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流行病 節選自楊葵《坐久落花多》
更準確點，應該叫“一個編輯眼中的寫作流行病”。 我做編輯，業餘愛好閱讀，所以幾乎無時無刻不與實實在在的文字打交道，換來一些對文字的敏感與熟悉。想想大致也分兩個層面：一是技術層面，大到字句乾淨與否，小到標點是否得當。二是意義層面，寫作是要表意的，所謂辭能達意，這個意表達得是否清晰？是否簡潔？還有，要表的這個意本身，有沒有問題？ ▍“照着說”與“接着說”  日常表達與寫作中，常見兩種情況，一種叫“照着說”，一種叫“接着說”。
“照着說”就是重複，尤其指重複前人講過的內容。孔子說“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蘇軾再寫“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就是“照着說”。“照着說”的特點是，往往說得還不如人家，難免照貓畫虎，嚼剩饃，沒滋味。“接着說”呢，雖然主題可能前人說過，但我繼續往下說，有一點新闡發，有一點新創意。蘇軾一闕《念奴嬌》，雖然開篇“照着說”，但是後面“接着說”到具體的三國人物，借對他們的仰慕而言志，有不少新意，因此一向被譽為佳作。 “接着說”與“照着說”的關鍵差別，在於是否有新意。同樣是“逝者如斯”、“大江東去”這層意思，到了明朝的楊慎又有一闕《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雖然因為毛宗崗父子評刻《三國演義》時，將其放在卷首而極負盛名，依我個人看法，基本是照着蘇軾說的，算不上“接着說”。 翻閱報刊瀏覽網頁，會發現海量的“照着說”。不少寫作者因為讀書太少，寫出的東西在閱歷較多者看來，都是津津有味地嚼剩饃。這是一種寫作流行病。 這一病症往下細想容易陷入絕望。讀書越多，下筆越有忌憚，因為讀過太多好東西，輪到自己，如果不能“接着說”，簡直不好意思下筆。而無知者無畏，他們會像那個著名典故里的意大利宅男，某日突發奇想，到專利局申請一項發明專利，可是等他把自己的發明呈現出來，大家都笑噴了，說這不就是雨傘嘛，家家戶戶都在用啊。所以你看，兩頭都不得好，挺絕望的。 很多事想至深處，都逃脫不了這樣的絕望，且不管它，只說眼前事，比如日常寫作，還是應該努力克服“照着說”的流行病。我自己的辦法是，第一慎落筆，能不寫則不寫。第二心裡隨時有根弦，警惕自己是否又在饒有興致地嚼剩饃、說廢話。除此以外還有第三條，確認自己不是天才，作為一名正常人，還是努力多讀書，儘量少鬧笑話。 就有人問了，“照着說”是寫作病，非要有新意才能寫，如此豈非文章越寫越短？對的，越寫越短不是壞事。 ▍“極簡”與“文藝” “極簡”與“文藝”這一對詞彙的關係有意思，“文藝”不知何時起，成了諷刺專用語，多指那種毫無克制的大段抒情；“極簡”則像個褒義詞，像是對文藝的一個反動，有點類似藝術領域的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對立的意思。  詞彙的含義，在不同時代環境下不斷演變，帶有時代烙印，眼下“文藝”成了諷刺語，是因為它的含義已從“文藝”悄然演變為“文藝范兒”。我個人的看法是，問題不在文藝還是極簡，只在寫得有沒有病。
文藝得做作固然招人嫌，極簡得乏味也一樣不好。可惜這兩種情況眼下真不少，稱得上是寫作流行病。更可怕的是，骨子裡文藝，可又文藝得不好，只好自欺欺人地高舉極簡大旗，這就是極不自信的扭曲了。 極簡寫作標榜寫得節制，文字壓縮壓縮再壓縮，追求簡潔明快，但我讀張愛玲的《異鄉記》，發現了極簡反面的一種寫作法。 對大部分作家而言，寫出“幾隻雞，先是咯咯叫着跑開了，後來又回來了，脖子一探一探的，提心弔膽四處巡邏”這樣的句子，已經很準確很有文采很簡潔了，但是張愛玲繼續寫道：“但是雞這樣東西，本來就活得提心弔膽的。”我將這種筆法總結為“多半句”手法，一下就把文意盪到更為廣闊的境地。 所以，極簡與文藝真的不是問題，只看內容夠不夠充實，表達得是不是實在。條條大路通羅馬，最怕寫作時自己煞有介事地貼標籤。 ▍“求逗”與“討好” 大到鴻篇巨製，小到一條微博，寫得幽默有趣，是不少人的追求。