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流行病 节选自杨葵《坐久落花多》
更准确点，应该叫“一个编辑眼中的写作流行病”。 我做编辑，业余爱好阅读，所以几乎无时无刻不与实实在在的文字打交道，换来一些对文字的敏感与熟悉。想想大致也分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大到字句干净与否，小到标点是否得当。二是意义层面，写作是要表意的，所谓辞能达意，这个意表达得是否清晰？是否简洁？还有，要表的这个意本身，有没有问题？ ▍“照着说”与“接着说”  日常表达与写作中，常见两种情况，一种叫“照着说”，一种叫“接着说”。
“照着说”就是重复，尤其指重复前人讲过的内容。孔子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苏轼再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照着说”。“照着说”的特点是，往往说得还不如人家，难免照猫画虎，嚼剩馍，没滋味。“接着说”呢，虽然主题可能前人说过，但我继续往下说，有一点新阐发，有一点新创意。苏轼一阙《念奴娇》，虽然开篇“照着说”，但是后面“接着说”到具体的三国人物，借对他们的仰慕而言志，有不少新意，因此一向被誉为佳作。 “接着说”与“照着说”的关键差别，在于是否有新意。同样是“逝者如斯”、“大江东去”这层意思，到了明朝的杨慎又有一阙《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虽然因为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将其放在卷首而极负盛名，依我个人看法，基本是照着苏轼说的，算不上“接着说”。 翻阅报刊浏览网页，会发现海量的“照着说”。不少写作者因为读书太少，写出的东西在阅历较多者看来，都是津津有味地嚼剩馍。这是一种写作流行病。 这一病症往下细想容易陷入绝望。读书越多，下笔越有忌惮，因为读过太多好东西，轮到自己，如果不能“接着说”，简直不好意思下笔。而无知者无畏，他们会像那个著名典故里的意大利宅男，某日突发奇想，到专利局申请一项发明专利，可是等他把自己的发明呈现出来，大家都笑喷了，说这不就是雨伞嘛，家家户户都在用啊。所以你看，两头都不得好，挺绝望的。 很多事想至深处，都逃脱不了这样的绝望，且不管它，只说眼前事，比如日常写作，还是应该努力克服“照着说”的流行病。我自己的办法是，第一慎落笔，能不写则不写。第二心里随时有根弦，警惕自己是否又在饶有兴致地嚼剩馍、说废话。除此以外还有第三条，确认自己不是天才，作为一名正常人，还是努力多读书，尽量少闹笑话。 就有人问了，“照着说”是写作病，非要有新意才能写，如此岂非文章越写越短？对的，越写越短不是坏事。 ▍“极简”与“文艺” “极简”与“文艺”这一对词汇的关系有意思，“文艺”不知何时起，成了讽刺专用语，多指那种毫无克制的大段抒情；“极简”则像个褒义词，像是对文艺的一个反动，有点类似艺术领域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对立的意思。  词汇的含义，在不同时代环境下不断演变，带有时代烙印，眼下“文艺”成了讽刺语，是因为它的含义已从“文艺”悄然演变为“文艺范儿”。我个人的看法是，问题不在文艺还是极简，只在写得有没有病。
文艺得做作固然招人嫌，极简得乏味也一样不好。可惜这两种情况眼下真不少，称得上是写作流行病。更可怕的是，骨子里文艺，可又文艺得不好，只好自欺欺人地高举极简大旗，这就是极不自信的扭曲了。 极简写作标榜写得节制，文字压缩压缩再压缩，追求简洁明快，但我读张爱玲的《异乡记》，发现了极简反面的一种写作法。 对大部分作家而言，写出“几只鸡，先是咯咯叫着跑开了，后来又回来了，脖子一探一探的，提心吊胆四处巡逻”这样的句子，已经很准确很有文采很简洁了，但是张爱玲继续写道：“但是鸡这样东西，本来就活得提心吊胆的。”我将这种笔法总结为“多半句”手法，一下就把文意荡到更为广阔的境地。 所以，极简与文艺真的不是问题，只看内容够不够充实，表达得是不是实在。条条大路通罗马，最怕写作时自己煞有介事地贴标签。 ▍“求逗”与“讨好” 大到鸿篇巨制，小到一条微博，写得幽默有趣，是不少人的追求。但幽默有趣必得发自心底，来不得半点造作。天生没这基因，又无后天训练，写出来的只会是“求逗”。在我目力所及范围，这种为逗而逗的写作不在少数，语不逗人死不休的架势挺难看。 “逗”的原意是令人开心，令人笑，本来意思挺好。