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小史

--大宗师

今年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人，每个人都有权力对改革开放做个小结、做个见证，我这里也就根据我个人的在这三十年里的所见所闻写个改革开放小史。

一、粉碎四人帮

一般人都将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但我个人认为其实应该从“粉碎四人帮”算起。1976年是个极不平静的历史性的年头，东北下陨石，唐山大地震，共和国的缔造者、领袖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人们一片迷茫，共和国要向哪里走，这是绝大多数人当时的想法。那个时代，社会上小道消息非常多，据说是那时上层斗争的一种方式，主席去世不久，我们大院里就有小道消息，说是家里亲戚是在部里开车的司机传出来的，讲“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抓起来了”，谣言越传越盛，终于正式文件下来了：“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各地纷纷表态，组织当地群众集会游行支持“党中央的英明决定”，那个热闹啊，能有这么热闹的也就是邓大人后来的阅兵和六四。随后就是“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当时有大量的“四人帮”的“奇闻轶事”的小册子在下面传发，有些不置可否，但有些后来被证明仅是传闻而已。

“粉碎四人帮”后，老华、叶帅、陈云、李先念、汪东兴等主持中央工作，启用邓大人、胡耀邦等人，恢复高考，有名的77届，就是那年考上大学的。老华出访欧洲、日本，花大价钱引进了一批项目，宝钢似乎就是其中一项，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洋跃进”。其他方面没什么大变化，所谓“四人帮”私制的主席遗嘱“按既定方针办”被改成了“按过去方针办”。我那时刚上初中，居然还当上了“红卫兵”，最后的一批“红卫兵”，因为“真理标准的大辩论”就要由胡耀邦展开了，这直接导致了“文化革命”的正式结束。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

由邓大人等人策划的，胡耀邦操作的“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解放了思想，为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大人等走到台前，做足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工作，于是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功过三七开，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人平反、落实政策，将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从组织上确立邓大人的领导地位等重要决议。随后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贯彻落实阶段，“红卫兵” 组织被正式解散，“知青上山下乡”被正式废止，无数在文革中受冲击的人得以平反、落实政策，在文革中被提升的所谓“三类人”从组织上被彻底清除，大鸣、大放、大字报等“文革新生事物”通过所谓“西单墙”事件被彻底禁止，随着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的一声咏叹调，陈景润等不谙世事埋头技术的“傻帽”们被树为了典型，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当科学家成为亿万莘莘学子们的人生目标。如果和79、80届甚至81届的人谈谈，就会发现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会些他们那个时代不太容易掌握的绝活，比如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弹琵琶、弹钢琴等，问他们怎么会这些玩艺儿，他们会告诉你，那是为了不下乡，78年以后不用下乡了，学这些玩艺儿的人就又少了，直到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才又开始有更多学习这些玩艺儿的了，不过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文革对那时的中国人冲击很大，对受冲击的人平反、落实政策几乎影响到每家每户，这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得到了几乎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了时尚，各地纷纷选拔建设重点学校，分快慢班，组织各种竞赛，努力学习成为了每个学生生活的一切。

邓大人掌军政大权后，首先搞了华北大演习，做了个热身赛，然后出访美国，随后便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争。这场战争虽说战略目的达到了，但打得也很艰苦，暴露了军队的很多问题，于是邓大人便决定百万大裁军，进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开辟老山前线，各大军区轮流派部队去进行实战锻炼。那几年就会经常接触到家里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小孩，我们班就来了一个大美女，一个大帅哥，一个家里是南京军区的，一个家里是成都军区的，军队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非常有个性，有讲不完的离奇故事，至今仍然印象深刻。1980年2月，刘少奇被正式平反，这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政治事件，同年正式开始对“四人帮”的公审，1981年1月，审判结束，对“四人帮”的处理到此画上句号。