但幽默有趣必得發自心底，來不得半點造作。天生沒這基因，又無後天訓練，寫出來的只會是“求逗”。在我目力所及範圍，這種為逗而逗的寫作不在少數，語不逗人死不休的架勢挺難看。 “逗”的原意是令人開心，令人笑，本來意思挺好。可是不止一次聽到電視節目或者會議的主持人講完自鳴得意的句子，會追一句“此處應該有掌聲”，甚至“此處應該有笑聲”。更典型的是一些劣質相聲，裝瘋賣傻作踐自己，乞求台下觀眾笑。這都是利用他人的善良，甚至只是身體條件反射的本能，強行“求逗”。說白了就是胳肢人。 開心而笑也分好多種，高山流水於我心有戚戚焉是一種，觥籌交錯講黃段子也是一種；升官發財是一種，明朝散發弄扁舟也是一種。雅俗不是問題，關鍵要會心。會心的笑與被胳肢的笑不可同日而語。若要會心，自己先把心捋直了，別拐彎兒，別造作，真心隨意流露才可能引人共鳴，心心相印。一味憋足了勁想逗，別人看到的只能是一張憋成豬肝色的臉。 是否會心還與趣味有關。趣味這東西也是五味雜陳，花樣繁多。有趣味的逗也不都是真逗，這份趣味還得是健康的，不是變態的；是陽光的，不是陰濕的。曾見一位作家“求逗”，文章里寫，看世界盃宛若XX，是件很私密的事—大意如此，這個，趣味倒是有，可好像有點惡趣味吧？ 還拿相聲類比，胳肢人的相聲討嫌，卻也有侯寶林那種，台下都笑噴了，自己還一臉懵懂無辜。你以為他心裡不樂？沒那事兒，心知肚明。寫作也如此。前幾天讀到介紹拉薩大小寺廟的一本佛教主題旅遊書，全書行文嚴肅認真，寫到羅布林卡，先介紹歷史由來，突然筆鋒一轉說，“羅布林卡旁邊還有一個動物園，內有若干兔、雞、狗、鳥等西藏珍奇動物，旅費極為充裕，並且喜歡觀賞無精打采動物者，可以順道入內參觀。動物園單獨收費，詳細參觀約需時三分鐘。”這種是真逗，是侯寶林相聲那種逗，是來自心底、不造作的逗，是叫人會心而笑的逗。 追究“求逗”的心理機制，其實是寫作者內心的媚態在作怪。媚是為了討好，討好誰呢？面上看是討好讀者，也就是討好他人，更深層卻是為了討好自己，討得他人的讚賞，實際還是為自己享受被別人讚賞時的滿足。  編過一位作家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後來此書大紅大紫，書中有一段縱橫數頁的抒情排比句最得讀者歡心，網上摘抄傳誦者甚眾。後來這位作家朋友每寫新書，必定精心安排一大段排比句。他倒也坦誠，說讀者喜歡啊，就願意看這個啊，所以必須寫啊。這就叫討好。
比較而言，這位作家至少自覺到在討好他人，已屬不易，更多“求逗者”對此並無覺察。寫作說到底，在行家眼裡，與寫作者的為人驚人一致，你看日常人際交往中，明明和對方觀點不同仍點頭稱是的大有人在。如果這還可以解釋為人情敷衍，那麼，不僅點頭而且附和，甚至鋪陳別人說法，還舉一反三，算是討好了吧？如此為人，寫出東西往往有點媚。 大畫家傅山曾有“四寧四勿”之說，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太巧了不好，賊尖溜滑，巧言令色，這都是巧。媚就是一股媚態，不自覺地老要討好人。輕滑就是沒主心骨，人云亦云，輕浮，表達起來滑不溜丟，抓不住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他說東，你剛想針鋒相對說西，他馬上滑出去，說西也有西的道理。毋安排一條，讓我想起看過的一些小說稿，一般來自名家，其中又以老名家為多，他們雖然創作鼎盛期已過，但寫作技巧早已嫻熟，所以你一看，什麼毛病沒有，要人物有人物，要情節有情節，要起承轉合有起承轉合，安排得特別好，可是就是讀着沒意思啊，完全融不進去。就是所謂的“雞肋”吧，你再費心安排，也是食之無味。 傅山所說的毋寧拙，毋寧丑，毋寧支離，毋寧真率，依我看也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別有討好之心。寫至此，想起北大的李零教授曾經說過，他做學問有個原則：“既不跟知識分子起鬨，也不給人民群眾拍馬屁。”套用這句話來說寫作，就是既不跟他人起鬨，更不要討好自己。 ▍“隨緣”與“隨習” 曾和一個編輯同行聊寫作，我說好文章的特點是不做作，他的總結則是，像呼吸一樣自然。說的其實一回事兒，一個側重“因”，一個側重“果”。一個講如何做到，一個講做到了則如何。像呼吸一樣自然就不做作，反之，不做作也就會像呼吸一樣自然。  不做作、不分別，都說的是用心。心行層面的事用一般語言表達，必會落入概念與思維層面。既有人這個思維主體，又有思維內容這個對象；既有設立概念的人，又有被設立的概念，明晃晃的二元對立。