可是不止一次听到电视节目或者会议的主持人讲完自鸣得意的句子，会追一句“此处应该有掌声”，甚至“此处应该有笑声”。更典型的是一些劣质相声，装疯卖傻作践自己，乞求台下观众笑。这都是利用他人的善良，甚至只是身体条件反射的本能，强行“求逗”。说白了就是胳肢人。 开心而笑也分好多种，高山流水于我心有戚戚焉是一种，觥筹交错讲黄段子也是一种；升官发财是一种，明朝散发弄扁舟也是一种。雅俗不是问题，关键要会心。会心的笑与被胳肢的笑不可同日而语。若要会心，自己先把心捋直了，别拐弯儿，别造作，真心随意流露才可能引人共鸣，心心相印。一味憋足了劲想逗，别人看到的只能是一张憋成猪肝色的脸。 是否会心还与趣味有关。趣味这东西也是五味杂陈，花样繁多。有趣味的逗也不都是真逗，这份趣味还得是健康的，不是变态的；是阳光的，不是阴湿的。曾见一位作家“求逗”，文章里写，看世界杯宛若XX，是件很私密的事—大意如此，这个，趣味倒是有，可好像有点恶趣味吧？ 还拿相声类比，胳肢人的相声讨嫌，却也有侯宝林那种，台下都笑喷了，自己还一脸懵懂无辜。你以为他心里不乐？没那事儿，心知肚明。写作也如此。前几天读到介绍拉萨大小寺庙的一本佛教主题旅游书，全书行文严肃认真，写到罗布林卡，先介绍历史由来，突然笔锋一转说，“罗布林卡旁边还有一个动物园，内有若干兔、鸡、狗、鸟等西藏珍奇动物，旅费极为充裕，并且喜欢观赏无精打采动物者，可以顺道入内参观。动物园单独收费，详细参观约需时三分钟。”这种是真逗，是侯宝林相声那种逗，是来自心底、不造作的逗，是叫人会心而笑的逗。 追究“求逗”的心理机制，其实是写作者内心的媚态在作怪。媚是为了讨好，讨好谁呢？面上看是讨好读者，也就是讨好他人，更深层却是为了讨好自己，讨得他人的赞赏，实际还是为自己享受被别人赞赏时的满足。  编过一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后来此书大红大紫，书中有一段纵横数页的抒情排比句最得读者欢心，网上摘抄传诵者甚众。后来这位作家朋友每写新书，必定精心安排一大段排比句。他倒也坦诚，说读者喜欢啊，就愿意看这个啊，所以必须写啊。这就叫讨好。
比较而言，这位作家至少自觉到在讨好他人，已属不易，更多“求逗者”对此并无觉察。写作说到底，在行家眼里，与写作者的为人惊人一致，你看日常人际交往中，明明和对方观点不同仍点头称是的大有人在。如果这还可以解释为人情敷衍，那么，不仅点头而且附和，甚至铺陈别人说法，还举一反三，算是讨好了吧？如此为人，写出东西往往有点媚。 大画家傅山曾有“四宁四勿”之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太巧了不好，贼尖溜滑，巧言令色，这都是巧。媚就是一股媚态，不自觉地老要讨好人。轻滑就是没主心骨，人云亦云，轻浮，表达起来滑不溜丢，抓不住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他说东，你刚想针锋相对说西，他马上滑出去，说西也有西的道理。毋安排一条，让我想起看过的一些小说稿，一般来自名家，其中又以老名家为多，他们虽然创作鼎盛期已过，但写作技巧早已娴熟，所以你一看，什么毛病没有，要人物有人物，要情节有情节，要起承转合有起承转合，安排得特别好，可是就是读着没意思啊，完全融不进去。就是所谓的“鸡肋”吧，你再费心安排，也是食之无味。 傅山所说的毋宁拙，毋宁丑，毋宁支离，毋宁真率，依我看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别有讨好之心。写至此，想起北大的李零教授曾经说过，他做学问有个原则：“既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套用这句话来说写作，就是既不跟他人起哄，更不要讨好自己。 ▍“随缘”与“随习” 曾和一个编辑同行聊写作，我说好文章的特点是不做作，他的总结则是，像呼吸一样自然。说的其实一回事儿，一个侧重“因”，一个侧重“果”。一个讲如何做到，一个讲做到了则如何。像呼吸一样自然就不做作，反之，不做作也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  不做作、不分别，都说的是用心。心行层面的事用一般语言表达，必会落入概念与思维层面。既有人这个思维主体，又有思维内容这个对象；既有设立概念的人，又有被设立的概念，明晃晃的二元对立。
