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老話說“無風不起浪”，另外一句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兩句話都是前人經過長時間的觀察、體會總結出來，揭示了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兩句話表面上講的都是自然現象，套用到對社會現象上一樣能起到見微知著的效果。 幾天前，“中國歷史研究院”發表了一篇文章《腳踏實地 青春無悔！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從標題就開宗明義地表達了作者對“上山下鄉”的肯定態度。作者認為【半個多世紀後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山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 知青”是共和國建設的重要基石。】同時批判【胡說“知青”是“被毀掉的一代”、“上山下鄉”是“受迫害”、“逆城市化”等錯誤言論。】 文章旋即引起廣泛的討論。有網友反駁道“知青下鄉既沒有帶來生產力的明顯進步，更沒有帶來大鍋飯、平均主義分配方式的變化，甚至也沒有帶來觀念的變革。‘偉大壯舉’，偉在何方？壯在何處？”我們也可以通過 1978 年雲南知青請願為契機，引發的知青大返城的事件來做一個推論。短短三個月，雲南農場知青返城率高達 90％以上，到了第二年，本來約十萬知青的那個農場僅留下 3200 人左右，不足原來總數的3％。實際的例子與作者關在深院高牆裡，憑空想象而來唱高調大相徑庭。 作者為了給自己的觀點找論據，這樣寫道： 知青並不是什麼“毀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艱苦歲月中鍛煉成長為有作為的一代人。他們中最優秀的代表，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在新時代奮鬥前行的歷史重任。 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鄉的經歷，占比57.1%。 作者還說：目前，中國已經進入知青治國時代，身處權力金字塔最頂層的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栗戰書和趙樂際，乃至大約百分之五十的省級正職官員，他們都有知青經歷。同樣具有“知青”背景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還有王晨，劉鶴，李希，李鴻忠，楊曉渡，郭聲琨，蔡奇，尤權等。而與習近平和趙樂際同樣具有“工農兵學員”背景的，如今的中央政治局裡還有栗戰書，汪洋，王滬寧，楊潔篪，楊曉渡，陳希，蔡奇。 這種論據並不是作者的原創，這些年來，頗有一些人孜孜不倦地在羅列有哪些高級領導幹部曾經當過“知青”，一直在在散播這種“知青治國”的論調。然而這種反果為因的所謂“證據”是蒼白無力，毫無可信度。作為一個有 8 年下鄉經歷的前“知青”，我對於“知青治國”的說法沒有絲毫“與有榮焉”的感受，反而覺得是一種深重的諷刺。我認為，如果由於無知而認同“知青治國”的說法，只能嘆曰“人蠢無藥醫”，若明知道並非事實卻對此津津樂道，無疑是居心叵測，別有用心。 毫無疑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確可以使城市裡長大的年輕人，能夠直觀地了解廣大農民的生活狀況，對於個人的社會認知度有所幫助。習近平說“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這話我相信，而且我也能說，廣大的知青朋友都能說。但是“治國”靠的可不僅僅是艱苦生活的鍛煉。何況在廠礦、油田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同樣經受着鍛煉。習近平還說“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如前所述，廣大工農兵群眾，只要是努力做事，認真做人，同樣可以通過自身的工作環境下養成“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因此還是那句話，“知青”的經歷與“治國能力”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嚴格說來，假如“知青治國”描述的是如今社會治理的真實現狀，那麼人們大概應該同聲一哭了。不是自我菲薄，確實是“知青”的經歷客觀上造成接觸面和知識面的狹窄的短板。如果被小農意識同化，甚至會產生倒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反而成了“群眾的尾巴”。有人要問了，“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鄉的經歷，占比57.1%。”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那麼我要說“朋友你太幼稚了”。問這話之前，請先看看那四位有着上山下鄉經歷的常委，下山進城之後都幹了些什麼，都有些怎麼樣的經歷再說吧。我們曾經有過一位副總理叫陳永貴，他沒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他直接就是“山里人”。他的“大寨經驗”也曾經試圖全國推廣，可惜各地情況不同，收效不大。加上對“改革開放”政策有牴觸，結果就像許多“工農兵大學生”一樣，“社來社去”了。說到陳永貴，還得提一提“農業學大寨”。提倡學習“大寨”精神沒錯，某些人簡單化地複製大寨的生產方式，無論在黃土高坡還是珠江三角洲都難有成效。由此可見，無論是“貧下中農治國”或者“知青治國”都是行不通的。 醒醒吧！不要因為“身處權力金字塔最頂層”，“乃至大約百分之五十的省級正職官員，他們都有知青經歷。”而信口雌黃說什麼“知青治國”。“歷史研究院”這樣的“研究成果”，廣州人會這樣評價：唔知就被佢嚇死，知就被佢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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