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按農曆國內今天是臘八節，適逢母親大人八十大壽，茲將其新近完成的口述回憶錄張貼如下。在匆匆的編輯、修訂過程中，作為人子我常常感佩她老人家思路清晰邏輯性較強，內容或記憶力詳細準確，篇章結構嚴謹，敘述時大多出口成章，文字生動精煉。對有些讀者而言，其中也許蘊含了太多的“黨文化”內容，所用的語言也太過“革命化，”但正是這兩大特色準確地反映了一個時代、一輩人及一位女性的真實經歷。為了原汁原味地保存其歷史傳承價值，我在文字上儘可能地避免了改動；為了在抗疫期間向她老人家遙表生日祝賀，我特在此望洋高呼: 謹祝我敬愛的母親大人安順靜好、幸福喜樂、健康長壽！媽媽，您是我們老袁家第一個活過八十的直系親人，祈望您抖擻精神、先爭取活到一百周歲！！]

平凡人生，平凡故事

                     ——劉瑜口述

（五）婚姻

1956年5月，經松滋縣棉花採購局方煥章局長和八寶區棉花採購站站長方文猛兩級領導關心給我介紹對像讓我認識了袁宏啟同志，他當時是縣採購局會計股負責人，漢陽縣石山堡村人，生於1934年11月15日，出生五天父親就病故，年僅26歲，丟下他24歲的母親，孤兒寡母四人全靠母親和倆個姐姐種田、紡紗織布艱難度日。在他十三歲時，母親因病無錢醫治自溺而逝，臨死前還不顧天寒地凍把外衣脫下來留給孩子穿。因為姐姐已經嫁人，已成孤兒的袁宏啟為了生存，身着布衣，腳穿草鞋，揹着布袋孤身一人踏上去往巴東縣投奔親戚的路程。身無盤纏，途中遇一高僧大發慈悲贈給他五塊銀元，花了很長時間他才到巴東找到了小姨母李幫蘭的家，在姨父母家當僕人、學徒幾年。於一九四九年被萬縣、沙市的客商看上，把他帶到萬縣、沙市等地的私營商店當學徒、店員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因在沙市獲得解放，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經荊州行署工商科批准參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松滋縣花紗布公司。

當時，我覺得我還不到談婚論嫁的年齡(婚姻法規定男20歲、女18歲才能結婚)，在八寶區棉花採購站工作時，區供銷社還有幾個女同志幫忙做介紹，聽領導介紹袁宏啟的情況，了解到袁宏啟是孤身一人，除了他年齡比我大六歲外，其它條件都蠻好，一是他沒什麼負擔，可以幫助我贍養父母；二是他已加入了黨組織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可以幫助我進步；三是他有辛酸的童年，可算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四是年齡雖然大幾歲，可能更會關心人些。想到這些，自已還是沒有馬上給介紹人回復，我請了半天假回蓮花壋向姨匯報了上述情況，姨聽了我的匯報幫我作了決定。她老人家說:“你年齡還小，考慮的這些條件很好，女孩子在外工作，介紹人多了都不好應酬，人的名，樹的影。答應了這樁亊，別人就不會再找你了，你也好一心一意地好好工作”。聽了姨的教誨，回單位後就把決定告訴了介紹人。介紹人把我的決定轉告給正在省政府參加勞模表彰大會的模範袁宏啟。他散會後從武漢直接到松滋八寶區棉花採購站來與我見面。說起來也很好笑，因為我們互不認識，他到購站從我面前走過我都不曉得，他直接去找方站長，這時方站長喊我說:“小劉你快㸔是哪個來了？”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的。俗話說千里姻緣一線牽，這也是我們婚姻的寫照。

1956年臘月二十六在領導動員和同事們的鼓勵推動下，局長方煥章同志為我們採購系統三對年輕人即計劃股長柳林和吳某、人秘股長李長榮和劉鳳隆、財會股長袁宏啟和本人在聽完報告後為我們舉辦了集體婚禮。每對新人拿十元錢買糖和鞭炮向同事們一撒，局長作為證婚人說了一段祝賀詞，主婚人宣讀了結婚證，三對新人一同向毛主席、證婚人、來賓們各三掬躬，燃放鞭炮，婚禮結束！

