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近年的财政困境、福利争议、移民摩擦和社会动荡，很容易被解释成左派失败、福利国家失败，或者全球化失败。这样的结论太大，也未必有必要。真正值得注意的，也许只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制度究竟有没有把人当作真实的人来设计。

福利最初当然有其合理性。一个人生病、失业、年老，不应该因为一时失去劳动能力就陷入绝境。问题在于，福利一旦提高到一定程度，就会改变人的选择。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做，也能够得到住房、医疗、现金补贴和其他保障，而辛苦工作后扣掉税收、通勤、托儿和失去的福利，只多得到有限收入，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就不再是一个荒唐问题。

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人性。

人会计算成本和收益。一个制度若要求人明明少工作更舒服，却为了公共利益主动多劳动，就已经把制度稳定建立在人的自觉之上。偶尔有人愿意这样做，不能证明多数人会长期这样做。

移民政策也是如此。

欧洲需要劳动力，于是希望引进低技能移民填补护理、清洁、建筑、运输等岗位。但如果一个来自较贫穷国家的人，在欧洲即使不工作，得到的生活保障已经超过他在原籍国拼命劳动时的生活水平，那么他的参照系已经改变。他当然仍可能工作，但不能把“他来了自然就会努力填补低薪岗位”当作制度前提。

与此同时，本地纳税人也有人性。

一个人愿意帮助真正困难的人，并不等于他愿意无限承担他认为不公平的成本。当他越来越感觉自己每天工作、缴税，而别人可以选择不工作，社会互信就可能开始磨损。福利制度真正依赖的，并不仅仅是钱够不够，而是多数人是否仍然相信：大家大体遵守同一套交换规则。

养老金也是同一个道理。老人会认为自己缴了一辈子钱，养老金理所当然；年轻人却会计算自己今天缴多少、将来还能不能拿到同样待遇。改革则意味着眼前有人受损，于是政治人物最容易选择的办法就是拖延。

今天不改，明天再说。

欧洲真正值得美国观察的，也许就在这里。不是因为法国一定会“完蛋”，更不是因为美国明天就会法国化，而是因为某些机制具有普遍性：福利一旦形成，削减很难；税负一旦上升，劳动激励会变化；移民规模扩大以后，同化不能只靠愿望；债务积累以后，当届政府总有理由把问题留给下一届。

美国目前仍然有欧洲很难复制的优势：强大的科技产业、资本市场、能源、军事力量、创业文化以及更强的劳动激励。但美国并不具有另一种人性。

美国人一样会趋利避害，选民一样不喜欢福利被砍，政客一样害怕得罪选民，总统一样可能发现“解决问题的人反而挨骂，不解决问题的人反而比较安全”。

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某一项福利多花了一点钱，也不是某一次移民政策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政治体系慢慢形成一种习惯：今天的好处我拿，今天的成本别人承担，长期的问题下一届处理。

如果每一届都这么想，问题最后总会落到某个人手里。到了那时，社会甚至可能开始期待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们几十年都解决不了，那就给我更多权力，让我来解决。

因此，从法国和欧洲看美国，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哪一种主义最终胜利，而是一条最古老也最容易被忘记的原则：

制度不能假定人会自觉成为好人。

好的制度应该假定普通人会算自己的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会偷一点懒，会维护既得利益，掌权者也会珍惜已经得到的权力。然后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度依然能够运行。

善意可以决定制度为什么开始。

人性决定它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