“像呼吸一樣自然”的情況差不多，也很容易引發歧義。見過不少人不無得意地說自己寫作，簡直就是信手拈來，想怎麼寫就怎麼寫。言下之意一派赤子之心、天真爛漫、渾然天成。他們還給自己找了一個頗具深意的說法—“隨緣”。 恐怕絕大多數人是把“隨緣”和“隨習”混為一談了。“隨緣”一詞是佛教用語，按一位法師的解釋，正解應該是“隨順眾生的割裂方式去觀待，而不割裂”。直指超越二元對立，幾個人能做到呢？絕大部分人隨的，是自己的習氣。順便說一句，日常生活中“隨緣”一說也處處可聞，多用於消極時的藉口，比如無可奈何、懈怠了，就美其名曰“隨緣”，可明明是“隨習”。 具體反映在寫作上，“隨習”隨處可見。現在那些喝個茶、品個香、修個禪、彈個琴的人，隨便寫點什麼絕對少不了比喻。他們習慣了用比喻，不論說什麼，也不論需不需要，就大段比喻，“像”字一出，後邊洋洋灑灑，可仔細一看，那些文字對全文來說意義不大，大多可直接刪除。 前面說過排比句，好的排比句確實有勁兒，有氣勢，但必得是內容需要，排比還得恰如其分，為排比而排比，湊夠同樣字數的句子，或者生硬地湊出對比的意思，這就叫無謂的纏繞。比喻也是這樣，過度的比喻是寫作病。 必須再次聲明，排比和比喻本身都沒問題，古今中外太多經典案例至今仍為我們讚嘆不已；問題在於太愛排比和比喻，由着自己的習性，不論時間地點，隨時隨地排比和比喻，這叫“隨習”。說好聽了是筆力不夠，說得不好聽，多屬矯情做作。它的反面，就是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恰如其分地排比和比喻，不過這也只能叫做少些扭捏造作、多些自然而然而已，離超越二元對立的“隨緣”，還差十萬八千里。 單論排比和比喻，如何辨別哪些是“隨習”呢？我個人的經驗是，“隨習”的排比和比喻背後，都能看到作者自鳴得意的賊尾巴。因為有這習氣，所以一旦寫到比喻和排比就得意。而且他們往往覺得，在他們文中，這些排比和比喻才是華彩樂章。其實反而是他們不經意間流露出的一些樸素平實的句子，是真好，但他們不知道。 ▍警句與白開水 偶爾不免這麼想：漢有賦，唐有詩，宋有詞，元有曲，不同年代都有個主心骨文體，我們所處的年代呢？段子？  當然也可以列舉小說、戲劇乃至報告文學，但特徵不那麼顯著。如果把年代擬人化想想看，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都挺符合這個人；而要符合當今年代這一位，還真得要數段子，瘋魔雜亂，小聰明抖得花枝亂顫。
段子的特點是短小、淺顯、逗樂，這三條恰好捅到當今年代的腰眼兒。信息爆炸，每個人要看的東西太多，反而什麼都看不長，所以必須短。每個人要想的事兒太多，反而什麼都懶得細想，所以必須淺顯。古人講苦難出詩人，想想司馬遷，想想曹雪芹，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對苦難的承受力強，夠堅韌；當今人呢，就脆弱得多，一刻的苦也不願承擔，必須隨時逗樂。 怎麼就過渡成這樣了呢？這個過程值得琢磨。這一過渡持續的時間很長，幾乎宋代以後，一竿子直捅到今天。元曲是個長長的百足之蟲死而僵的掙扎過程，一向結實緊緻的文體，到元曲開始鬆散、戲謔，再而後一路潰敗，直至今日的段子。 以上這番話，半真半假，真在是我對年代與人心的一些感受，假在此乃戲仿今人寫文章的慣用伎倆——議題唯恐不大，不怕風大煽舌頭，貌似說得頭頭是道有問題要談，其實虛頭巴腦一堆話，說了跟沒說差不多。我要說的還是寫作流行病，怎麼寫就不好。像上述如此這般宏大牢騷，就不好。 另一種不好，和前面所說的年代問題有關聯。文章好壞，也要考慮身處的年代背景。有些東西可能擱在唐朝宋朝好，擱在今天則不見得好，比如格言警句。唐詩宋詞裡有太多千古傳唱的名句了，家書抵萬金、報得三春暉，幾乎人人都能隨口說出一大堆。格言警句本身沒什麼不好，可是擱在我們身處的這個年代，可能就不好，因為實在太多太濫。