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按农历国内今天是腊八节，适逢母亲大人八十大寿，兹将其新近完成的口述回忆录张贴如下。在匆匆的编辑、修订过程中，作为人子我常常感佩她老人家思路清晰逻辑性较强，内容或记忆力详细准确，篇章结构严谨，叙述时大多出口成章，文字生动精炼。对有些读者而言，其中也许蕴含了太多的“党文化”内容，所用的语言也太过“革命化，”但正是这两大特色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一辈人及一位女性的真实经历。为了原汁原味地保存其历史传承价值，我在文字上尽可能地避免了改动；为了在抗疫期间向她老人家遥表生日祝贺，我特在此望洋高呼: 谨祝我敬爱的母亲大人安顺静好、幸福喜乐、健康长寿！妈妈，您是我们老袁家第一个活过八十的直系亲人，祈望您抖擞精神、先争取活到一百周岁！！]

平凡人生，平凡故事

                     ——刘瑜口述

（五）婚姻

1956年5月，经松滋县棉花採购局方焕章局长和八宝区棉花采购站站长方文猛两级领导关心给我介绍对像让我认识了袁宏启同志，他当时是县采购局会计股负责人，汉阳县石山堡村人，生於1934年11月15日，出生五天父亲就病故，年仅26岁，丢下他24岁的母亲，孤儿寡母四人全靠母亲和俩个姐姐种田、纺纱织布艰难度日。在他十三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自溺而逝，临死前还不顾天寒地冻把外衣脱下来留给孩子穿。因为姐姐已经嫁人，已成孤儿的袁宏启为了生存，身着布衣，脚穿草鞋，揹着布袋孤身一人踏上去往巴東县投奔亲戚的路程。身无盘缠，途中遇一高僧大发慈悲赠给他五块银元，花了很长时间他才到巴東找到了小姨母李帮兰的家，在姨父母家当仆人、学徒几年。於一九四九年被万县、沙市的客商看上，把他带到万县、沙市等地的私营商店当学徒、店员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因在沙市获得解放，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经荆州行署工商科批准参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松滋县花纱布公司。

当时，我觉得我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才能结婚)，在八宝区棉花采购站工作时，区供销社还有几个女同志帮忙做介绍，听领导介绍袁宏启的情况，了解到袁宏启是孤身一人，除了他年龄比我大六岁外，其它条件都蛮好，一是他没什么负担，可以帮助我赡养父母；二是他已加入了党组织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可以帮助我进步；三是他有辛酸的童年，可算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四是年龄虽然大几岁，可能更会关心人些。想到这些，自已还是没有马上给介绍人回复，我请了半天假回莲花垱向姨汇报了上述情况，姨听了我的汇报帮我作了决定。她老人家说:“你年龄还小，考虑的这些条件很好，女孩子在外工作，介绍人多了都不好应酬，人的名，树的影。答应了这桩亊，别人就不会再找你了，你也好一心一意地好好工作”。听了姨的教诲，回单位后就把决定告诉了介绍人。介绍人把我的决定转告给正在省政府参加劳模表彰大会的模范袁宏启。他散会后从武汉直接到松滋八宝区棉花采购站來与我见面。说起来也很好笑，因为我们互不认识，他到购站从我面前走过我都不晓得，他直接去找方站长，这时方站长喊我说:“小刘你快㸔是哪个來了？”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也是我们婚姻的写照。

1956年腊月二十六在领导动员和同事们的鼓励推动下，局长方焕章同志为我们采购系统三对年轻人即计划股长柳林和吴某、人秘股长李长荣和刘鳳隆、财会股长袁宏启和本人在听完报告后为我们举办了集体婚礼。每对新人拿十元钱买糖和鞭炮向同事们一撒，局长作为证婚人说了一段祝贺词，主婚人宣读了结婚证，三对新人一同向毛主席、证婚人、來宾们各三掬躬，燃放鞭炮，婚礼结束！

那時候没有婚假，第二天照常上班。腊月三十放了三天年假，袁宏启没有家，我们夫妻俩一起回莲花垱，给了我的爹妈和姨父母一个惊喜！因为我知道家里穷，就没有把结婚的亊告诉他们，也没有让家里老人为我花一分钱。所以回家后我们俩没地方住，好的是袁宏启不嫌弃我家穷，我爹找邻居讨歇，我就跟姨和启玉、启芬两个小妹妹四人挤一张床，也就在这一晚我才真正确认了姨就是我的生母。这也是我最难忘的婚期婚假。

