能認為無論誰統治天下，總需要有人安定地方、照顧百姓。但也不能否認，對一部分人而言，政權更替意味著政治風險，同時也意味著重新選擇效忠對象的機會。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皇帝沒有辦法換老闆，但大臣有可能換老闆。

魯肅早在赤壁之戰以前，就把這個道理講得非常透徹。不過，歷史如果只講到這裡，又會得出一個過於簡單的結論，好像所有官員都是機會主義者，只有皇帝真正關心國家存亡。事實並非如此。

明朝滅亡以後，有大量士大夫選擇以身殉國。北京陷落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官員殉難；南明時期，史可法、瞿式耜、張煌言等人繼續抵抗，最終付出了生命。有人為崇禎皇帝而死，有人為朱明王朝而死，也有人把抵抗看作維護自己所認同的政治倫理和文化秩序。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明朝既然有那麼多忠臣，甚至有那麼多人願意為國捐軀，為什麼還是無法挽救大明的命運？我覺得答案就在於，忠誠是一種道德品質，而治理國家是一種制度能力。一個人願意為國家而死，並不意味著他就有辦法讓國家活下去。

一個清廉的戶部尚書，未必有能力解決國家的財政危機；一個視死如歸的兵部尚書，未必有能力讓軍隊打勝仗；一個滿懷忠義的大臣，也未必能夠讓互相爭鬥的政治派別達成妥協。一個國家能否渡過危機，不僅取決於有多少人願意犧牲，還取決於它能否讓有能力的人發揮作用，能否聽到真實的信息，能否及時糾正錯誤，能否讓不同群體為共同利益承擔必要的成本。

講到這裡，我還想再講一個人物，就是三國時代的荀彧。

荀彧的故事，實際上把忠誠的問題又推進了一層。我們前面講魯肅，是在討論君主與臣僚的利益是否一致；講崇禎，是在討論官員願不願意為政權承擔成本；但荀彧的故事，則涉及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一個人忠於某位政治領袖，是因為他忠於這個人，還是因為他相信這個人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荀彧早年離開袁紹，投奔曹操，成為曹操最重要的謀臣之一。曹操見到荀彧，非常高興，稱他為自己的張良。荀彧支持曹操迎奉漢獻帝，幫助曹操制定戰略、穩定後方、舉薦人才，可以說為曹操統一北方立下了巨大功勞。但是，荀彧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從《三國志》的記載來看，他長期希望通過曹操恢復漢朝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說，在荀彧看來，輔佐曹操與匡扶漢室，原本並不矛盾。

曹操有軍事能力，能夠平定群雄；漢朝擁有傳統的政治正統性，能夠為天下提供共同承認的秩序。荀彧希望這兩種力量能夠結合起來。但是，隨著曹操權力越來越大，雙方的政治目標開始出現分歧。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建議曹操進爵國公、加九錫，荀彧明確反對。他說，曹操當初興起義兵，是為了匡扶朝廷、安定國家，應該保持忠貞和謙退，不宜接受這樣的政治安排。後來荀彧與曹操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政治隔閡，同年荀彧去世。

關於他的死因，史書記載並不完全一致，《三國志》說他憂而薨，其他史料則有服毒自盡的說法，不能把後者當成已經完全確定的事實。但是，荀彧反對曹操進爵這件事，已經足以說明問題。荀彧不是突然不忠於曹操了，而是他發現，曹操正在走向一條可能與自己最初政治理想發生衝突的道路。

換句話說，他對曹操的忠誠，是建立在一個更高層次的政治原則之上的。只要曹操能夠匡扶漢室，他就全力輔佐；當曹操的行動可能損害漢室的政治地位時，他就提出反對。那麼，我們究竟應該說荀彧是背叛了曹操，還是說他恰恰堅持了自己最初的忠誠？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一句「忠臣」或者「叛臣」就能夠回答的。

荀彧的問題就在於，當他認為曹操的政治行為偏離匡扶漢室的目標時，他必須在對曹操個人的忠誠和對漢室政治秩序的忠誠之間作出選擇。晚明的士大夫同樣如此。有人認為皇帝死了，臣子就應當殉節；有人認為只要朱明王朝還有恢復的可能，就應該繼續抗爭；也有人認為百姓已經遭受太多戰亂，最重要的是恢復社會秩序。這些選擇背後，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倫理，而不能一概用忠奸來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