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天然是合理的。但革命後問題的解決往往比革命本身還要艱難。革命只是固定靶射擊，革命後問題的解決則是移動靶射擊和飛碟射擊。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場改變歷史進序的大革命，都不是革命本身的波瀾壯闊留給後人最深刻的經驗教訓，而是解決革命後諸問題的成敗得失留給後人最深刻的經驗教訓。資產階級革命是這樣，如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中國辛亥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也是這樣，如巴黎公社，蘇俄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在某種程度上正如《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故事，諸葛亮用兵如神，但他留給後人茶餘飯後談論最多的，不是他如何進兵，而是他如何退兵。

無產階級的先驅革命是巴黎公社革命。革命迅速取得勝利，但革命後問題沒有解決好，公社只維持了幾十天就不復存在了。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歷史時說，革命過程中革命者存在最大的兩個失誤，一個是在取得了巴黎的勝利後，沒有及時擴大革命的成果，進軍凡爾賽宮，徹底搗毀資產階級的大本營，使他們失去反撲的能力。二是沒有沒收巴黎銀行，斷絕凡爾賽資產階級的財政源泉。在這兩個失誤之下，公社即使採取了一系列旨在建立一個清廉政權的內部努力，還是未能抵抗住凡爾賽立即發起的反撲，永遠地倒在了血泊里。馬克思還提出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則：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之後，不能簡單接過舊的國家機器為自己所用，而必須要徹底打碎它，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馬克思因此還提出無產階級的革命要取得成功，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

就巴黎公社革命而言，革命、革命後問題的解決和資產階級的復辟，三者在短短幾十天內發生，以致於這個革命到底是失敗於革命自身的策略，還是失敗於革命後問題的解決，或者失敗於兩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並不那麼好確定。毛主席領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其革命、革命後問題的解決和資產階級復辟，都經歷了遠比巴黎公社長久得多的歷史階段，且各個階段自己的問題都有足夠的時間呈現出來，所以相對於巴黎公社而言，我們更容易觀察到這一革命各個階段的成敗得失。

1946-1949年的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國民黨試圖與共產黨劃江而治，毛主席果斷提出要“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拒做項羽，避免了巴黎公社革命者沒有及時進攻凡爾賽的歷史教訓。1949年十月一日新中國的成立標誌着革命的完成，革命後問題的解決擺上革命者的工作日程，包括政權的建設，戰後的經濟恢復，社會文化文藝活動和公眾日常生活有秩序的展開等等，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在社會基本制度確立之後，使國家政治生活制度化，讓國家轉型為現代化國家。

在這兩步中，毛主席都遇到了革命當初不曾考慮到的強大挑戰，並與那些來自黨內外的代表舊統治者舊習慣勢力的人和事物鬥爭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然而，直到現在為止，許多人攻擊毛主席的一個重磅武器，是所謂毛主席搞了終身制，沒有像華盛頓那樣，在革命成功之後，立個法就退出政治舞台，還說這是毛主席沒有華盛頓的政治智慧，道德人品，如何如何。泛左翼中也有不少人自覺和不自覺附議這類言論。但是，這樣的言論忽視革命後問題解決過程中遭遇到的種種歷史難題。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是根據《共產黨宣言》把目標確定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新中國成立後，解決革命提出的問題，兌現革命的承諾，建立公有制經濟基礎，本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在政權構架完成之後，在是否走集體道路（合作化）的問題上，毛主席立即遭遇了挑戰。他主張希望通過合作化向社會主義公有制過渡，劉少奇則反對合作化，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兩種意見在黨內形成對立，毛主席的意見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在1953年夏取得最後優勢，其後是三大改造全面實施，社會主義制度在1956年得以初步建立。可以說，即使遇到了挑戰，到此為止，解決革命後問題的第一步是成功的，也是順利的。所以，1956年毛主席生了退隱之心，提出了中央工作分一二線開展的思路，並在當年的八大上做出相應安排。但是，1957年部分民主黨和社會上大批的知識分子，借國際風雲和共產黨1956年發起的黨內整風的時機，挑戰起了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顧他們自己對1954年憲法是點過頭的，簽過字畫過押的。他們中有人說，毛主席搞的社會主義是封建的社會主義，要廢除，要搞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並不能提供任何歷史的樣本或者現實的模型或者未來的藍圖，可見他們其實就是要廢止當時的社會主義，就是要回到之前的封建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去。