在革命大家庭里，刚满十六岁的我就这么简单朴素地把自己嫁人了……从此我们白手起家、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的洪流，同时也担起了养老抚幼的责任。

（六）入党

1959年12月5日我在松滋县财贸办公室任打字员期间经商业局长方焕章、人事科长张儒荣两同志介绍，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1960年12月5日按期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说起入党这个事还想多说几句话。那是59年春，我被调到松滋县商业局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任营业员，正逢县委、县政府召开万人大会、也叫四级扩干大会，业务特别忙，为了表现个人业绩，每天每个工作人员接受顾客监督采取插红旗的方式，而我每天得红旗数都是排第一，还参加过商业系统业余文艺宣传队巡回演节目，因此我被县供销社打字员邹清芳同志看中，当时县财办主任徐庆堯(后來的松滋县县长)要邹清芳选一个年轻人培养成打字员为县财办工作，邹清芳同志就推荐了(当时她还不认识我)我，她说我年轻，一手字写得流利，服务态度也很好…就这样我被借调到松滋县财办，是徐主任接见我的，他是南下干部，给我的任务是向邹清芳学习，一个月后到县财办独立工作。我表示保证提前完成任务，结果我仅用一周的时间就赶上了邹清芳师傅的水平。提前完成了学习任务，直接到县财办上班工作了！由于打字工作积极，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加夜班的时候多，从无怨言，因此这一年被评为全县商业系统“红旗手”，并被县妇联定为全县“三八红旗姑娘”，从而因这些榮誉称号而获得嘉奖！在这种情况下，徐主任找我谈话问了我的家庭出身等情况后说：“你写个条子交给胡亚龙副主任。”我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回到家里问了我丈夫后才知道是叫我写入党申请书。

在宏启的帮助下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给胡亚龙副主任后转给商业局党组织的张儒荣同志，没过几天，张儒荣同志就通知我填写入党申请表。当我双手接过申请表時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满腔热泪夺目而出！然后于59年的12月5日接到了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的通知书！于60年12月5日按期转正。从此在我心灵里就把自己当成党的人投入到各项工作，服从党的领导，听从组织安排，积极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仆。我的工作原则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赞扬声中找差距，成绩面前看不足；根据自己的能力，努力做出成效，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信任。

五九年的这一年也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年。因为我从轧花厂的出纳员变成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的营业员然后又变成县财办的打字员，后又调到县委会任打字员；又由一个普通的工作员加入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党员；由于努力工作受到单位和组织的嘉奖！

也就是这些平凡的变化让我在松滋县的女干部中成为"筛子″，也就是成了小有名气的人了。

（七）圆梦

1959年底由松滋县委副书记燕启祥直接下手令调我到松滋县委办公室秘书科任打字员，由陳泽珍秘书领导，还有打字员熊友芳、收信员陳修斌为同事一起工作，大家一起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共同奋斗着……大约是1960年的6月份，听宣传部的姚明軒干事讲要培养工农兵大学生，县里有几个指标，可以保送。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好想去当一名工农兵学员去圆我从小想读书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人的梦！但又考虑到自己刚调到县委工作不久，领导们都那么信任我，我怎么能把工作放下去读书呢？在思想上斗争了几天，也征求了宏启的意见，他表示支持说只要领导批准一定让我去。

有一天，组织部的张启蔚同志找打字员熊友芳同志讲报名亊宜，我边工作边听他们的谈话，随口问了一下我能否报名？张干事回答说“你也想读书吗？”我就说很想啊，他说只要县委办公室领导批准你可以报名。这時我再也忍不住就去找县委办公室刘凤启主任向他陳述了我想读书的想法和要求，三天之内刘主任找我谈话说：“只要你在半月之内培养一个新打字员接替你的工作，同意你报名入学！”我按期完成了任务，于当年7月接到华中工学院附中的通知，学期八年，即三年在附属工农兵中学完成初中、高中课程，五年上大学读完本科课程，完成学业后将成为党的一批红色知识份子。