那時候沒有婚假，第二天照常上班。臘月三十放了三天年假，袁宏啟沒有家，我們夫妻倆一起回蓮花壋，給了我的爹媽和姨父母一個驚喜！因為我知道家裡窮，就沒有把結婚的亊告訴他們，也沒有讓家裡老人為我花一分錢。所以回家後我們倆沒地方住，好的是袁宏啟不嫌棄我家窮，我爹找鄰居討歇，我就跟姨和啟玉、啟芬兩個小妹妹四人擠一張床，也就在這一晚我才真正確認了姨就是我的生母。這也是我最難忘的婚期婚假。

在革命大家庭里，剛滿十六歲的我就這麼簡單樸素地把自己嫁人了……從此我們白手起家、全身心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革命的洪流，同時也擔起了養老撫幼的責任。

（六）入黨

1959年12月5日我在松滋縣財貿辦公室任打字員期間經商業局長方煥章、人事科長張儒榮兩同志介紹，黨支部大會討論通過批准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預備黨員，1960年12月5日按期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說起入黨這個事還想多說幾句話。那是59年春，我被調到松滋縣商業局百貨公司文化門市部任營業員，正逢縣委、縣政府召開萬人大會、也叫四級擴干大會，業務特別忙，為了表現個人業績，每天每個工作人員接受顧客監督採取插紅旗的方式，而我每天得紅旗數都是排第一，還參加過商業系統業餘文藝宣傳隊巡迴演節目，因此我被縣供銷社打字員鄒清芳同志看中，當時縣財辦主任徐慶堯(後來的松滋縣縣長)要鄒清芳選一個年輕人培養成打字員為縣財辦工作，鄒清芳同志就推薦了(當時她還不認識我)我，她說我年輕，一手字寫得流利，服務態度也很好…就這樣我被借調到松滋縣財辦，是徐主任接見我的，他是南下幹部，給我的任務是向鄒清芳學習，一個月後到縣財辦獨立工作。我表示保證提前完成任務，結果我僅用一周的時間就趕上了鄒清芳師傅的水平。提前完成了學習任務，直接到縣財辦上班工作了！由於打字工作積極，不怕苦、不怕累，特別是加夜班的時候多，從無怨言，因此這一年被評為全縣商業系統“紅旗手”，並被縣婦聯定為全縣“三八紅旗姑娘”，從而因這些榮譽稱號而獲得嘉獎！在這種情況下，徐主任找我談話問了我的家庭出身等情況後說：“你寫個條子交給胡亞龍副主任。”我沒有聽懂是什麼意思，回到家裡問了我丈夫後才知道是叫我寫入黨申請書。

在宏啟的幫助下寫了入黨申請書遞交給胡亞龍副主任後轉給商業局黨組織的張儒榮同志，沒過幾天，張儒榮同志就通知我填寫入黨申請表。當我雙手接過申請表時我激動得話都說不出，滿腔熱淚奪目而出！然後於59年的12月5日接到了批准我為中共預備黨員的通知書！於60年12月5日按期轉正。從此在我心靈里就把自己當成黨的人投入到各項工作，服從黨的領導，聽從組織安排，積極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僕。我的工作原則是干一行愛一行；愛一行專一行；讚揚聲中找差距，成績面前看不足；根據自己的能力，努力做出成效，不辜負組織的培養與信任。

五九年的這一年也是我人生中難忘的一年。因為我從軋花廠的出納員變成百貨公司文化門市部的營業員然後又變成縣財辦的打字員，後又調到縣委會任打字員；又由一個普通的工作員加入入了黨組織成為共產黨員；由於努力工作受到單位和組織的嘉獎！