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元户、乡镇企业、承包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事实上农村的所谓“包产到户”类似的改革从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四川的赵紫阳、安徽的万里对此有巨大贡献，当时有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肉，找万里”之说，这也是他们78年入主中央的资本。随后，他们将他们在地方上的农村经济改革的经验以所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推广到了全国，当时取得了重大成功，农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城镇、工业的经济改革一开始放在较容易的轻工业、服务业，所谓“第三产业”上，放手让私人进入这个领域。从那时起，国营商店、国有饭店什么的就不太有人气了，大家就比较喜欢去个体户、自由市场去买东西了，去个体餐馆去吃饭了，所谓“倒爷”成为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成为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体制外的极为有效的力量，将生活物资从过剩的地区运往需缺的地区，第一批富人产生了，那时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万元户”，现在富人的门槛再怎么着也得从百万开始，可那时“万元户”就是有钱人了。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般人还真不敢吃第一口螃蟹，所以“倒爷”、个体户大多是无业人员，单位的边缘化、闲散人员，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成色组成有些不如流，但正是这批人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口螃蟹，成为第一批有钱人。

那时大多企业、大院也开始自己解决副食问题，找了不少采购员出去找副食基地，甚至投资副食基地，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段故事，这批采购员作了好事，可也是第一批“出事”的，有了利益，有了对资源控制、影响的权力，必然就有了贪腐。我们大院3个采购员，两个“出事”进了几年班房，有一个曾在我家楼下住，他的一个女儿还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文革的时候就借着机会拿人家东西、调戏妇女，改革开放抓了个采购员的肥差，使劲的捞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到了，捞进监狱里去了。当然那时采购员贪的那点儿，和后来的比，差的可太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但他们仍然有可比性，那就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里，法律、法规、监管、执法总不到位，总要差个几年，只要在关键位子上，控制着资源，不一定要有多大官多大权，只要敢于抢个先，就占足了天时地利，夺取了优势，便宜是拿了白拿，不拿白不拿，上面想起来再管，那也是几年以后的事了，黄瓜菜都凉了，就算要追究，大家都有类似问题，总不能都杀掉吧，也只能杀几个意思意思，剩下的最多罚款。只要不是太蠢，太没有德行、人缘，一般都能够滑过去。

那时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叫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对后来乃至将来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工商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乡镇企业”出现于80年代初，首先在江浙、福建、广东兴起，特别是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十分普遍，技术含量高，起点高，且规模较大，经过30年上下起伏，几轮发展，甚至走过弯路比如参与走私、造假，很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壮大，形成相当规模化、现代化、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业集团，成为中国民族资本的核心。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工商业的未来不靠花里胡哨的“虚业”，而是靠规模化、现代化、有高技术含量、有创新精神、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业，靠的是投资建设发展规模化、现代化、有高技术含量、有创新精神、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业。温州、潮州是两个奇特的地方，一般寻常人家都很有钱，但他们从来不靠着这些钱睡大觉，而是打出去，到外面去闯个天下。举个典型的例子，温州很多人做皮革生意，有两口子做皮革生意发了财，家产几亿，当他们得知延安一带有石油，还没什么人想到到延安采石油，瞧准这个商机，他们毅然投资两亿，转做到延安采石油的生意。在延安再创业的时期，他们作为亿万富翁的夫妻俩和民工吃、睡在一起，从头学起，从头做起，硬是把石油公司做起来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和未来，中国民族资本不再保守、固步自封、贪图小便宜、目光短浅，而是开放进取、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善于学习、目光远大，所以中国民族资本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工商业的重要力量。