当时我们松滋全县一共保送了十多个学员，去工学院的就有6人，彭华、张金龙、霍少桂、罗加泉、何远松等…还有李朝辉、梅祖明、鲍祥珍等人去其它几所院校了。

此次读书的机会我非常珍惜，下了很大决心，抛下丈夫和不到四岁的大儿子及年迈的母亲，带着学成归来的梦想踏上深造的征程上学了！国家为了培养人才，对我们这些从工作单位保送入学的学员按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发给生活费(也称为带薪读书)。进了院校门真是喜出望外，热泪滚滚，边喜边想我读书求知的梦想终于成真了！（这也表现了我自私的一面。）

到校后我们有四人编到“工”十七班，我们松滋的霍少桂任班长，我也成为班委会成员之一。学习虽然很吃力(速成)，但勉强跟得上。休息时大多時都用在赶功课、做作业、背俄语单词上去了。有一次院校党委决定把我抽调到院校体操代表队去参加训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那不是我学习的目的，经再三要求，院校才同意让我回到十七班继续学习。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一学年快结束了，就在这时，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正处困难时期，决定精简城市人口、砍掉59年60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回原单位工作…等等一系列指示精神，我们正在其中，因此学了一年放暑假時就给我们发了个中学肆业证回原单位了。

（这期间我有一个选择是缺乏远见的。那就是数学老师问我能否留校当英文、德文打字员，当时我觉得那两种文字我不懂，那种打字机我也不会用，加上接到丈夫的信说他在家照顾不了孩子和母亲，由于宏启说话夹着汉阳的方言，我妈有时听不懂，有时因误会而闹意见。想了这些，我就果断放弃了。）

（八/甲）工作

1961年7月份就这样结束了读书深造的机会，让我的求知求学梦彻底醒了。我把这一段里程叫做在大学学府里游了一圈，让渴望求知的梦中人品尝了一下学生生活的滋味。回到松滋向县委组织部报到，等待组织安排工作，没等几天，县财政局长老红軍付兴能同志向史书题县长点名要我去财政局工作。就这样我又成为为松滋县财政局的干部，从事人秘股行政事务，承担打字、收发、人事、监察、后勤服务等一篮子工作。我把这项工作叫做“一抹兼十杂，烧火带引伢”。

在财政局一共工作了五个年头，有几件事我觉得值得讲哈。

那是1965年7月14日，突然接到松滋县政府通知说八宝闸倒闸溃口，要求我局组织突击队去八宝区去救灾，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向局长汇报，并馬上组织在单位工作的同志（当时财政局一共只有十七人）约7人即刻出发，赶赴溃口处，看见洪水大浪滔滔涌入堤内，顿时整个八宝区的农田被洪水㖔没，村民、牲畜都必须及时搶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想到的是如何救人民群众於水害之中，我们去的人员有李万海、唐远根、李先群、陳昌俊等，只有我是女同志，年纪最小。我们找到一条小船，用輪胎当救生圈，包括船工八个人从溃口处冲向垸内，丝毫没想到个人安危，因为其中包括我只有四人是共产党员，这时就是我们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的时候，应该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当我们冲进垸内后见人救人，见畜救畜，看到那九万亩良田被洪水淹成一片汪洋，八万多老百姓逃到大堤上避难的情景，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参加救灾的人员苦战了三天三夜，直到把灾民都动员接送完了，我们突击队才奉命回单位。

回到单位后，我还没來的及回家洗澡换衣服，紧接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护送老红军局长一家九口人回原藉"。当时县委已安排梅德和同志护送，我是被临时指定的，老局长的原藉是四川绵阳剑阁县，局里副局长安排我只送到宜昌就返回单位。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心里就有疑惑，感到非常突然而且很不理解……因为我们救灾突击队出发前老局长还给我们进行了战前动员和鼓励，只这么几天老局长怎么突然退休回原藉呢？

当时是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車把我们一行送到松滋囗換乘船到宜昌的。到了宜昌后住在招待所，准备第二天换乘去重庆的客轮。当天晚上我去向老局长辞行，准备第二天返回松滋。这时老局长发话要我和梅德和同志俩人把他们送到目的地，我说刘克义副局长吩咐我只能送到宜昌，老局长说:“你是财局的人秘股长，你能看着我们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老婆晕車晕船不能照顾小孩(当时最大的孩子14岁，最小的孩子不过半岁)，就梅同志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他只能联系解决行程的車船和吃住问题。”讲到这些老局长老淚横流，其余人都痛哭起來，此情此境我也忍不住跟着哭了…