1957年反右派運動，打亂了毛主席的隱退計劃，但沒有完全中斷這個計劃。大躍進運動多多少少含有反右派運動勝利的慣性推動因素。大躍進中，毛主席起初還是退在二線，讓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一線。大躍進工作中的具體的極左錯誤發生後，黨內再度爆發集體道路和單幹道路之爭。民主黨派吸取了1957年的教訓，蟄伏起來了，他們的意見和社會反對集體道路的意見，通過黨內代理人體現到黨內鬥爭中。黨內的單幹思潮在1959年廬山會議遭到壓制後轉入“地下”醞釀反撲，並在在1962年捲土重來，一直延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毛主席對劉少奇說的話是發人深思的：你慌什麼，不頂住？毛主席的質問涉及的就是基本制度的維護和鞏固問題。劉少奇若堅定了社會主義的意志， 不是還想回頭去搞單幹，那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發生，一二線分工就完全可能轉化為一種制度性的安排，讓劉少奇之後的接班人選擇由制度來完成，而不是通過黨內不同宗派的權力鬥爭來實現，進而完全可以過度到固定期限的黨內選舉，為社會主義的普選制打下第一步的基礎。是劉少奇的政治態度和單幹制度傾向性，讓這一切不能實現。

毛澤東要實現的是集體道路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單幹且最終必然會回到私有制的那個社會主義。毛主席不得不用政治手段剷除劉少奇的路線。這引發了一直延續到1976年的全部黨內鬥爭，鬥爭延伸到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而毛主席反過來又成為各種對立力量之間的平衡器，想退也不可能退下來了，“終身制”成為一種毛主席拒絕而不能的被迫選擇。

社會主義並不天然地排斥普選制，巴黎公社革命也早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普選制的前提是，社會的基本制度必須得到所有各政治團體，各參政參選的黨派的認可，還要得到全民的認可。極少量的異見可以存在，要不讓它存在，那就採取某種方式加以清除。例如，麥卡錫主義，就是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把當時在美國涌動的共產主義思潮加以清除。在資本主義社會，全民認可資本主義制度是迄今人類最好的制度，即使他們在這個制度下，一無所有，只是一個被欺凌被侮辱被掠殺的對象，他們也不打算去顛覆這個制度，而且還要相信那些統治者的宣傳，認可共產主義是邪惡的制度，是法西斯制度，是慘無人道的制度。在這樣的全民共識下，資產階級的選舉制可以順利進行，獲得成功，經久不敗。

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物，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敵人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定型幾百年，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相對發達很多，而社會主義是在落後的國家靠革命成功而強制建立的，天然地存在物質基礎不足的問題，這就給這個制度的建立本身和這個制度下的一切問題的解決造成極大的麻煩。一般民眾並沒有也不打算有高遠的理想，是被動接受制度，而不是主動選擇制度，即使被動捲入革命的許多普通革命者，也並不深刻了解主義，甚至從來不問主義，革命反正成功了，你搞什麼主義都可以，而現實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就在那裡，他們就會不問資本主義歷史的來龍去脈，就會簡單以當時物質發達的現實的資本主義為參照，寧願選擇資本主義，這時如果那些崇拜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再加以鼓動，再把資本主義的缺點抹去，把資本主義的優點誇大，說的天花亂墜，讓其疊加在大多數民眾的小生產者自發的習慣勢力之上，那麼很多民眾的心理就會失衡，黨內思想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大躍進後出現的黨內外思潮正反映出這樣一種狀況。在這種時候，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制度的維護就全靠革命的領導集體了。單幹思想，本質就是小生產者的自發習慣勢力的表現。所以，那時毛主席就對黨內劉少奇等一些重要領導人說過，群眾中有些意見不能聽，比如這個單幹就不能聽。