那时还有一个新鲜事物叫做“承包”，其实就是不良企业招聘总经理，很多“英雄”或“狗熊”都是当年“承包”企业、项目出来的。我在从北美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和一个“大款”聊天，他讲他的第一桶金就是“承包”一块烂地得来的，那时街道求爷爷告奶奶，一定要他承包那块烂地，他没办法，只好接了下来，可没成想发了，现在他的物业微软也要来租，比尔.盖兹经常还要和他通话，神气得很。他当时还讲邓大人“南巡”后，是中国发展机会最好的几年，可惜我在国外，Well, we see about that。我在深圳认识的一位大姐，公社的一个小会计，承包了公社的养蜂场、养鱼池，把养蜂场搞成了“蜂疗中心”，把养鱼池周围开发成特色餐厅和休闲中心，发了。我妹夫的父母当年的企业做不下去，把企业的部门承包给个人，他们俩个愣是把企业的大型修路机械承包了下来，他们两口子当时哪懂大型修路机械呀，可人家硬是学会了，揽来了生意，做起了工程。那时修路经常会碰到当地烂仔捣乱，要“买路钱”，没什么办法，只有老办法，拎起铁锹、棍棒打架。我妹夫的父亲现在中风了，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可谁能想象他当年拎起铁锹、棍棒和混混们打架的威风啊！这些不良企业招聘来的总经理，都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也有时难免有可悲可叹甚至是可恨的劣迹。在中国这个环境里，企业老总把企业做好了，就觉得这个企业就是他个人的了，自己就是企业的皇帝，可惜产权一开始承包的时候就没说清，“股东”们也没什么好办法来约束总经理，给了总经理很多机会为所欲为，这给后来造成了数不清的麻烦，以至矛盾激化，这是这批人后来倒台的主要原因。

三、小平你好、特区、资产阶级自由化、86学运、出国留学

83年是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的那一年，这年我暑假去上海、福州游玩，那时音响、收录机还算是新鲜玩艺儿，无论是上海还是福州，每架音响、收录机播放的都是邓小姐的所谓靡靡之音。84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走向极盛的一年，这一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取得了极大成功，城镇出现了大量的个体户、倒爷、万元户，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大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得到平反、落实政策，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那一年建国35周年，邓大人决定恢复阅兵。那年我们这帮学生也是阅兵后的游行队伍的一支，是我们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邓大人的个人威望到此达到顶峰。但是盛极而衰，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开始出现了。

80年代初，深圳被定为特区，吸引外资。说是外资，其实主要还是港资、海外侨胞资金、与台湾和解后来的台资，及全国各地、各部委、企业来的官资。那时国家各部委、科学院、各大企业、各省市属企业、机构都开始办公司，象计算所出来的联想、四通，荣毅仁的中信，王光英的光大，邓朴方的康华，等等等等，这就是官僚资本的开始。由于深圳特区的性质，大家不约而同的都将公司办到深圳，各部委来深圳办公司的很多是一大批处级干部和高干子弟，他们依仗着背后部委、地方、父母、大企业特有的权利、优势和对项目、资源、资金的控制，和计划经济物资、人员、信息、资金不易流通的缺陷发了大财，成了第一批中国真正有钱的富人，民族资本造就的富人还是后来才达到他们的富有程度的。不过后来由于人事调动、父母离任等原因，这些原来借官资发达的人逐渐从官僚资本里剥离出来，转变为民族资本。80年代初开始，沿海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很多干部和干部子弟也卷了进去，很多人发了大财，这时民间就开始对“官倒”、干部子弟经商有些不满了。赵紫阳后主持工资、物价改革，实行党政分离，社会上不满情绪就更严重了。

85年前后社会上出现了反映“反右”、“文革”中受冲击的所谓“伤痕文学”，以刘晓庆、白桦、刘冰雁等为代表的反映个人自由、人权、人性主题的一些作品，据说经王震通报邓大人，邓大人敏感的意识到这样下去就要动摇共产党的统治了，于是旗帜鲜明的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时社会治安开始恶化，邓大人提出“严打”。我们大院当时有个傻帽看上一个女的，想有所表示被拒绝，恼羞成怒将其打晕，便去自首，结果发现那女的没什么事，就让他先回去，但转天“严打”令下来，就赶紧把他又捉回去，一顿严判。85、86年有两个知识分子非常活跃，一个是科大的温远凯，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方厉志，尤其是方厉志，到各个大学作报告，宣传参政议政、民主宪政、三权分立那一套，各个大学都有一大批追随者，终于在86年冬天酿成第一次学运，科大、北大、清华都有小规模学生游行，比89学运差的太远了，但是一个开始。邓大人反应很快，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引咎辞职，赵紫阳任总书记，公开批判方厉志，严肃处理各大学追随方厉志的头头，一下子就把86学运扼杀在摇篮里。

