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仁勛的故事,根本不是第一次發生。
上周四黃仁勛從英偉達辭職,這幾天事情開始反轉:傳出他跟身邊人談過回歸,網上要求他復職的請願已經超過 17 萬人簽名,連馬斯克都公開說自己簽了;投資人也發公開信給董事會施壓。另一邊,財政部長 Bessent 強烈反對,拿英偉達的對華芯片出口合規問題施壓。 很多人覺得這是 2026 年才有的魔幻劇情。但你往前翻四五十年,會發現劇本一模一樣。 很久之前有李小龍。今天還活着的企業家裡,有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 先三十秒說李小龍。 1966 年他在美國演《青蜂俠》,戴着面具演白人主角身後的司機加藤。在好萊塢等不到主角,1971 年回香港拍《唐山大兄》直接爆紅。同年 12 月他在 Pierre Berton 訪談里說過片廠的顧慮:覺得讓一個華人當主角“從商業上看風險太大”。1972 年 ABC 拍講少林功夫的《功夫》,演少林和尚的還是白人演員 David Carradine。直到他在香港連拍幾部大賣,好萊塢才反過來找他合拍《龍爭虎鬥》。那時候攔着他的理由叫:觀眾還沒準備好。 重點是張忠謀。 很多人只知道他創辦了台積電,不知道他在美國一家公司幹了整整 25 年,從 27 歲到 52 歲。 那家公司叫德州儀器(TI)——六七十年代的 TI,就是那個年代的英偉達,全世界半導體行業的絕對老大。 張忠謀 1958 年進 TI,升得非常快。1972 年做到集團副總裁,管 TI 全部的半導體業務,離 CEO 只差最後一步。 1976 年,提拔他的老董事長 Haggerty 退休,新領導層上台,想把重心轉向計算器、手錶這些消費電子,他反對。大概 1978 年,公司直接把他從半導體調走,讓他去管消費品部門。 我不替他美化:消費品那兩年半業績確實沒好轉,這是他自己承認的。但你仔細想一下——一個把半導體做到全球第一的人,為什麼突然被調去賣計算器? 他後來對 IEEE Spectrum 說,當時的 CEO Mark Shepherd 相信“好經理什麼都能管”。張忠謀的評價就五個詞:“I think he was wrong.” 之後,公司把他調到一個無實權的 staff 閒職。他在計算機歷史博物館的口述史里說,自己被 “put out to the pasture”——放去吃草了。 最讓人唏噓的是,他當時還沒死心,又硬熬了五、六年。他在 2024 年出版的《張忠謀自傳》下冊自序里寫: “我的痴心,居然使我‘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還在德儀多滯留了五、六年,後來連婚姻都賠上了。現在回想,那五、六年是多麼絕望的五、六年!” 1983 年,52 歲,他從 TI 辭職,手裡沒有任何 offer。他在口述史里說得很直白:往上只剩一步就是 CEO,他看明白了,沒戲了。 1985 年,54 歲,他去了台灣。1987 年,55 歲,創辦台積電。 他當不上 CEO,到底有多少是種族原因? 在我查到的張忠謀本人文字裡,他沒直接寫過“種族”兩個字。但他在自序里寫了一句: “這雄心是無法實現的;不說別的,只看一九七○年代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客觀環境,就可斷定我的雄心很難很難實現。”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謝長泰在 NPR 節目裡說得更直接(這是他的轉述):“Because he's Asian… it was a very white company.” 《黃仁勛傳》作者 Stephen Witt 問張忠謀怎麼看“竹子天花板”,他拒絕討論;轉頭問黃仁勛,黃仁勛說:“當時我是唯一的華裔執行長,以前我沒想過這樣的問題,現在也不會去想。” 我的看法很簡單:消費品沒做好是個順手的藉口,真正擋住他的,就是他自己寫的那四個字——客觀環境。 再接到今天的黃仁勛。 張忠謀當年沒能在美國大公司走完最後一步,黃仁勛 1993 年乾脆自己建了一家。2013 年張忠謀找接班人,兩次邀請黃仁勛當台積電 CEO,黃仁勛兩次婉拒說“我已經有工作了”——當時台積電市值是英偉達的十倍。十幾年後,全世界最頂尖的 AI 芯片,黃仁勛的公司設計,張忠謀的公司製造。 先把兩人的不同說清楚,免得有人抬槓: 張忠謀當年沒做錯什麼,是純純被天花板擋住了。黃仁勛這次,私德上確實對不起家人,他自己也認了。私德歸私德,但不該直接判死刑。 可你看華盛頓和輿論的反應:別的硅谷大佬出私德風波,大家問的是“你做錯了什麼”;一到黃仁勛這裡,風向馬上變成“你到底站哪邊”“你有沒有違反出口禁令”。 NPR 那期講張忠謀的節目結尾,主持人說了一句話特別諷刺: “如果當年張忠謀在美國遇到更多敞開的門,台積電這樣的公司,本來可以是一家美國公司。” 今天美國砸幾百億美金補貼,拼命想把芯片製造搬回本土。它想搬回來的,恰恰是四十年前自己親手送出去的。 五十年前把李小龍送回香港,理由是“觀眾還沒準備好”; 四十年前把張忠謀送去台灣,理由是“客觀環境”; 今天輪到黃仁勛,理由換成了“國家安全”。 這一次,美國要把黃仁勛送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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