于是我要求老局长帮我给刘副局长打招呼请假，待批准后我一定护送。这時老局长发起火来，并骂到"娘的屁″给他说什么？当时就叫梅同志連夜给县财贸办公室发电报为我请假。到了第二天要上船了，还没见回电。我认为我是财局人事干部，有责任、有义务护送，再就是老局长是老红军为解放穷苦百姓爬雪山过草地经历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流血流汗的幸成者；三是想到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卓越奋战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最后想到即使为护送老局长未经批准自作主张违反了纪律而受到处份也是值得的。于是向老局长一家人表了态，决定与梅同志一起护送，这样一家人才转悲为喜！结果直到把老局长一家送到目的地并找当地民政局把他们安顿好以后，我们才按原路线返回。由于路途远，交通不方便，大人小孩包括我自已都不同程度地各自生病，前后历时约二十天。等我回到松滋还没到局里报到就听说刘副局长已发话，一定要处分我。

到局里报到上班后，刘副局长约我谈话要我写检讨，我拒绝了。我把执意护送的想法都向刘副局长作了汇报，并表示检讨我绝不写，如果要处份就下文件，我接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信， 这事便不了了之了。究其原由，经过详细了解才知道正是这位刘副局长在县委书记那汇报说老局长有贪污受贿嫌疑，而县委第一书记鮑福汉亲自找老局长谈话，因无凭无据受这种莫须有的怀疑和指控，老局长一怒之下与书记吵起來了，并知道了是刘副局长告的状，老局长更是火冒三丈，加之身体有多处伤疾经常发作，所以一气之下提出退休回原藉。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全局大部份同志都为老局长报不平，我本人险些成为别人争权夺利的牺牲者。这件事给我的教训也极其深刻。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底我被县妇联选中报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松滋八宝区妇联主任，立即投入受灾后八宝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去了。

这一调动，让我的工作又是一个转变，即从机关工作转变为农村群众工作。崗位变了，工作的性质变了，又得从头学。这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八岁，小儿子两岁，由于工作环境变了，给我的小家庭也随之带来了变化。在此之前，我本来与丈夫商量好了，向县委组织部也申请过了不去当妇联主任，要求留在财政局工作。这样对小家庭可以照顾两个儿子，让大儿子上学，小儿子上幼儿园，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县委未同意，坚持下达了任命通知。农村工作就得蹲点、住队并与群众“三”：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一來，我就没办法照顾两个孩子，向区领导反映我的实际困难，而领导的答复是把孩子带到所住队去上学或托人代管，当时孩子他爸也在八宝区委会任秘书，长年累月不着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以服从党的需要为己任，决定克服小家庭的困难忍痛割爱将两个孩子送到莲花垱请求姨父母帮我照顾、让我全心全意投入新的工作。开始在四大湖住队，不到一个月就转到区委重点——新棉大队。

我在这个大队的第二队陆陆续续蹲了近六年的点，其间有些事让我至今难忘。

一是由区委宣传委员带领蹲点工作组到新棉大队(地名为侯家垱)去住队，这个大队共五个小队，我被分配到二队工作，住在贫农组长曹某某家。住下就要开展工作，於是就去找生产队长陳某某，打算找他商量怎样落实区委对新棉大队试点工作的指示精神。等我找到陳队长時，他却避而不见，看见他時喊他也不答应，上前跟他说要找他商量工作时他不理不睬。踫到这种情况心里很嘀咕，想到我与这位队长(当时他己五十岁)刚认识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就暂时不找队长而直接到群众中去挨家挨户走访，原来这个小队是全大队户数最多且生产比较落后的队，在走访过程中知道了陳队长不理我的原因: 认为工作组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同志，年龄不大（当时我二十五岁），又是从机关单位调下來的，没什么农村工作经验，并说这么一个黄毛丫头到我们二队䏻干什么事？当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我反思了，是啊，老队长讲的是实话，但想到他以瞧不起的态度而横眉冷对所有工作组的干部也是不对的。怎么办？记得毛主席曾教导过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是从群众中來，到群众中去。我没把矛盾上交给工作组长，而是想方设法去接近老队长，比如帮他家去扫地、喂猪、推磨等等，两三天后老队长答理我了，我才向他表示要与他交換意见。我讲了我的想法: 我说您比我年纪大，可当我的长輩；您有多年的农村生产工作的经验我可以向您学习；但从政治上讲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我们都是平等的，且我比您的党龄长；在工作上我们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指示精神的宣传员、工作员；我虽然是女同志，但您应知道在中国各个革命时期的各项工作中都有女同志的贡献，毛主席都肯定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再说我从机关调到区里被派到二队住队是工作需要，也是我服从组织分配的表现而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下來受惩罚的…等等，经过推心置腹的交换意见，从而解除我与老队长的隔阂，关系溶洽了，工作也就顺利了。这说明一点，就是女同志做什么工作，在起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难度。