80年代初开始，学生圈子里有个令人羡慕的名词“出国留学”。其实76年，据说经总理生前建议，有海外、港澳台关系的人员就可以申请出国定居了。我的一些同学及大院里一些有海外、港澳台关系的家庭就是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去海外、港澳定居了。到了80年代，不仅公派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自费留学的人数更是急速增长，TOEFL、GRE（GMAT）、联系学校申请奖学金这套程序，一入大学大家就都清楚，86学运以后，特别是89学运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数更是指数级高速膨胀。

四、气功、六四、高干子弟

80年代后期，虽然官员贪腐的现象和现在比还不那么严重、不那么普遍，但一些苗头就已经出现了。我在中科院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他的一个哥哥在地方乡里做团委书记，他的这个哥哥和乡里的党、政、公安的领导完全串通一气，在乡里为所欲为，称王称霸，这种模式在后来发现的官员贪腐事例中极为普遍。80年代后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气功”。严新、张宝胜等神功奇人家喻户晓，他们到处做“带功报告”，各地信徒云集，连王震、江总、钱学森等人也卷了进去，表示支持。那时钱学森常在航天部做“人体科学、系统科学”的讨论班，我还去听过一回，老头子的理论很有意思。“气功”里面的是是非非就不提了，但它确实兴起了第一次“中国文化热”的高潮。大多数中轻年人对自己的文化没什么了解，一味崇洋轻中，那次气功热促使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开始了认真、广泛、深入的了解。中华崛起一定是多方面的，是经济、文化、科技、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崛起，是要给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生存状态，为人类社会进化指出一个全新的方向，文化乃重中之重。现在这些神功奇人都听不到了，但据说江总效仿当年曹操把这些人物都搜集在航天医学中心和总参某部内由专家加以研究，没准什么时候有些什么惊人成果呢，who knows。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大家当时听到了也没觉着怎么样，可转天下午我们一个研究生的同学从北大他的老乡处回来给我们讲体改研究所的人去了北大和一个叫王丹的学生一起开会，号称要组织游行。我们当时怎么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儿悬，又联想到86学潮的教训，我们就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可谁成想，这事儿就越闹越大，北京各个大专院校都动起来了，到处是大字报，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校也开始响应了。我们也开始坐不住了，骑车去就近的学校看热闹，结果真是大字报的海洋，青年学生个个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我们看了立马热血沸腾，估计当年文革初期就是这个样子。大字报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揭露官倒、贪腐，号召自由、民主、人权、三权分立之类的东西。局势越变越严重，终于学生上天安门游行示威了。那晚我们骑车去看热闹，到大会堂附近见前面、周围都是齐刷刷的武警，顿时心惊胆战啊，那时如果武警出手把学生赶跑，估计64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武警一直很仁慈，学生们就愈发胆大起来了。那时世界不太平，全国也有好几个热点，除北京之外，还有拉萨、成都、上海。学生绝食，军队戒严了，可没动手，学生们还是可劲儿闹，各行各业也开始参与，百万人大游行，口号不仅反官倒，而且只指中央某些领导人。Well，最后谁也下不来台了，矛盾彻底激化，部队动手清场，64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是发生了。在此前后，拉萨、成都、上海也被解决掉了，赵紫阳被拿下，江总、李鹏、朱镕基入主中央，胡总被邓大人看好，准备接班。现在看来，赵紫阳当时还是有私心的，不然他的体改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所的人马怎么从一开始就都一直卷在这个运动里面。所以执掌神器的政治家一定要德行好，否则为一己之私，搞不好就要让千百无辜的人民人头落地。