也就是這些平凡的變化讓我在松滋縣的女幹部中成為"篩子″，也就是成了小有名氣的人了。

（七）圓夢

1959年底由松滋縣委副書記燕啟祥直接下手令調我到松滋縣委辦公室秘書科任打字員，由陳澤珍秘書領導，還有打字員熊友芳、收信員陳修斌為同事一起工作，大家一起為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而共同奮鬥着……大約是1960年的6月份，聽宣傳部的姚明軒幹事講要培養工農兵大學生，縣裡有幾個指標，可以保送。聽到這個消息，我內心好想去當一名工農兵學員去圓我從小想讀書做一個有文化、有知識人的夢！但又考慮到自己剛調到縣委工作不久，領導們都那麼信任我，我怎麼能把工作放下去讀書呢？在思想上鬥爭了幾天，也徵求了宏啟的意見，他表示支持說只要領導批准一定讓我去。

有一天，組織部的張啟蔚同志找打字員熊友芳同志講報名亊宜，我邊工作邊聽他們的談話，隨口問了一下我能否報名？張幹事回答說“你也想讀書嗎？”我就說很想啊，他說只要縣委辦公室領導批准你可以報名。這時我再也忍不住就去找縣委辦公室劉鳳啟主任向他陳述了我想讀書的想法和要求，三天之內劉主任找我談話說：“只要你在半月之內培養一個新打字員接替你的工作，同意你報名入學！”我按期完成了任務，於當年7月接到華中工學院附中的通知，學期八年，即三年在附屬工農兵中學完成初中、高中課程，五年上大學讀完本科課程，完成學業後將成為黨的一批紅色知識份子。

當時我們松滋全縣一共保送了十多個學員，去工學院的就有6人，彭華、張金龍、霍少桂、羅加泉、何遠松等…還有李朝輝、梅祖明、鮑祥珍等人去其它幾所院校了。

此次讀書的機會我非常珍惜，下了很大決心，拋下丈夫和不到四歲的大兒子及年邁的母親，帶着學成歸來的夢想踏上深造的征程上學了！國家為了培養人才，對我們這些從工作單位保送入學的學員按原工資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發給生活費(也稱為帶薪讀書)。進了院校門真是喜出望外，熱淚滾滾，邊喜邊想我讀書求知的夢想終於成真了！（這也表現了我自私的一面。）

到校後我們有四人編到“工”十七班，我們松滋的霍少桂任班長，我也成為班委會成員之一。學習雖然很吃力(速成)，但勉強跟得上。休息時大多時都用在趕功課、做作業、背俄語單詞上去了。有一次院校黨委決定把我抽調到院校體操代表隊去參加訓練，我服從組織決定，但那不是我學習的目的，經再三要求，院校才同意讓我回到十七班繼續學習。時間過得飛快，一晃一學年快結束了，就在這時，我們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由於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國家正處困難時期，決定精簡城市人口、砍掉59年60年入學的工農兵學員回原單位工作…等等一系列指示精神，我們正在其中，因此學了一年放暑假時就給我們發了個中學肆業證回原單位了。

（這期間我有一個選擇是缺乏遠見的。那就是數學老師問我能否留校當英文、德文打字員，當時我覺得那兩種文字我不懂，那種打字機我也不會用，加上接到丈夫的信說他在家照顧不了孩子和母親，由於宏啟說話夾着漢陽的方言，我媽有時聽不懂，有時因誤會而鬧意見。想了這些，我就果斷放棄了。）

（八/甲）工作

1961年7月份就這樣結束了讀書深造的機會，讓我的求知求學夢徹底醒了。我把這一段里程叫做在大學學府里游了一圈，讓渴望求知的夢中人品嘗了一下學生生活的滋味。回到松滋向縣委組織部報到，等待組織安排工作，沒等幾天，縣財政局長老紅軍付興能同志向史書題縣長點名要我去財政局工作。就這樣我又成為為松滋縣財政局的幹部，從事人秘股行政事務，承擔打字、收發、人事、監察、後勤服務等一籃子工作。我把這項工作叫做“一抹兼十雜，燒火帶引伢”。