住队期间发现有一位五保老太婆患了乳腺癌(多年后才知道这种病名)，整个乳房溃烂成一个大洞，伤口处开始有蛆虫了，病情己到晚期。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难受，想到如何让这位老人安度病入膏荒的风烛残年也应是我这个住队干部份内之事。于是我建议大队共青团支部召开全大队共青团员大会，动员全体共青团员轮流义务值班照顾这位老人，我本人首先带头，每班俩人，任务就是保证老人吃两歺飯、打扫屋内卫生、给老人洗伤口、换药，发现问题及時请诊所医生并向大队党支部报告。这个方法得到工作组领导和大队党支部的认同和支持，我们对老人的照顾让大队团支部和全体共青团员受到党支部的嘉奖和表扬，也得到了群众的好评！近半年后，我去县里参加了几天妇干会议，回大队時还给老人带了一斤红糖和点心，等我去大队党支部和工作组报到时，支部书记刘家德同志对我打趣的说：“刘瑜同志你回來迟了，没有给你老人送到终，你给她买的東西她再也无法享受了。”我才知道这位五保老人日前己与世长辞了，弄得我一時心酸落下了惋惜的眼泪。

二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是65年10月底调到八宝的，66年的元月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6年的"三八”妇女节期间，区委领导同意我组织召开全区妇女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五百多，会议主要内容是按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广大妇女干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春耕生产的动员工作，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我正在作报告时，造反派代家珍、胡志英等一批妇女同志闯进会场，冲上讲台夺下麦克风，大喊打倒“走资派刘瑜打倒刘瑜!” 顿时会场一片混乱，有的大喊冲会有理，但绝大部份人喊冲会无理，同时将我抓到大路口粮管所门前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拽到一张大方桌上开始对我进行批斗，一直斗到晚上也不让我吃飯，大约在九点钟左右才散会。在我回家的路上，又有造反派头目庞士刚、周立泉等五人截住我，并把我抓到大礼堂进行連夜审讯，无理提出要我交待三八会议的幕后指挥……等等，折磨了一整夜直到三月九日凌晨才释放。审讯者完全效仿的"渣汁洞"、"白宫館″的那一套，即拍桌子、指鼻子、瞪眼睛、手拿棍子、鞭子，不开电灯用煤油灯，用恶狠狠的言语审讯着……。看到这种情形，反而使我冷静了，明白了，他们这种做法不是共产党的做法，坚信自己没做错，坚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能扭转这样的局面！所以让他们的审讯一无所获！当我回到区政府才知道区委雷正新、李长春等陪着我丈夫袁宏启沿着长寿河花了很长时间找我，怕我出事，看我回家了大家才放心。

到了1967年9月8日，那些造反派们又拿出了新招，要搞“三八冲会有理”的半周年纪念，计划拿我"开刀"，经好心同志悄悄相告，我向领导汇报后便安排我丈夫袁宏启連夜把我送回老家莲花垱，当时不敢走公路，而是从龟咀大队、同太大队的湖中小路走回去的，但到了9月8日，我还是没有逃过，由于区里同事老乡胡某某带路，有八个学生一起到莲花垱当着我家的老人弟妹及孩子抓走了我。我的乡亲们和家人想阻止，但是被我谢绝了。当时我想他们要整我，只需我一个人承受，如果乡亲和家人阻拦，那么闹起來会发生欧斗，弄得不好还会伤人甚至出人命，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不但会给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我自己也还必须承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罪名而遭受惩罚。因此，我告别乡亲和家人跟着抓我的人走了，当时弄得我家老人眼淚汪汪地望着我离去，真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场境…

