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和“右傾”兩條路線的相互調整

-- 大宗師

            政治上的派別或路線，無外乎兩類或兩條，一個是“左”的，另一個是“右”的。這裡“左”的或“右”的，可能與一般“左”的或“右”的理解不同，並無褒貶之意。這裡“右”的觀點或意識形態，是指對於人的本性是“惡”的基本認識，認為人是自私自利、趨利避害、弱肉強食的社會動物，調整、規範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係，調動人的積極性只能是誘之以利、曉之以害、示之以罰，由個體“惡”的動機出發，最終達到“善”的長遠社會效果。這裡“左”的觀點或意識形態，是指對於人的本性是“善”的基本認識，認為人是有別於動物，高尚智慧的“人”，人有理想、有道德、有公益心、有愛心，講公平、講正義，能無私利他，通過教育指導，人的這些品質會得到加強，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係能夠自然的良性調整。現實的人，現實的社會總是“善”與“惡”，美好與醜惡共存，絕對的“左”或“右”大概都不存在，只能是“左傾”或“右傾”的混合體。

            “左傾”和“右傾”是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兩個手段，這是由“善”與“惡”，美好與醜惡共存的人和社會的現實決定的，在一個歷史階段或許需要“左傾”的政治路線，在另一個歷史階段則或許需要“右傾”的政治路線。但是每條政治路線都不會長久，好心也會辦壞事，時間長了，政策的優勢就會喪失，弊端就會產生，必須不斷調整。毛主席建國初28年，是“左傾”的政治路線，鄧小平改革開放28年，是“右傾” 的政治路線，他們的政治路線都是針對當時歷史條件的偉大社會實踐，都是為了調整社會關係、解放生產力、富國強民，都有巨大的成功，都有深刻的教訓，時間一長，弊端叢生，現在又該是針對當前的歷史條件向“左”做出調整了。

            向“左”的調整，就意味着強調社會公平、社會正義，就意味着照顧更多的人的利益，就意味着富有階層向不富有階層讓利以實現社會和解，從而中國社會各基層、各利益集團、各社會力量達到新的整合以進入新一輪相對穩定發展時期。富有階層向不富有階層讓利以實現社會和解可能嗎？歷史上這種事很少發生，“被剝奪者”只有發動革命剝奪“剝奪者”，達到利益重新分配，但在當今中國，如果路線、方針、政策得當，或許能夠相對和平地實現社會和解。當今中國政局，“左”派全軍覆沒，全部進入地下，“右”派全面專政，控制了話語權。但是中國30幾歲以上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受過毛澤東思想、文化革命的教育，毛澤東思想的種子生了根，條件成熟了，就會發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右”派極為恐怖的，這也是他們不斷詆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文化革命的原因。雖然現今的共產黨已根本不是當年的共產黨了，但是共產黨的政權是當年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以千萬先烈的生命建立的，雖然現今的共產黨也願意代表富有階層的利益，但還不敢公開說不再代表工農利益，所以政治上、法律上迫使富有階層向不富有階層讓利的空間是客觀存在的。雖然國內富有階層和不富有階層的矛盾十分激烈，但是大都屬人民內部矛盾，只是與官僚、腐化、買辦資本的矛盾已接近敵我矛盾，官僚、腐化、買辦資本不僅是工農大眾的敵人，也是中產階層、民族資本、國家、中華民族的敵人。廣大人民還是敬佩憑知識、才能、苦幹成功的民族資本的，也願意在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裡，憑知識、才能、勤勞致富。所以富有階層與不富有階層還是有對話基礎的，富有階層向不富有階層讓利的社會、文化環境也是具備的。如果中央能夠限制、打擊官僚、腐化、買辦資本，扶植民族資本，通過合理有效稅收、捐贈、遺產、金融、保險制度迫使富有階層向不富有階層讓利，從政策、法律、文化上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真正鼓勵廣大人民憑知識、才能、勤勞致富，那麼社會和解就有可能實現。

            當然，“右”派是不會自動放棄它們的既得利益的，官僚、腐化、買辦資本從中央到地方盤根錯節，一手遮天，一點鬥爭也沒有，根本不可能，局部鬥爭還會相當激烈。人們或許注意到中央忽左忽右的政策和信號，人們可以解讀為中央不得不照顧各方的利益，也可以表述為兩條路線鬥爭的表現，還是那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怎麼樣具體操作，從哪裡，以什麼藉口、方式切入以推行一系列政策以分化、瓦解、限制、打擊官僚、腐化、買辦資本，扶植民族資本，迫使富有階層向不富有階層讓利，整合社會各基層、各利益集團、各社會力量，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是個高技術，誰知道怎麼做，誰就能成為政治局高參了。當然進政治局光有好主意還沒用，那裡分分秒秒刀光劍影，沒有靠山、沒有朋黨、不會權術，一分鐘都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