在財政局一共工作了五個年頭，有幾件事我覺得值得講哈。

那是1965年7月14日，突然接到松滋縣政府通知說八寶閘倒閘潰口，要求我局組織突擊隊去八寶區去救災，我接到通知後立即向局長匯報，並馬上組織在單位工作的同志（當時財政局一共只有十七人）約7人即刻出發，趕赴潰口處，看見洪水大浪滔滔湧入堤內，頓時整個八寶區的農田被洪水㖔沒，村民、牲畜都必須及時搶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共同想到的是如何救人民群眾於水害之中，我們去的人員有李萬海、唐遠根、李先群、陳昌俊等，只有我是女同志，年紀最小。我們找到一條小船，用輪胎當救生圈，包括船工八個人從潰口處沖向垸內，絲毫沒想到個人安危，因為其中包括我只有四人是共產黨員，這時就是我們黨員起先鋒模範作用的時候，應該衝鋒在前，不怕犧牲。當我們衝進垸內後見人救人，見畜救畜，看到那九萬畝良田被洪水淹成一片汪洋，八萬多老百姓逃到大堤上避難的情景，我們心裡非常難過。我們參加救災的人員苦戰了三天三夜，直到把災民都動員接送完了，我們突擊隊才奉命回單位。

回到單位後，我還沒來的及回家洗澡換衣服，緊接又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護送老紅軍局長一家九口人回原藉"。當時縣委已安排梅德和同志護送，我是被臨時指定的，老局長的原藉是四川綿陽劍閣縣，局裡副局長安排我只送到宜昌就返回單位。接受這個任務時我心裡就有疑惑，感到非常突然而且很不理解……因為我們救災突擊隊出發前老局長還給我們進行了戰前動員和鼓勵，只這麼幾天老局長怎麼突然退休回原藉呢？

當時是用一輛解放牌大卡車把我們一行送到松滋囗換乘船到宜昌的。到了宜昌後住在招待所，準備第二天換乘去重慶的客輪。當天晚上我去向老局長辭行，準備第二天返回松滋。這時老局長發話要我和梅德和同志倆人把他們送到目的地，我說劉克義副局長吩咐我只能送到宜昌，老局長說:“你是財局的人秘股長，你能看着我們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老婆暈車暈船不能照顧小孩(當時最大的孩子14歲，最小的孩子不過半歲)，就梅同志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他只能聯繫解決行程的車船和吃住問題。”講到這些老局長老淚橫流，其餘人都痛哭起來，此情此境我也忍不住跟着哭了…

於是我要求老局長幫我給劉副局長打招呼請假，待批准後我一定護送。這時老局長發起火來，並罵到"娘的屁″給他說什麼？當時就叫梅同志連夜給縣財貿辦公室發電報為我請假。到了第二天要上船了，還沒見回電。我認為我是財局人事幹部，有責任、有義務護送，再就是老局長是老紅軍為解放窮苦百姓爬雪山過草地經歷過艱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流血流汗的幸成者；三是想到沒有他們那一代人的卓越奮戰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最後想到即使為護送老局長未經批准自作主張違反了紀律而受到處份也是值得的。於是向老局長一家人表了態，決定與梅同志一起護送，這樣一家人才轉悲為喜！結果直到把老局長一家送到目的地並找當地民政局把他們安頓好以後，我們才按原路線返回。由於路途遠，交通不方便，大人小孩包括我自已都不同程度地各自生病，前後歷時約二十天。等我回到松滋還沒到局裡報到就聽說劉副局長已發話，一定要處分我。

到局裡報到上班後，劉副局長約我談話要我寫檢討，我拒絕了。我把執意護送的想法都向劉副局長作了匯報，並表示檢討我絕不寫，如果要處份就下文件，我接受！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音信， 這事便不了了之了。究其原由，經過詳細了解才知道正是這位劉副局長在縣委書記那匯報說老局長有貪污受賄嫌疑，而縣委第一書記鮑福漢親自找老局長談話，因無憑無據受這種莫須有的懷疑和指控，老局長一怒之下與書記吵起來了，並知道了是劉副局長告的狀，老局長更是火冒三丈，加之身體有多處傷疾經常發作，所以一氣之下提出退休回原藉。知道了這些情況後，我們全局大部份同志都為老局長報不平，我本人險些成為別人爭權奪利的犧牲者。這件事給我的教訓也極其深刻。