“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情况差不多，也很容易引发歧义。见过不少人不无得意地说自己写作，简直就是信手拈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言下之意一派赤子之心、天真烂漫、浑然天成。他们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颇具深意的说法—“随缘”。 恐怕绝大多数人是把“随缘”和“随习”混为一谈了。“随缘”一词是佛教用语，按一位法师的解释，正解应该是“随顺众生的割裂方式去观待，而不割裂”。直指超越二元对立，几个人能做到呢？绝大部分人随的，是自己的习气。顺便说一句，日常生活中“随缘”一说也处处可闻，多用于消极时的借口，比如无可奈何、懈怠了，就美其名曰“随缘”，可明明是“随习”。 具体反映在写作上，“随习”随处可见。现在那些喝个茶、品个香、修个禅、弹个琴的人，随便写点什么绝对少不了比喻。他们习惯了用比喻，不论说什么，也不论需不需要，就大段比喻，“像”字一出，后边洋洋洒洒，可仔细一看，那些文字对全文来说意义不大，大多可直接删除。 前面说过排比句，好的排比句确实有劲儿，有气势，但必得是内容需要，排比还得恰如其分，为排比而排比，凑够同样字数的句子，或者生硬地凑出对比的意思，这就叫无谓的缠绕。比喻也是这样，过度的比喻是写作病。 必须再次声明，排比和比喻本身都没问题，古今中外太多经典案例至今仍为我们赞叹不已；问题在于太爱排比和比喻，由着自己的习性，不论时间地点，随时随地排比和比喻，这叫“随习”。说好听了是笔力不够，说得不好听，多属矫情做作。它的反面，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恰如其分地排比和比喻，不过这也只能叫做少些扭捏造作、多些自然而然而已，离超越二元对立的“随缘”，还差十万八千里。 单论排比和比喻，如何辨别哪些是“随习”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随习”的排比和比喻背后，都能看到作者自鸣得意的贼尾巴。因为有这习气，所以一旦写到比喻和排比就得意。而且他们往往觉得，在他们文中，这些排比和比喻才是华彩乐章。其实反而是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些朴素平实的句子，是真好，但他们不知道。 ▍警句与白开水 偶尔不免这么想：汉有赋，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不同年代都有个主心骨文体，我们所处的年代呢？段子？  当然也可以列举小说、戏剧乃至报告文学，但特征不那么显著。如果把年代拟人化想想看，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挺符合这个人；而要符合当今年代这一位，还真得要数段子，疯魔杂乱，小聪明抖得花枝乱颤。
段子的特点是短小、浅显、逗乐，这三条恰好捅到当今年代的腰眼儿。信息爆炸，每个人要看的东西太多，反而什么都看不长，所以必须短。每个人要想的事儿太多，反而什么都懒得细想，所以必须浅显。古人讲苦难出诗人，想想司马迁，想想曹雪芹，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对苦难的承受力强，够坚韧；当今人呢，就脆弱得多，一刻的苦也不愿承担，必须随时逗乐。 怎么就过渡成这样了呢？这个过程值得琢磨。这一过渡持续的时间很长，几乎宋代以后，一竿子直捅到今天。元曲是个长长的百足之虫死而僵的挣扎过程，一向结实紧致的文体，到元曲开始松散、戏谑，再而后一路溃败，直至今日的段子。 以上这番话，半真半假，真在是我对年代与人心的一些感受，假在此乃戏仿今人写文章的惯用伎俩——议题唯恐不大，不怕风大煽舌头，貌似说得头头是道有问题要谈，其实虚头巴脑一堆话，说了跟没说差不多。我要说的还是写作流行病，怎么写就不好。像上述如此这般宏大牢骚，就不好。 另一种不好，和前面所说的年代问题有关联。文章好坏，也要考虑身处的年代背景。有些东西可能搁在唐朝宋朝好，搁在今天则不见得好，比如格言警句。唐诗宋词里有太多千古传唱的名句了，家书抵万金、报得三春晖，几乎人人都能随口说出一大堆。格言警句本身没什么不好，可是搁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可能就不好，因为实在太多太滥。新闻写作中著名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讲的就这道理。 不止一个小说家曾经表示，要写那种无法轻易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小说，唯其如此，方可彰显小说之独立精神。