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授予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杨继绳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以书面答谢词表达了他对新闻职业的理解。他说，记者既是一个卑鄙的职业，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既是一个平庸的职业，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既可以浅薄无知、趋炎附势，也可以学识渊博、洞察社会，承担公共良知。“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这段话，我读来深有感触。

杨继绳以《墓碑》等著作，记录长期被遮蔽的历史。他的职业自白，不是书斋里的道德训诫，而是一位老记者对新闻、权力与良知关系的切身认识。十余年过去，新闻传播生态已发生巨变。传统媒体衰落，社交平台兴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自媒体、独立记者、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纷纷登上公共舆论舞台。传播的技术门槛降低了，新闻的伦理门槛却没有因此消失；相反，当信息传播越来越自由，媒体人的良知与人格反而更加重要。

一、新闻可以有立场，事实不能有立场

记者不是没有价值观的人。一个记者可以信仰自由民主，可以同情弱者，可以反对专制，也可以拥护某种政治理念。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事实与立场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忠于事实，还是忠于立场？职业记者与政治宣传员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政治宣传往往以预设结论组织材料，选择性呈现事实；新闻工作则应从事实出发，经过调查、核实与分析形成判断。前者要求事实服从立场，后者要求立场接受事实检验。

一个人如果只传播有利于自己政治立场的消息，对不利的事实视而不见，已经背离了新闻的完整性；如果进一步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编造情节、制造谣言，则是在主动破坏公共社会赖以形成理性判断的事实基础。新闻自由保障表达的权利，却不赋予任何人歪曲事实的特权。

二、公民记者的兴起，不等于新闻伦理的废除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发布的垄断，这是社会进步。尤其在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社会，普通公民通过手机记录现场、保存证据、传播被封锁的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但公民记者首先应当是事实的记录者，而不是谣言的搬运工。

当下某些自称公民记者、独立媒体人的网络传播者，缺乏基本的事实核查意识，却热衷于发布所谓内幕、独家、爆料。一张来历不明的图片，一段经过剪辑的视频，一则匿名账号的传言，甚至几句毫无出处的道听途说，都可以经过耸人听闻的标题包装，迅速传播。消息真假尚未查明，政治判断已经完成；证据尚未出现，道德审判已经开始。一旦有人质疑，便以政治立场回应事实问题，以道德标签代替证据。

更有甚者，长期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面对反证拒不纠错，甚至将质疑者视为敌人。误传可能源于无知、疏忽和判断失误；故意造谣则是对事实的主动背叛。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仅凭报道错误便推定传播者主观恶意。但一个人如果反复传播不实信息，又拒绝承担核实与纠错责任，其公共信誉就理应受到质疑。

公民记者的称号不是道德勋章，独立媒体的招牌也不是新闻诚信的保证书。有没有记者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记者应当具备的事实意识与责任伦理。

三、摆脱了政治审查，为什么没有摆脱宣传思维？

这是当下海外中文自媒体尤其值得反思的问题。一些人在政治立场上反对中共专制，在传播方式上却仍然沿用党国宣传的逻辑。他们痛恨官方制造谎言，却对有利于自己立场的谣言格外宽容；批评官方封锁信息，却热衷于选择性呈现事实；反对政治洗脑，却又以煽动情绪、制造敌人、操纵舆论的方式争夺受众。这种矛盾，不能仅仅用职业训练不足解释。

长期的政治宣传环境，不仅塑造了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也可能塑造其生产信息的方式。在这种思维中，事实不是需要尊重的客观对象，而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新闻不是发现真相的过程，而是争夺话语权的武器。只要政治目标被认为正确，传播手段便可以不择；只要攻击的是自己反对的权力，谎言似乎也能获得正当性。于是，一些人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完成了转变，却没有在认知方式和公共伦理上完成转变。他们反对的可能只是宣传机器所服务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宣传机器制造谎言的逻辑本身。

反对专制，并不天然意味着具备自由公民的人格；摆脱政治控制，也不等于摆脱了被政治宣传塑造的思维方式。真正的思想解放，不只是改变政治立场，更是学会尊重事实、独立判断、容忍异议，并接受公共理性的约束。否则，反对者也可能在自己的传播实践中复制自己所反对的东西。