就在這一年的十月底我被縣婦聯選中報縣委組織部任命為松滋八寶區婦聯主任，立即投入受災後八寶區生產自救、重建家園的工作中去了。

這一調動，讓我的工作又是一個轉變，即從機關工作轉變為農村群眾工作。崗位變了，工作的性質變了，又得從頭學。這時我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兒子八歲，小兒子兩歲，由於工作環境變了，給我的小家庭也隨之帶來了變化。在此之前，我本來與丈夫商量好了，向縣委組織部也申請過了不去當婦聯主任，要求留在財政局工作。這樣對小家庭可以照顧兩個兒子，讓大兒子上學，小兒子上幼兒園，盡一個母親的責任。但縣委未同意，堅持下達了任命通知。農村工作就得蹲點、住隊並與群眾“三”：即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樣一來，我就沒辦法照顧兩個孩子，向區領導反映我的實際困難，而領導的答覆是把孩子帶到所住隊去上學或托人代管，當時孩子他爸也在八寶區委會任秘書，長年累月不着家，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以服從黨的需要為己任，決定克服小家庭的困難忍痛割愛將兩個孩子送到蓮花壋請求姨父母幫我照顧、讓我全心全意投入新的工作。開始在四大湖住隊，不到一個月就轉到區委重點——新棉大隊。

我在這個大隊的第二隊陸陸續續蹲了近六年的點，其間有些事讓我至今難忘。

一是由區委宣傳委員帶領蹲點工作組到新棉大隊(地名為侯家壋)去住隊，這個大隊共五個小隊，我被分配到二隊工作，住在貧農組長曹某某家。住下就要開展工作，於是就去找生產隊長陳某某，打算找他商量怎樣落實區委對新棉大隊試點工作的指示精神。等我找到陳隊長時，他卻避而不見，看見他時喊他也不答應，上前跟他說要找他商量工作時他不理不睬。踫到這種情況心裡很嘀咕，想到我與這位隊長(當時他己五十歲)剛認識又沒有得罪他，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呢？帶着這樣的疑問，我就暫時不找隊長而直接到群眾中去挨家挨戶走訪，原來這個小隊是全大隊戶數最多且生產比較落後的隊，在走訪過程中知道了陳隊長不理我的原因: 認為工作組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同志，年齡不大（當時我二十五歲），又是從機關單位調下來的，沒什麼農村工作經驗，並說這麼一個黃毛丫頭到我們二隊䏻幹什麼事？當我知道了這些情況後，我反思了，是啊，老隊長講的是實話，但想到他以瞧不起的態度而橫眉冷對所有工作組的幹部也是不對的。怎麼辦？記得毛主席曾教導過我們，做群眾工作的方法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我沒把矛盾上交給工作組長，而是想方設法去接近老隊長，比如幫他家去掃地、餵豬、推磨等等，兩三天后老隊長答理我了，我才向他表示要與他交換意見。我講了我的想法: 我說您比我年紀大，可當我的長輩；您有多年的農村生產工作的經驗我可以向您學習；但從政治上講我們都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我們都是平等的，且我比您的黨齡長；在工作上我們都是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各級政府指示精神的宣傳員、工作員；我雖然是女同志，但您應知道在中國各個革命時期的各項工作中都有女同志的貢獻，毛主席都肯定了"婦女能頂半邊天″！再說我從機關調到區里被派到二隊住隊是工作需要，也是我服從組織分配的表現而不是我犯了什麼錯誤下來受懲罰的…等等，經過推心置腹的交換意見，從而解除我與老隊長的隔閡，關係溶洽了，工作也就順利了。這說明一點，就是女同志做什麼工作，在起點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難度。