这话显然偏激，还有拿姿势之嫌，但我又觉得不乏道理。太多小说在写作之初，就瞄着改编成影视作品而去，写起来就容易荒腔走板，失去独立精神。我从小说家们的这一说法不禁联想到，在当今写文章，好像也要努力写那种不容易从中找到心灵鸡汤、格言警句的文章。谁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鸡汤、警句俯拾皆是的年代呢。 不过所谓“允执厥中”，话又必须两头说着，避免格言警句，不意味着就可以松松垮垮，写成真正的白开水，一点讲究回味没有。有一阵儿我为躲避格言警句，过分追求平淡真实，结果被一位犀利的读者发现，批评我“无聊琐碎，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写，文笔拙劣，太口语化”。对此批评我并非全盘接受，但检讨自己，确有矫枉过正之误。从那以后，又一点点往回找。找到现在，可以试着“去偏激化”地表述一下这问题，也许该这么说：考虑到当今写作环境，不要过分追求格言警句。 可惜“过分”一说也特别虚，过不过分常常只在毫厘之间。写作的好与不好，探讨到最后，往往就像这样令人心生绝望—假如真有所谓写作的理想标准存在，比如就说在警句与白开水之间，有那么一条“中道”，一开始脱离两边的努力很容易，简直可以大踏步前进；但随着越来越接近这一“中道”，很多事情就变得只可意会，无以言传了。更何况它又不仅是写作本身的事，正如前文所言，居然还要和年代特征作斗争。 ▍作者性格与作品命运 怎样就叫写得好？最早的理解，当然是基本功扎实，组词造句，辞能达意。后来开始留意所谓情怀，我手写我心，心有多大，天地即有多宽。再后来发现，基本功、有情怀固然是写得“好”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明明有些人，基本功没问题，情怀也不狭仄，但是不够“好”。到如今渐渐体会到，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许压根儿不存在写得“好”这回事，被我们交口称赞写得好的作品，不过是作者明白怎么写就“不好”，怎么写就不好意思，甚至丢人，所以他们自觉远离那些“不好”。即使偶尔不慎写出不好的句子和意思，检查修改时，那些句子和意思必会格外扎眼，必须删而后快。  以上这番啰唆，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摒弃“不好”便是“好”，越少“不好”就越“好”。
“不好”也分两个层面，一是具体文字技术层面，二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层面。 写作者的性格决定了作品的命运。 从传播角度判别，相对好点的写法，反而往往失败；不好的那种写法，反而往往胜利。刷刷微博不难发现，同一个博主的微博，被广为转发评论的，大多有扎眼的语句和意思；那些摒弃了种种“不好”的微博，反响甚微，颇具清癯之相。不仅微博如此，撒了欢儿地往开想吧，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还有更现代化、工业化、大众化的电影，好像莫不如是。 这一普遍现象超越了“好”与“不好”的范畴，是传播问题，是市场问题，或是其他什么问题，和“好”与“不好”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着实关系不大。我曾撰文论述“图书的金字塔”现象，说图书市场呈金字塔形状，哲学数学这类高精尖书籍高居塔顶，位置神圣，万人顶礼，面积体积必然会小；生活实用这类大众书籍居于塔基，面积体积必然会大。转换过来说“好”与“不好”，异曲同工。 好了，现在回到写作问题。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写作者最好都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更准确地定位自己。性格决定命运，你有洁癖，看到“不好”即觉扎眼，难以忍受，那你只能顺着清癯之道上下求索，甘受寂寞，坚忍前行。反之，如果你对“不好”没有那么敏感，恭喜你，不妨追求去做金字塔的塔基，让尽可能多的人来赞你顶你，接受更多的鲜花与掌声。 （本文节选自杨葵《坐久落花多》，综合网络资源转贴，略有编辑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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