如果革命領導集體發生對社會主義制度認識的分歧，或者一部分領袖自己不再在乎革命的承諾，不再在乎自己參加和領導革命的初衷，就是要搞單幹，還要把單幹解釋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那麼革命後諸問題就必然地得不到順利解決，極端情況下就會爆發激烈的路線鬥爭。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它是集體路線和單幹路線之爭無法調和的必然結果。

二

三年文化大革命完成了預定目標，即剷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也提出了革命後要解決的問題。但如同1946-1949年的革命在1949年革命成功之後遭遇到解決革命後問題的困境一樣，三年文化大革命勝利後，也遭遇到解決大革命後問題的困境。革命自身不能解決革命後的問題，後來的決議派正是把革命和革命後問題的解決混為一談，用革命後問題沒有全部解決，或者有些問題解決得不夠完美而否定革命本身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與此同時，泛左翼有人則是以革命後問題沒有得到圓滿解決，就以為革命是失敗的，就也去否定三年大革命的成功。這樣一來，復辟的歷史事實就被掩蓋了，仿佛復辟從來沒有發生過，只存在革命本身的失敗。

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要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這一論斷寫在了1973年十大的王洪文做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1966-1969年的大革命叫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這個大革命按照其預定的計劃，是要多次進行的。中間的間隔或者是在解決革命後問題，或者是在迎戰復辟，或者是復辟成功後革命又在醞釀再起。這樣的大革命是一個多次革命的連續過程，所以毛主席提出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1969年九大後是解決文化大革命後問題的開端。林彪事件是一個意外事件，復辟派借批判林彪開始對大革命搞反攻倒算，於是迎來了復辟和反覆辟的鬥爭。1970年的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周恩來、康生向毛主席建議，在全黨展開對陳伯達的批判，毛主席接受了建議，但無意中逼出了1971年的林彪事件。1972年周恩來借批判林彪而提出批判極左思潮和批判無政府主義，藉以全面徹底乾淨消滅各級革命委員會中的造反派。這是走資派復辟全面開始的標誌，毛主席則是堅決把林彪事情定性為“是極右，是叛黨賣國”，否定了周恩來定性的“極左”，讓周恩來發起的復辟運動不能名正言順進行，氣得周恩來回到西花廳大罵：“他媽的，什麼極右，明明是極左”。1973年夏，毛主席提出批林還要批孔，說法家的道理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代表社會前進的方向，儒家則是總是往後看，時刻想着復辟。1974年1月，毛主席又說“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把孔孟之道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想武器”，在全國發起批林批孔運動，反覆辟的鬥爭開始具有社會規模，也導致了周恩來去世引發的1976年4月的所謂“四五運動”，隨後是一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延續到毛主席去世，華國鋒等人完全破壞黨內民主集中制，公然發動政變，暴力終止了這個反覆辟的鬥爭，導致復辟運動在1978年取得終極勝利。

華國鋒實現了林立果的設想：“B52的權力要拿掉，B52的路線要繼續”。當然，1976年十月的B52的物質形式已經不是毛主席，只能用四人幫來做比喻。四人幫完全執行毛主席的路線，但不可能具有毛主席的個人權威。決議派把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這個時期叫做“兩個凡是”期，說它繼續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卻不把它也叫做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是堅決把文化大革命的訖點放在了1976年10月，並給予了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終止文化大革命有功的評價。鄧小平欽定的胡錦濤等人飲水不忘掘井人，看到自己的權力本質上是來源於華國鋒的政變，就超規格給予死後的華國鋒特別的待遇，為他建造了一座宏大的陵園。可見華國鋒發動的政變所開闢的政治局面對於走資派最終完成復辟大業何其關鍵。