住隊期間發現有一位五保老太婆患了乳腺癌(多年後才知道這種病名)，整個乳房潰爛成一個大洞，傷口處開始有蛆蟲了，病情己到晚期。看到這種情況，我心裡很難受，想到如何讓這位老人安度病入膏荒的風燭殘年也應是我這個住隊幹部份內之事。於是我建議大隊共青團支部召開全大隊共青團員大會，動員全體共青團員輪流義務值班照顧這位老人，我本人首先帶頭，每班倆人，任務就是保證老人吃兩歺飯、打掃屋內衛生、給老人洗傷口、換藥，發現問題及時請診所醫生並向大隊黨支部報告。這個方法得到工作組領導和大隊黨支部的認同和支持，我們對老人的照顧讓大隊團支部和全體共青團員受到黨支部的嘉獎和表揚，也得到了群眾的好評！近半年後，我去縣裡參加了幾天婦干會議，回大隊時還給老人帶了一斤紅糖和點心，等我去大隊黨支部和工作組報到時，支部書記劉家德同志對我打趣的說：“劉瑜同志你回來遲了，沒有給你老人送到終，你給她買的東西她再也無法享受了。”我才知道這位五保老人日前己與世長辭了，弄得我一時心酸落下了惋惜的眼淚。

二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我是65年10月底調到八寶的，66年的元月就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66年的"三八”婦女節期間，區委領導同意我組織召開全區婦女小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參加會議的人數五百多，會議主要內容是按黨中央號召"抓革命，促生產”，動員廣大婦女幹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做好春耕生產的動員工作，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我正在作報告時，造反派代家珍、胡志英等一批婦女同志闖進會場，衝上講台奪下麥克風，大喊打倒“走資派劉瑜打倒劉瑜!” 頓時會場一片混亂，有的大喊沖會有理，但絕大部份人喊沖會無理，同時將我抓到大路口糧管所門前揪着我的頭髮、把我拽到一張大方桌上開始對我進行批鬥，一直斗到晚上也不讓我吃飯，大約在九點鐘左右才散會。在我回家的路上，又有造反派頭目龐士剛、周立泉等五人截住我，並把我抓到大禮堂進行連夜審訊，無理提出要我交待三八會議的幕後指揮……等等，折磨了一整夜直到三月九日凌晨才釋放。審訊者完全效仿的"渣汁洞"、"白宮館″的那一套，即拍桌子、指鼻子、瞪眼睛、手拿棍子、鞭子，不開電燈用煤油燈，用惡狠狠的言語審訊着……。看到這種情形，反而使我冷靜了，明白了，他們這種做法不是共產黨的做法，堅信自己沒做錯，堅信黨中央、毛主席一定能扭轉這樣的局面！所以讓他們的審訊一無所獲！當我回到區政府才知道區委雷正新、李長春等陪着我丈夫袁宏啟沿着長壽河花了很長時間找我，怕我出事，看我回家了大家才放心。

到了1967年9月8日，那些造反派們又拿出了新招，要搞“三八沖會有理”的半周年紀念，計劃拿我"開刀"，經好心同志悄悄相告，我向領導匯報後便安排我丈夫袁宏啟連夜把我送回老家蓮花壋，當時不敢走公路，而是從龜咀大隊、同太大隊的湖中小路走回去的，但到了9月8日，我還是沒有逃過，由於區里同事老鄉胡某某帶路，有八個學生一起到蓮花壋當着我家的老人弟妹及孩子抓走了我。我的鄉親們和家人想阻止，但是被我謝絕了。當時我想他們要整我，只需我一個人承受，如果鄉親和家人阻攔，那麼鬧起來會發生歐斗，弄得不好還會傷人甚至出人命，如果出現這樣的後果，不但會給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我自己也還必須承受“挑起群眾斗群眾”的罪名而遭受懲罰。因此，我告別鄉親和家人跟着抓我的人走了，當時弄得我家老人眼淚汪汪地望着我離去，真是一種生離死別的場境…