高干子弟被很多人误解，觉得他们个个手眼通天，骄横跋扈，占尽了便宜。其实他们除了办事走后门确实比我们一般人有本事，其他的大多数人和我们平常百姓都差不多，发大财、能折腾的高干子弟和发大财、能折腾的平民一样，在高干子弟中也是少数。发大财、能折腾得有发大财、能折腾的机会、本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和本事的。大多数高干子弟的父母并不一定都在关键的控制资源、项目、人员、资金的位子上，很多高干子弟的父母又对他们管的挺严，所以他们干“大事”的机会并不比我们一般人多多少。我以前有个会计是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的亲戚，她父亲原是南方某市的公安局长，老革命，据她给我讲，她和她老公当年搞了本太平洋岛国的护照，跑到一个太平洋岛国去打工，吃了不少苦，就又跑回来了。除了当年弄个太平洋岛国的护照有点本事，在我这儿做个会计，还不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在北美遇到过一个，其父原是某重要地区军分区司令，战功赫赫的老红军、老将军，因个人问题跑到欧洲，又跑到北美，除了当时出国有点儿路子，其他的和老百姓又有什么区别？其他还遇到过驻某大国参赞的女儿，原在中联部工作，和毛家很熟的当年战功赫赫的几个老红军、老将军的女儿、孙女，某军区副司令的女儿，等等，除了在国内他（她）们办事走后门有两下子外，其他的还不是和我们一模一样，很多还不如我们老百姓。黄炎培的孙子原和我是同事，很一般但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家和邓家好的很，常去邓家玩，搞点熊猫牌香烟给我们大家尝尝什么的，他给我讲：“某某的孩子你和他玩没问题，他大方的很，但千万别和他做生意，他可黑着呢！”没错，我和父母在关键位子上，能干、能折腾的高干子弟也打过交道，他们很有教养，很会做人，很讲义气，手眼通天，朋友遍地，能量巨大，在商场上从冲冲杀杀，别说在河边走，就是下了水，出来鞋也是干的，寻常的游戏规则对他们根本不适用，大概正是这些少数能人的所作所为使大家对高干子弟形成了成见。

五、90年后、股市、官僚、国企、历史人物和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六四以后，大伙儿又迷茫了一段，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才有了92年邓大人南巡，号召进一步加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便有了中国资本化飞速发展的十几年。90年开始建立证券市场，随后各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资本化，大规模的官僚资本形成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造成国外跨国企业大举进驻中国，形成了规模性的外资和买办资本。外向型经济成为经济主体，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与国际接轨，中国终于加入WTO。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是90年后改革对广大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几项改革。为拉动内需，减少内地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中央提出了开发大西部的英明决策。到江总、李鹏、朱镕基退下来，胡总、温总入主中央后，又提出振兴东北、自主创新、科学发展观等新的路线方针政策。

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各国营企业刚推行股份制时，动员甚至是强迫职工买原始股，那时很多职工对这么几张纸很没信心，有心人就开始在职工里收原始股，发了大财。中国股市造就了大批的富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股市神话。陈荣就是当年几大操盘手之一，身家数亿，后金盆洗手投资做了保龄球生意。他家原在我姑姑家楼下，是我姑父的一个学生，我曾和他在上海希尔顿饭店吃过顿饭，人很精干、平易、低调、有商业眼光，这又是一个让我对民族资本有信心的例子。

针对国际市场做生意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某个国家和其他几个国家约定，你卖给他东西赚了钱不能随意买他们这几个国家的东西，你想要的基本上他们都不卖给你，这外币买不到东西拿回来就成了废纸，也只能存放在他那儿，这种对外的生意就有些亏本了，就要想想办法，不能傻做了。