陳伯達，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是大革命的直接領導者（王洪文則是1966年在安亭事件中崛起，最終在1972年在毛主席的建議下從上海調到中央工作）。陳伯達事件是1970年發生，林彪事件1971年發生，四人幫事件是1976年發生。 九大在1969年召開，1970年後的黨內鬥爭，如果也算是大革命，那大革命就變成了一個個地消滅自己的領導者的革命。這豈不怪哉？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而是1970年開始的歷史屬於文化大革命後問題的解決過程，這個過程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是走資派的復辟，而走資派最後確實復辟了。

三

三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九大召開，政治生活制度化再次回到日程。毛主席提出了不設國家主席為先導的國家制度改革，打算在四屆人大上落實。毛主席初衷是用林彪作為過渡，用林彪-張春橋搭檔，取代毛澤東-周恩來體制，完成接班人體制的過渡，把權力交給三年文化大革命培養起來的完全社會主義派，終結黨內的路線鬥爭。但是，這個設計遭到林彪的拒絕，也不為周恩來所接受，就演變出了1970年的廬山會議之變（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事件）和1971年913林彪事件。林彪事件之後，毛主席再次做了大膽的設想，用鄧小平-王洪文體制替代原定的林彪-張春橋體制，然而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派，尤其是造反派，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公然表示了與王洪文不合作。毛主席新的一次的努力是在1973年8月打算設立中顧委，自己當中顧委主席，不做黨的主席，但這一動議遭到周恩來率先反對，政治局沒能通過主席的動議。這樣一來毛澤東-周恩來體制就到他們各自生命的終點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到底是什麼人在阻擋終身制的廢除。1956年毛主席就提出一二線思想，1957年右派進攻社會主義制度，1962年劉少奇搞倒退導致黨內大分裂；1970年後林彪不合作，周恩來也不合作並對林彪的不合作加以利用，1973年被毛主席特別啟用的鄧小平又不合作，毛主席要退到中顧委，周恩來還是不合作，就這麼一次又一次錯失良機。九大到十大間隔是四年，決議派說十大是因為913事件而提前召開的黨代會。這是不能成立的。1973年的十大離林彪事件已經兩年多，離九大正好是4年，這是一次完全正常化、程序化的黨代會，不是什麼提前召開。把它說成提前召開，就是故意要說“毛主席在繼續搞封建家長作風，在繼續破壞民主集中制”。四屆人大是毛主席制度化接班人制度的最後努力，但是華國鋒用政變改變了毛主席的設計，改變了整個黨內民主選舉制度的進程。

縱觀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在這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剛一建立，毛主席就心生退意了，但社會主義制度遭到來自黨內高層的破壞，使他的退隱不能實現，接班人制度得不到落實，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黨內民主選舉產生領導人的機制也不能建立，他被迫“終身制”了。

對比一下鄧小平的“制度化”過程是非常有必要的。鄧小平在廢除華國鋒的權力之後，自己不當主席，還說已經完成了國家領導人產生的制度化改革。但是，他很快就先後把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接班人廢止了。他與胡、趙的路線分歧還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路線鬥爭，不過是漸進的資本主義和激進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分歧問題，其鬥爭的激烈程度都是如此，那麼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鬥爭是對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它又引發了系列鬥爭，毛主席又怎麼可以完全退得下來？毛主席要是不掌這個舵盤，社會主義恐怕在1962年就已經走完其短暫的歷史。

