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湖南祁阳人，生于1908年。少孤，家道中落。1926年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共，历南昌、广州诸役。1933年被捕，系狱数年。抗战起，复出奔走；国共内战，转战东北。中共建政后，久镇广东，权重中南。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召陶铸入京，骤擢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四。未及半年，便遭打倒，斥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969年病殁合肥，年六十一。
其兴也骤，其败也速。昔日整肃人者，转瞬为人所整肃；昔日权倾一方者，竟不能自主其身。
陶铸之命运，正是毛时代党国权力政治的一面镜子。
一、镇粤十余年，功过两重天
陶铸非庸碌之吏。其长于组织，善于治事，性刚而好决断。建政后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等职，经营华南十余年，威望甚隆。
然其权力来自中央，施政亦奉行党的路线。
1957年反右之际，广东又起反“地方主义”运动。冯白驹、古大存等本土革命干部遭批判，地方干部大批受牵连。陶铸身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负有领导之责。
此役不仅是路线斗争，亦关乎中央派遣干部与广东本土革命力量的权力消长。昔日共同打江山者，建政之后，竟因政治标签而相互整肃。
1958年大跃进，陶铸亦曾头脑发热，倡高指标、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广东虚报粮产，征购不减，乡村渐陷困顿。
1959年初，陶铸亲赴东莞督办反“瞒产”。老党员袁溥之直言：农民并无许多余粮，反“瞒产”反不出粮食。陶铸斥其右倾。
及深入调查，始知粮食确实不足，农民已饥。陶铸遂改弦更张，停止反“瞒产”，公开检讨，并向袁溥之致歉。
他在潮安承认，自己头脑发热，使群众挨饿、干部受屈。
能认错，固属可贵；然错政既行，民生已损，岂能因一番检讨而尽销其责？
陶铸的复杂性正在于此：既是激进政策的执行者，又能在事实面前承认错误；既参与政治整肃，也曾力图纠正过失。
功不掩过，过亦不没其功。
二、奉诏入京，半年失势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原有权力格局骤变。
彭真、陆定一等相继失势，陶铸奉召入京，掌中央宣传工作，旋入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一时恩宠，几至极点。
陶铸拥护毛的政治路线，亦参与文革初期的宣传动员。他并非自始反对文革，更不是置身事外的清醒旁观者。
但陶铸出身传统党务体系，重组织、重干部、重秩序。及江青、张春桥等借造反运动冲击党政机关，陶铸渐与之龃龉。
他欲拥护毛发动的革命，又欲保全部分既有组织秩序，终难两全。
江青等人遂以“保皇派”攻之。毛泽东既未保全其政治地位，陶铸亦无力自救。
1967年初，陶铸被打倒。
昔日中央第四号人物，转眼成为批斗对象。革命资历不足恃，最高职务不足保，个人忠诚亦不足凭。
1969年，陶铸重病，被转至合肥，终死于政治迫害之中。
后世每归罪江青集团，固非无据；然陶铸之骤起骤落，皆发生于毛泽东主导的权力重组之中。若将毛置于责任之外，则史实难全。
江青可以借势整人，毛泽东则握有决定政治命运的最高权力。
陶铸之悲剧，不止于失宠，更在于一国最高层干部，竟无独立法律足以保障其人格、自由与生命。
三、曾志：革命三嫁，母子离散
陶铸之妻曾志，湖南宜章人，生于1911年。十五岁投身革命，1928年上井冈山。
其革命资历，不依附陶铸。
曾志初嫁夏明震。夏参加湘南暴动，旋遭杀害。曾志怀其遗腹子上井冈山，生子后托人抚养。
后与蔡协民结婚，又生子女，因地下工作及战乱，家庭屡遭离散。蔡协民亦于革命斗争中遇害。
1932年前后，曾志与陶铸结合，1941年生女陶斯亮。
三段婚姻，数度丧夫、别子，半生颠沛。其坚忍可敬，其人生亦多悲苦。