曾经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今天似乎又成了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障碍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将土地分给农民经营，这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中国农业人口太多，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减少农业人口，使农村城镇化，而农业实现现代化、机械化，进行大规模生产则是必由之路，这下一步棋如何走，很值得研究。

大家都公认，90年代中后期起，官员和国企公司人员贪腐成风，规模空前，达到了变本加厉、丧心病狂的地步。一些腐朽的东西如繁荣娼盛、二奶、小蜜、情人正是在大量资本集中到少数个人手里后泛滥成灾的，而官员和国企公司人员是消费这些腐朽的东西的主力之一。我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见到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个个都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还深以为荣。我的香港司机对我讲：“现在XX不火了，96、97、98年XX火的很”，当时我看到的是那些玩艺儿遍地都是，居然还不火，那火的时候还了得！相反的我见到的朱宝国等民族资本家给我的印象则是如沐春风，这更令我看好民族资本。国人总希望有“清官”，这简直是白日做梦，让一群没有链子的俄狗看着鲜肉，指望它们不吃，怎么可能！其实国人应该向外国人民学习学习，在国外，政治家就被认为是职业骗子，国民对政治家，股民、股东对经理们就象防贼一样紧盯着。官僚、经理们必须要用，又必须要防，因为他们直接掌控着资源、利益，再好的人处在这个位子也会疯狂。毛主席没准当年就突然发现他那些曾经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和学生们仿佛一夜之间就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公敌，立马气的半死，这大概是他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大概是他意识到在中国这块充满封资修土壤的古老国家，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的危险性、灾难性。有人讲制度吸引适应这个制度的人，也就是说官僚、国企的制度吸引有犯罪倾向的人去做官、做经理，也许有道理，但我认为制度培养人，人性本无差别，好的制度激发人性中好的因素，能将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诱发人性中坏的东西，能将人变成鬼，所以里良好的制度、文化才是国家、企业的生命线。在中国这个不断改革的国度，法律、法规、监管、执法大概注定是永远赶不上趟了，总会有人钻空子、投机取巧，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还是要往前赶那，发现问题还是要解决呀，就象美国左翼电影里说的：“save the world by solving case one at a time”。

有些人讲国企要进，有些人讲国企要退，但估计大家都承认垄断性的官僚资本、利益集团是贪腐、腐朽现象的温床。呼吁国企要进的人的心目中的国企一定不是垄断性的官僚资本，而是计划经济下干好事守纪律的国企。我看有些国企要进，而有些国企要退。凭什么来判断进退呢？首先要明确我们国家社会在这个时期应有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明确是非好坏香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太总要的，什么是不能放弃的，什么是可以放一放的，什么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什么是钱买不到的。美国人都知道不是什么都能用金钱来计算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中国人怎么也没有美国人有钱啊，都用钱来算，哪有那么多钱啊？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国家民族未来，只有国家有力量操作，不计成本，必须由国家操作的方面就要由国营企事业单位来经营，其他的大可让民族资本进来竞争，甚至外资进来作为补充。现在民族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相互利用、相互斗争的三架马车的局面已然形成，对这些资本恐怕不能完全套用当年毛主席的一些论述，因为这些资本也曾是党和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是在拥有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修炼大乘武功（至少曾经修炼，党章里也规定了的）、必须照顾广大民意的、一党独大的共产党控制下的，君不见当年SARS，大家曾一致有意见的医疗卫生利益集团，在当时形势、党和政府巨大压力下，也居然改面革心，发挥出极大的效率和干劲，成功抗击了SARS吗？所以这些资本都有大用，但必须对他们进行控制和调整。

邓大人曾讲：“毛主席三七开，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he might be right。再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政策不可能超出当时历史、社会环境、条件的许可。他们只能做他们那时能做的事，后代的事只能由后代来做，来完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主席是如此，邓大人也是一样，他们以后的事还是要后来人来做，由于他们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政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后人遇到的问题的，必须由后人来创造、来发现后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