李先念在毛主席時代，尤其是1966年-1976年，是一直協助周恩來主持經濟工作的。他對於鄧小平再度掌權後製造出來的“十年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說法持有異議。這成為鄧小平的一個心病，1988年鄧小平拿掉李先念的國家主席職務，理由是他年紀大了，要換上年輕人。換上誰呢？就是28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楊尚昆，而楊尚昆比李先念還要大兩歲，這事成為當年最大政治笑談。鄧小平敢這麼做，就是因為楊尚昆是劉少奇、鄧小平幾十年來的密友，用楊尚昆可以確保他自己的路線力量再度加強。這才是徹底的破壞黨內民主集中制。所以說，體現鄧小平個人主觀意志的《決議》和決議派對於任何一個歷史人物、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所做的評價，泛左翼都要認真思考一下，不能隨便附議，包括十年文革還是三年文革的問題，也包括“毛主席搞家長制，終身制，破壞民主集中制”等等這類說法。

四

1989年到1991年這個時期，社會上懷念毛主席的思潮高漲，黨內要求回歸正統社會主義的呼聲也出現了，鄧小平感到他的漸進的資本主義受到了挑戰，就“冒着風險”搞了一次南巡。江澤民迫於壓力接受了漸進資本主義，黨內思想最終完成統一。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中，本來是要把鄧小平的漸進的資本主義叫做新民主主義，但這個叫法太過於有倒退色彩，怕引發人民的反彈，就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97年的十五大廢止了初級階段說，進一步包裝鄧小平的漸進資本主義，提出了鄧小平理論，從此之後特色社會主義之說流行於世。鄧小平先期通過清理三種人，把社會主義派切除在體制之外，1980年代中晚胡耀邦，趙紫陽被分別拿下，92年之後鄧小平的老搭檔如陳雲這些人已完全從行動上認可了其漸進資本主義（心底則可能有些人事安排上的不同意見），南巡之後新崛起的江澤民也歸順了，這樣就再無任何體制內和黨內高層的反對聲音了，特色資本主義就此一統天下，黨內廢除終身制，制度化接班人制度的真正前提出現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種領導人換屆制度化初級形態，雖然現在階段還有前領導人的意見帶到新的領導集體中來，還一定程度存在“接班”的色彩，但如果不發生特別的政治意外事故，那隨着進一步的演變，將來有可能就是一個沒有“接班人” 色彩的完全的黨內民主選舉新領導人的機制。毛主席搞社會主義，是開歷史先河的，遭到巨大的黨內勢力的反對，直到晚年他也沒有獲得一個類似的可以制度化接班人的政治環境，廢除“終身制”非他不為，而是因為對立政治力量的干擾而不能為也。

通過以上這樣對比的歷史分析，我們才能進一步看清毛主席的“終身制”是一種被動選擇，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現在許多人在談那個“終身制”並對毛主席加以“法西斯，封建暴君，封建帝王”的標籤時，都刻意迴避了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鞏固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把“終身制”從社會主義制度中抽離出來，放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中簡單說，封建制是終身制，毛主席搞終身制，毛主席就是封建君主。社會主義在這樣的表述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留下的只有毛主席貪戀權力。拙劣和庸俗的邏輯把表象變成了“實質”，而這樣的邏輯卻再沒有人去管或者能管得了。