四、当谎言成为政治武器，谁在获利？

自媒体时代，谎言还有一套现实的利益机制。严谨的调查需要时间，耸动的传言只需要几秒钟；核实事实需要成本，编造故事几乎没有门槛。一篇经过反复求证的报道，未必获得多少关注；一则迎合受众偏见的惊人消息，却可能迅速收获大量流量。流量可以转化为粉丝、打赏、广告、商业机会乃至政治影响力。于是，部分传播者逐渐从追求事实转向经营情绪，从调查真相转向迎合受众。他们关心的不是事情究竟怎样发生，而是怎样讲述才能引起愤怒、恐惧、仇恨或者狂欢。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政治自媒体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传播生态：谣言被揭穿了，可以悄悄删除；下一个谣言出现了，继续传播。昨天的错误无人追究，今天的谎言照样收获掌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相互迎合的关系。受众需要符合自己政治期待的消息，传播者便不断提供这样的消息。事实是否可靠，反而退居其次。久而久之，公共讨论不再围绕证据展开，而成为不同阵营之间的情绪对抗。

更严重的是，虚假指控可能伤害无辜者，而反复传播的谣言，也会使真正有价值的调查报道受到连带怀疑。谎言最终不仅损害被攻击者，也损害传播者所声称追求的公共目标。一个人不能一面谴责官方宣传机器制造谎言，一面又以同样的方法经营自己的传播事业。

五、新闻良知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谦卑

杨继绳认为，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与凶险，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和舒适。在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社会，敢于揭露真相，可能付出失业、监禁乃至生命的代价，这种勇气值得尊重。但新闻良知并不只有勇敢一个维度。敢于批评权力的人，未必天然具有事实判断的能力；敢于揭露黑暗的人，也未必不会陷入偏见。

新闻工作还需要知识上的谦卑。承认自己可能判断错误，承认信息存在局限，承认尚未查明的事情不能轻易下结论。尤其要学会说三个字：我不知道。这三个字，看似平常，却是许多自媒体人最不愿意说出口的话。因为“不知道”不够刺激，“尚待核实”不够吸引眼球，“证据不足”更不容易制造流量。但正是这种克制，构成了新闻职业最重要的理性品质。

记者不是先知，评论者也不是法官。新闻的职责是尽可能接近事实，而不是永远表现得正确。真正尊重事实的媒体人，既应当有揭露他人错误的勇气，也应当有承认自己错误的诚实。

六、新闻自由与新闻责任，不可分离

新闻自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制度成果。它使公众能够获得多元信息，使政府权力接受监督，使社会不至于完全陷入官方叙事的垄断。但新闻自由的价值，不仅在于允许人们说话，更在于为公共社会提供发现事实、交换意见、纠正错误的条件。如果媒体人放弃事实核查，沉迷于谣言传播，热衷于操纵情绪，那么，即使拥有充分的表达自由，也未必能够形成健康的公共舆论。新闻自由与新闻良知，因而不可分离。前者解决权力能否任意压制表达的问题，后者解决传播者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表达自由的问题。

没有新闻自由，媒体容易沦为权力的工具；没有新闻良知，媒体也可能沦为流量、资本、派系与个人野心的工具。对于那些以公共利益、社会正义、民主自由为旗帜的传播者而言，尤其需要明白：公共信誉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面对事实、权力、利益和诱惑的选择中积累起来的。杨继绳说，记者的职业选择，最终取决于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这句话放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在新闻受到权力控制的时代，敢于说出真相是一种勇气；在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声的时代，坚持不说谎话，同样是一种勇气。媒体人的良知，不仅在于敢于揭露别人的谎言，更在于拒绝制造自己的谎言。不因权势而隐瞒真相，不因利益而歪曲事实，不因立场而放弃核实，不因错误而拒绝纠正。

反对谎言的立场，不能赋予任何人说谎的特权。新闻可以批判一切权力，但新闻本身也必须接受事实的审判。

2026年10月21日

附：

杨继绳：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我是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是这样评价记者这个职业的：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

（2015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杨继绳“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称杨“是一个榜样，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斗争的人学习”。随后，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杨继绳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这篇答谢词。以上为答谢词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