当他们要用绳子捆绑我時，我便斬钉截铁的说：“不需你们捆绑，跟你们走就是。”当天就把我押送到候家垱小学，一到就把我强按跪下，用牛皮筋编的鞭子抽了我两下，要我交出"黑材料”，真是无中生有，我哪里有什么"黑材料”啊？紧接着又把我们工作组的刘某某拉來陪我一起跪下，同样用鞭子抽打，要他检举我的罪行，他说没什么可检举的，他们就接着抽打，打的很励害，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有什么罪都由我承担，与小刘同志无关，请你们放了他。”他们看审不出來任何東西, 就狠狠地打了小刘一顿，然后把他拖到学校操场用一桶大龚泼了一满身……最后才将他赶走了。我心中虽然气愤，看到小刘同志被放了，也就松了一口气。晚上派四个女学生看守我。那些造反派们还抓了区委其他干部和一些拖板車逃难的、谋生的游民和匠人，把他们都分别绑在树上，不让他们吃、喝、坐、睡，由他们轮流用鞭子、棍子抽打……哭声、叫喊声、吼声混成一片，有的已被打得咽咽一息，我向窗外看了一下被吼道“看什么？！你不老实就跟他们一样下场！”听他们的吼声真是气得难以言表。深夜里听见外面的叫喊声，我哪里有睡意阿？脑海里思绪万千…曾想冲出去跳塘死了算了，免受这样的窝囊气，但想到我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及其父母兄弟姐妹，舍不得他们，又想到我本來就没犯任何罪，为什么做自绝于人民的事呢？应该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总会正本清原的……因此下定决心:只要他们不把我整死，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一定坚持看到那些没人性的狗東西们的下埸！就这样，我被他们留在学校“改造”，在一次拖砖的劳动中因为把腰闪了，疼得动不得才没有再参加重体力劳动了。在改造期间，做扯草类的劳动时得到新棉二队群众的关爱，有的小朋友受家长的派遣给我送小板凳、送斗笠、还悄悄地送饭、送面条、有时还放有荷包蛋……我感动得满脸泪花，多少年啊，永远难忘！特别是腰闪了要请假到区医院看病，五队的邓伯伯俩老怕我在路上受到那些造反派的拦截，除了给我弄吃的外，还亲自把我送到群兴大隊找到我的丈夫后才安心离去。这两位老人无儿女，我还没来得及报恩，二老相继离世了，我只能发愿来世再报！

就在我被抓的第二天，我的三个弟弟即刘启猛、刘启勇、刘启俊一起从公安县的老家赶赴松滋县八宝区去探望我，知道我被押解到候家垱小学后三人要去侯家垱小学找造反派要人，被区委雷正兴同志劝阻了，言明厉害关系让我弟弟们不要去，当我弟弟们意识到去了不但多半要不回姐姐反而会给姐姐加罪时，我的三个弟弟只好听劝，并站在白水淌桥上望着候家垱方向跳起脚痛、哭喊着姐姐…后來当我知道这些情景后我深为感动！血浓于水，到底是同胞姊弟，其手足亲情感人之深！

在文革期间，由于我被当成"走资派″受整，还牵連了我寄养在公安乡下、当时还只有十岁的大儿子袁昌明，受到所谓革命群众胡某某的欺负，无缘无故地被狠狠搧了一巴掌，他问为什么打人，胡说"走资派的伢该打。”可怜我家小孩只能忍气受着…

在这一场运动中，我坚信自已不是走资派，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持抓革促生产的方针，坚守一个信念：总有一天会拨乱反正重归正轨，走向正确的道路上來的。

其三就是1971年8月我接到松滋县委组织部下的调令，将我调到县城关镇新江口工作，我转身就去新棉大队向干部群众告别，受到了他们的热情送别。我在那里住队期间无论干部、群众甚至三岁的小朋友都称我刘瑜同志，我感到很亲切。 等我收拾好行李准备上路时，很多人都过来送我，有的拉着我的手不让走；有几个姑娘和妇女小队长还流淚；有的要送東西（除收了三队妇女小队长两把靠背小木椅子外其它的都谢绝了）； 还有一些小朋友喊着“刘瑜同志”要经常到我们这里來玩呐。这样的情景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自已由一个对农村工作一窍不通，被生产队长瞧不起的黄毛丫头最终在工作组长雷正兴同志的带领下、在当地党群的教育下让我成为了一名受到干群好评和信任的工作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