五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泛左翼中出現兩種令人擔憂的情形，一是跟在決議派和其他各種反毛主席的思潮後面，不講條件的批評毛主席沒有完成一套選舉制。一種是簡單以朝鮮作為現實參照，覺得當時毛主席要是搞了世襲制就好了。這兩種傾向都是救世主想法的變形表現，甚至帶有機會主義的色彩。前者看不到政治革命的複雜性，看不到這麼根本性的社會制度的革命，決不是毛主席個人權威所能完全解決得了的，毛主席不能像基督教徒虛構的上帝造人那樣，按照自己的意願幾天之內就造出一個完美的社會主義和一國的社會主義信仰者，然後自己就去過星期天，這個世界就交給自己造出的社會主義者搞普選制，社會主義事業就萬萬年了。後者則是看不到朝鮮的世襲制是反思了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被顛覆的歷史教訓之後採取的一種權宜之計，是不得已而用家族血緣世襲制度來完成複雜國際環境下朝鮮社會主義制度的延續性。中國是大國，是世界秩序的制訂者之一，毛主席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如三個世界劃分，“兩個中間地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亞非拉人民革命和民族獨立是正義事業，打破美蘇的核壟斷，等等。世襲制有着封建色彩，朝鮮可以在國際關係的狹縫中借用，因為它是小國。中國則不行，它是大國，必須自我完成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完成現代化，然後去影響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早在青年時代已經與君權思想，皇朝思想決裂。在井岡山時期，他進一步提出了向君權、父權、夫權和族權這些勢力鬥爭，認為不鬥敗這些勢力，中國就不能走向現代。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這是消滅夫權，建立兩性平等社會地位的關鍵一步，隨後20多年間通過一系列社會變革，男女平等基本建立，女人在家庭中不再是單純的傳宗接代的生育機器，在社會上也不再是圈之青樓供男人淫樂的工具。父權，族權這兩個東西消滅之徹底，更是不用說了。現在，泛濫於四處的那些所謂“毛澤東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動搖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根基，搞壞了人心道德”，基本都是從這些方面說的。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不但呼喚起一夫多妻制來了，還認為毛澤東在農村消滅了族權是今天農村亂像的根源，呼籲趕緊在農村請回鄉賢鄉紳來。看看這些知識分子都在做怎樣的道德文章和復辟學問吧！

毛主席沒有皇帝思想，但是跟他打江山的那些人卻是無法告別大臣思想，周恩來就一直在把自己塑造為“忠臣”，即使某些右派也對他這種做法頗有微詞，而更多的右派則是對他這種做法高度贊成，泛左翼不是也這樣嗎？葉劍英，還有那個在文革初自殺後來被決議派美化的田家英，私下裡都是叫毛澤東“主公”，這種稱呼決不僅僅代表他們對毛主席的尊重，根本的還是代表他們自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所以他們這類人只要自己的特權，不在乎什麼主義，並把毛主席堅持的社會主義批判得體無完膚，把毛主席堅持社會主義的鬥爭，叫做“家長作風”，叫做“晚年全局性錯誤”，叫做“捏造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

人民呢？數千年的皇朝文化薰陶出來的子民意識，是不能通過一場單純的革命而徹底清除的，這成為革命後要解決的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毛主席在進城之前，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說了，最大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反映了他已經看到中國農民樸實憨厚，勤勞遭受壓迫，是革命的天然的同盟軍，但消滅農民的封建意識，子民思想，也是革命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包含了對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即在全民中喚起造反思想，要他們敢於向任何新的封建地主和皇帝造反。農民有子民思想，那些最自我標榜沒有封建意識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甚至大知識分子，並不見得好到哪裡去，他們拒絕社會主義，批判所謂的“封建社會主義”，正體現他們的封建意識，體現了他們的等級思想，它恰恰是皇權意識-子民思想的具體化，從他們對周恩來的崇拜中就可以看到這些。

泛左翼要主動自我根除子民意識，樹立造反意識，不如此就無法在和右翼的辯論中取得真正的優勢。現在到處都有左翼嘴裡出來的太祖（毛澤東），太宗（鄧小平）之類的稱呼，這說明這些人把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看作一個封建王朝，這又怎麼能不讓那些嘴裡說着現代詞彙骨子裡則是充滿封建的自我優越感的右翼抓住攻擊的把柄呢？泛左翼如果不能自我革命成功，那麼其對於今後的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的危害，不會在右翼之下。我是能理解毛主席在晚年為何總是臉上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憂鬱，還說自己有時更願意和右派打交道。毛主席自己在三年文革之後已經在全面着手清理這類個人崇拜的任何外在的表現形式，如果泛左翼今天還在呼喚世襲制，喊空洞的萬歲、偉大、世界無人能比的領袖、宇宙第一人，那都只能是徒增敵人攻擊的炮火，對於拯救現實卻毫無作用。