新聞寫作中著名的“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講的就這道理。 不止一個小說家曾經表示，要寫那種無法輕易被改編成電視劇的小說，唯其如此，方可彰顯小說之獨立精神。這話顯然偏激，還有拿姿勢之嫌，但我又覺得不乏道理。太多小說在寫作之初，就瞄着改編成影視作品而去，寫起來就容易荒腔走板，失去獨立精神。我從小說家們的這一說法不禁聯想到，在當今寫文章，好像也要努力寫那種不容易從中找到心靈雞湯、格言警句的文章。誰讓我們處在這樣一個雞湯、警句俯拾皆是的年代呢。 不過所謂“允執厥中”，話又必須兩頭說着，避免格言警句，不意味着就可以松松垮垮，寫成真正的白開水，一點講究回味沒有。有一陣兒我為躲避格言警句，過分追求平淡真實，結果被一位犀利的讀者發現，批評我“無聊瑣碎，什麼雞毛蒜皮的事都寫，文筆拙劣，太口語化”。對此批評我並非全盤接受，但檢討自己，確有矯枉過正之誤。從那以後，又一點點往回找。找到現在，可以試着“去偏激化”地表述一下這問題，也許該這麼說：考慮到當今寫作環境，不要過分追求格言警句。 可惜“過分”一說也特別虛，過不過分常常只在毫釐之間。寫作的好與不好，探討到最後，往往就像這樣令人心生絕望—假如真有所謂寫作的理想標準存在，比如就說在警句與白開水之間，有那麼一條“中道”，一開始脫離兩邊的努力很容易，簡直可以大踏步前進；但隨着越來越接近這一“中道”，很多事情就變得只可意會，無以言傳了。更何況它又不僅是寫作本身的事，正如前文所言，居然還要和年代特徵作鬥爭。 ▍作者性格與作品命運 怎樣就叫寫得好？最早的理解，當然是基本功紮實，組詞造句，辭能達意。後來開始留意所謂情懷，我手寫我心，心有多大，天地即有多寬。再後來發現，基本功、有情懷固然是寫得“好”的必要條件，卻非充分條件，明明有些人，基本功沒問題，情懷也不狹仄，但是不夠“好”。到如今漸漸體會到，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謂功夫在詩外，也許壓根兒不存在寫得“好”這回事，被我們交口稱讚寫得好的作品，不過是作者明白怎麼寫就“不好”，怎麼寫就不好意思，甚至丟人，所以他們自覺遠離那些“不好”。即使偶爾不慎寫出不好的句子和意思，檢查修改時，那些句子和意思必會格外扎眼，必須刪而後快。  以上這番囉唆，概括成一句話就是，摒棄“不好”便是“好”，越少“不好”就越“好”。
“不好”也分兩個層面，一是具體文字技術層面，二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層面。 寫作者的性格決定了作品的命運。 從傳播角度判別，相對好點的寫法，反而往往失敗；不好的那種寫法，反而往往勝利。刷刷微博不難發現，同一個博主的微博，被廣為轉發評論的，大多有扎眼的語句和意思；那些摒棄了種種“不好”的微博，反響甚微，頗具清癯之相。不僅微博如此，撒了歡兒地往開想吧，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繪畫音樂等藝術作品，還有更現代化、工業化、大眾化的電影，好像莫不如是。 這一普遍現象超越了“好”與“不好”的範疇，是傳播問題，是市場問題，或是其他什麼問題，和“好”與“不好”不能說完全沒關係，但也着實關係不大。我曾撰文論述“圖書的金字塔”現象，說圖書市場呈金字塔形狀，哲學數學這類高精尖書籍高居塔頂，位置神聖，萬人頂禮，面積體積必然會小；生活實用這類大眾書籍居於塔基，面積體積必然會大。轉換過來說“好”與“不好”，異曲同工。 好了，現在回到寫作問題。我想說的是，每一個寫作者最好都能更清醒地認識自己，更準確地定位自己。性格決定命運，你有潔癖，看到“不好”即覺扎眼，難以忍受，那你只能順着清癯之道上下求索，甘受寂寞，堅忍前行。反之，如果你對“不好”沒有那麼敏感，恭喜你，不妨追求去做金字塔的塔基，讓儘可能多的人來贊你頂你，接受更多的鮮花與掌聲。 （本文節選自楊葵《坐久落花多》，綜合網絡資源轉貼，略有編輯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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