革命史书每赞其舍家为国，然从家庭伦理观之，尚有另一重悲剧：母亲献身革命，幼子失其抚育，骨肉长期隔绝。
成年人可以选择牺牲，幼儿却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
1949年后，陶铸、曾志同列高级干部。夫妻历尽艰险，始得安定。不料文革再起，陶铸失势，曾志受牵连，夫妻离散，生死难顾。
陶铸病重期间，曾志曾向汪东兴请求探望、照料丈夫。一个妻子探视病夫，竟须求助于中央警卫权力。
此事恰与上一篇汪东兴家族相互映照。
警卫政治之权，不仅关系最高层的废立，亦深入失势者的家庭生活。
陶铸死后，曾志长期沉默忍辱。1977年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与干部平反工作。
昔日受政治迫害者，转而参与纠正政治迫害。然其命运之转折，仍取决于党内路线变更，而非独立司法之保障。
四、三支后人：同出一母，命运殊途
陶铸家族之特殊，不在子孙权贵遍布，而在曾志早年三段婚姻所形成的不同家庭支系。
长子石来发，为夏明震遗腹子，幼年交由石姓军人家庭抚养。其身份曾牵涉夏、蔡、石三姓，陶斯亮后来专文辨明。
石来发长期居于井冈山农村，以务农、护林为生。母亲后来位居高位，他却未因此进入干部阶层。文革期间，又因家族政治关系受到冲击。
其后人有姓石者、姓蔡者，亦有使用石夏复姓者。家族血缘与姓氏认同，几经辗转，至第三、四代仍留历史痕迹。
次子曾春华，为曾志与蔡协民所生，幼年亦曾送养。1949年后与母亲重聚，曾入干部子弟学校，后来从事技术工作。
一母所生，长子终老乡村，次子接受干部子弟教育，命运判若两途。
其间有战乱、收养、教育与城乡制度诸多因素，不可简单归为母亲厚此薄彼。
陶斯亮则生于陶铸、曾志婚后，成长于高级干部家庭。曾从医，后在中央机关及公益组织任职。
文革之际，父亲遭难，她亦深受牵连。陶铸死后，她以《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文字追念父亲，使政治迫害之下的家庭悲情重见于世。
陶斯亮后来参与公益事业，亦公开谈及父亲的政治过失。其社会影响既有个人努力，也难与父母的革命资历、政治声望截然分开。
陶斯亮有一子一女。至于各支后代的具体职业、财产及政商关系，公开可信材料尚不足以详论，不宜因其红色门第而妄作推断。
三支后人，境遇各异：有终身务农者，有从事技术工作者，有进入中央机关与公益领域者。
这正说明，革命家庭并非天然构成整齐划一的特权阶层。政治血缘固可成为社会资本，亦可能成为政治灾祸之源。
五、家风清廉，何以仍见制度不平？
曾志晚年，以不为亲属谋取特殊待遇著称。
石来发及其后人长期居于农村，曾希望获得工作、户籍方面的帮助，曾志未以职权徇私。
与那些利用父辈权势聚敛财富、安排子孙仕途的红色家族相比，此举确有可敬之处。
然史家不能止于歌颂清廉。
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孙，何以需要通过亲属关系谋求城市户籍与工作机会？城乡居民何以不能平等获得教育、迁徙与发展的权利？
个人不徇私，固为美德；制度若不公，仍须改革。
曾志守住了不滥用权力的个人界限，却不能因此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平等。
同样，陶斯亮有其独立人格与公共经历，不应因父辈身份而一概否定，也不应因父辈功绩而免于公共监督。
家世不能代替个人功过，清廉不能代替制度公正。
六、功臣何以成为祭品？
陶铸起于草莽，历战乱而建功，镇广东而权重，入京师而位尊。及毛意转移，群起攻之，竟不得善终。
其一生，既有施政之功，亦有整肃之过；既曾奉行错误路线，亦能公开认错。及文革肆虐，终为其所吞噬。
曾志三嫁，诸子离散，夫妻同历革命荣辱。晚年虽获平反，家族旧创终难尽愈。
陶斯亮保存父亲记忆，石来发后人追寻祖辈身世。红色家族的荣光与苦难，遂在不同代际延续。
观陶铸之命运，最堪深思者，并非忠臣何以失宠，而是国家何以容许一人定众人生死。
革命者既能以政治运动剥夺他人权利，亦可能在另一场运动中失去自身权利。
今日整人，明日被整；今日功臣，明日罪人。
其祸不止于一家一姓。
国家若无法治，权力便无定分；人民若无公民权利，功臣亦难保其身。
陶铸一家之兴衰，所留后世者，正是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