朝鮮的世襲制如果在當前不遭到來自中國的外科手術的打擊，則其社會主義制度應該會得到延續。與此同時，世界的經濟形勢也在惡化，國家之間利益衝突，民族衝突，宗教衝突，將會在未來更加頻繁，並重塑未來世界秩序。朝鮮的社會主義若得以倖存中度過當前這個世界秩序重塑的時期，那麼朝鮮將對未來的社會主義運動取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也會影響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再造。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以這樣的結果，來說明社會主義就該搞領袖終身制，接班人就該搞世襲制，為現在的所謂“毛澤東第二”的造神運動添磚加瓦。終身制、世襲制和民族主義一樣，只在特定情況下才與社會主義的理想不衝突，在特定歷史時期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如果將它制度化則是與社會主義根本原則不相容的。

在毛澤東時代，民主黨派總的嚮往資本主義，與共產黨即使不是離心離德，也是貌合神離，遭到1957年的打擊之後，他們就根據自己的利益不同和對於社會的發展的趨勢性評估，在共產黨內選擇代理人，但總體而言他們是出自自己的階級利益支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一樣的情況下，毛主席解決黨內路線分歧問題，就是解決了社會的階級矛盾，這是先搞老虎後搞狐狸的思路，階級鬥爭為綱就是這個意思。毛主席說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給他們捏造罪名，劉少奇、鄧小平是要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黨派就不反黨，而毛主席是搞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黨派就反黨，可見這個反黨不反黨的根本是這個黨在搞社會主義還是在搞資本主義，搞資本主義，民主黨派就不反黨了，現在就是“黨的領導+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所以民主黨都是和共產黨同心同德了。這也就是說現在的黨的理想、黨的性質和民主黨派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了，也是資產階級統治階級的代表了。但人民卻和黨再不是同心同德了，人民內部也發生了分裂，主張社會主義的人民要看到特色二字被拿掉，公有制回來，私有制終止，兩極分化遭到消滅，才信你的社會主義，而主張資本主義的人民則要你拿掉社會主義，只要特色，你一天不拿掉社會主義，他們就一天在你耳邊灌輸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灌輸只有正宗的資本主義才能解決當前的社會矛盾。不排除這種人民和黨的離心離德最終會爆發疾風暴雨式的暴力革命，也不排除人民自身的分裂在越來越加重，可能最終引發嚴重的群眾對立，再向上傳遞，影響和激化修正主義的黨內矛盾，使公有和私有的問題，再次端上修正主義的黨的會議台。

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遇到了革命後問題的困擾，現在是復辟成功後，復辟者遇到“復辟後問題”的困擾。資本主義不意味着歷史的終結，福山不是也反思了嗎？現在，統治者內部雖然不存在致命的路線分歧，但是統治者派別利益衝突在加深，人民與統治者的對立也在加深，“復辟後的問題” 他們是否真的徹底解決了，恐怕還有待歷史的檢驗。

現實中的一切都是處在一個動態的總平衡之中，這個平衡隨時可能被突發的巨大能量或者漸漸積累的巨大能量一朝打破。但無論怎麼樣，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靠物質的力量去消滅，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毛主席晚年一再強調，中央出了袁世凱，地方要有蔡鍔起來。現在很多左派人士承認中央出了袁世凱，但堅決反對地方出蔡鍔。在他們看來，蔡鍔是要搞亂中國，是漢奸，是美國的走狗，蔡鍔出來就不利於復興中華。就這樣，許多“革命的左派們”和那些反對革命的劉再復、李澤厚、劉曉波們殊途同歸了，喊着繼續革命的人不但告別了昨天的革命還拒絕任何新的革命。這其實就是“革命後諸問題”中最大的問題，是解決一切其他革命後問題遭遇困難的總根源，它就是劉少奇修正主義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