當他們要用繩子捆綁我時，我便斬釘截鐵的說：“不需你們捆綁，跟你們走就是。”當天就把我押送到候家壋小學，一到就把我強按跪下，用牛皮筋編的鞭子抽了我兩下，要我交出"黑材料”，真是無中生有，我哪裡有什麼"黑材料”啊？緊接着又把我們工作組的劉某某拉來陪我一起跪下，同樣用鞭子抽打，要他檢舉我的罪行，他說沒什麼可檢舉的，他們就接着抽打，打的很勵害，看到這種情況我就說“有什麼罪都由我承擔，與小劉同志無關，請你們放了他。”他們看審不出來任何東西, 就狠狠地打了小劉一頓，然後把他拖到學校操場用一桶大龔潑了一滿身……最後才將他趕走了。我心中雖然氣憤，看到小劉同志被放了，也就鬆了一口氣。晚上派四個女學生看守我。那些造反派們還抓了區委其他幹部和一些拖板車逃難的、謀生的遊民和匠人，把他們都分別綁在樹上，不讓他們吃、喝、坐、睡，由他們輪流用鞭子、棍子抽打……哭聲、叫喊聲、吼聲混成一片，有的已被打得咽咽一息，我向窗外看了一下被吼道“看什麼？！你不老實就跟他們一樣下場！”聽他們的吼聲真是氣得難以言表。深夜裡聽見外面的叫喊聲，我哪裡有睡意阿？腦海里思緒萬千…曾想衝出去跳塘死了算了，免受這樣的窩囊氣，但想到我的丈夫和兩個兒子及其父母兄弟姐妹，捨不得他們，又想到我本來就沒犯任何罪，為什麼做自絕於人民的事呢？應該相信黨、相信毛主席總會正本清原的……因此下定決心:只要他們不把我整死，只要有一口氣就要活下去，一定堅持看到那些沒人性的狗東西們的下埸！就這樣，我被他們留在學校“改造”，在一次拖磚的勞動中因為把腰閃了，疼得動不得才沒有再參加重體力勞動了。在改造期間，做扯草類的勞動時得到新棉二隊群眾的關愛，有的小朋友受家長的派遣給我送小板凳、送斗笠、還悄悄地送飯、送麵條、有時還放有荷包蛋……我感動得滿臉淚花，多少年啊，永遠難忘！特別是腰閃了要請假到區醫院看病，五隊的鄧伯伯倆老怕我在路上受到那些造反派的攔截，除了給我弄吃的外，還親自把我送到群興大隊找到我的丈夫後才安心離去。這兩位老人無兒女，我還沒來得及報恩，二老相繼離世了，我只能發願來世再報！

就在我被抓的第二天，我的三個弟弟即劉啟猛、劉啟勇、劉啟俊一起從公安縣的老家趕赴松滋縣八寶區去探望我，知道我被押解到候家壋小學後三人要去侯家壋小學找造反派要人，被區委雷正興同志勸阻了，言明厲害關係讓我弟弟們不要去，當我弟弟們意識到去了不但多半要不回姐姐反而會給姐姐加罪時，我的三個弟弟只好聽勸，並站在白水淌橋上望着候家壋方向跳起腳痛、哭喊着姐姐…後來當我知道這些情景後我深為感動！血濃於水，到底是同胞姊弟，其手足親情感人之深！

在文革期間，由於我被當成"走資派″受整，還牽連了我寄養在公安鄉下、當時還只有十歲的大兒子袁昌明，受到所謂革命群眾胡某某的欺負，無緣無故地被狠狠搧了一巴掌，他問為什麼打人，胡說"走資派的伢該打。”可憐我家小孩只能忍氣受着…

在這一場運動中，我堅信自已不是走資派，堅信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堅持抓革促生產的方針，堅守一個信念：總有一天會撥亂反正重歸正軌，走向正確的道路上來的。

其三就是1971年8月我接到松滋縣委組織部下的調令，將我調到縣城關鎮新江口工作，我轉身就去新棉大隊向幹部群眾告別，受到了他們的熱情送別。我在那裡住隊期間無論幹部、群眾甚至三歲的小朋友都稱我劉瑜同志，我感到很親切。 等我收拾好行李準備上路時，很多人都過來送我，有的拉着我的手不讓走；有幾個姑娘和婦女小隊長還流淚；有的要送東西（除收了三隊婦女小隊長兩把靠背小木椅子外其它的都謝絕了）； 還有一些小朋友喊着“劉瑜同志”要經常到我們這裡來玩吶。這樣的情景使我深受感動。我覺得自已由一個對農村工作一竅不通，被生產隊長瞧不起的黃毛丫頭最終在工作組長雷正興同志的帶領下、在當地黨群的教育下讓我成為了一名受到干群好評和信任的工作隊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