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出席元旦日親戚家的新年聚會之後，我就一直在想產生“代溝”和形成不同生活態度的原因。年齡和文化差異無疑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然後某種從眾的心態也會不知不覺地造成影響。今天在“老高的博客”上讀到“80後老女孩，心理諮詢師，情感專欄作者，原創爆文寫手”張娜評論劉瑜和張桂梅的文章，進一步深化了我的看法。

親戚一家原來在廣州生活，祖輩很早就移居南美，先是把他們帶到南美，後來輾轉來到新西蘭，也有四十多年了。他們有三個孩子，大兒子是職業醫生，二兒子在澳洲發展，女兒最小，是個律師。當天派對的主人就是女兒和他們的洋女婿。就是這些親戚們，主要是長輩親戚過去圍繞這對年輕夫婦的議論，引發我前面所提到的關於觀念的思考，

我們與這對年輕夫婦的交往始自五、六年前，是在女孩的大哥家開派對時認識的，雖然沒有血緣關係，按照輩分女孩叫我們姨媽和姨父。那時女孩的父母還住在南島，我們到南島或者他們來北島的時候自然是交互拜訪的。姨甥女夫婦的雙胞胎男孩那時不到一歲，長得非常可愛。後來多次見面，兩個小孩都與我非常親近。然後由於疫情的緣故，一年多沒見面。元旦那天我們抵達姨甥女的新居時，“大孖”（我們廣州人把雙胞胎叫做“孖仔、孖女”，一般大的叫“大孖”，小的叫“細孖”）手裡拿着一張寫了“Happy New year!"的紙張衝過來，緊緊地抱着我用廣州話叫“姨公！”，接着“細孖”也跑了過來，從另一邊抱着我。聽着兩個金髮男孩用相當標準的廣州話叫我，不禁心花怒放。看着兩個孩子忽然飆竄的身高，又不由感嘆歲月流失的快速。

我們抵達的時候，已經到了二、三十人，基本上都是親戚，大家互相致以節日的問候。沒看到男主人的身影，我問“大孖”，他說爸爸去定好的壽司，很快就會回來。說完就把我拉到他們兄弟的遊戲室，打開一個個柜子向我展示他們倆的玩具。遊戲室同時也是學習室，有小桌子、小椅子供他們寫寫畫畫。然後又帶我到另外一個房間看他們養的一對豚鼠。一個帶有蓋子的木箱，箱底鋪滿刨花木屑，還有一間小木屋，裡面養着兩隻天竺鼠。看着他們布置得很雅致的新房子和舒適的家居環境，我不禁回想起過去那些年，某些親戚，也就是我們這些所謂的長輩對這對小夫妻的議論。

議論的中心就是洋女婿的“無所事事”。據說結婚後，洋女婿基本上就沒上班，一天到晚在家“做研究”，研究的是關於環保的項目。洋女婿比較靦腆，不太擅長交際，所以沒有哪個長輩知道他究竟在鼓搗什麼。其實不客氣的說，即使他想說，估計我們這些長輩也沒幾個人能聽得明白。然後就不免有些“智叟”式的人為姨甥女擔心，擔心她靠一份工資養家的日子不知什麼時候才到頭。早兩年聽說洋女婿的研究有了成果，我自然是為他們高興，但是並沒有刻意去打聽具體的情況。這天目睹的現實說明成績很好，而且不是小好。估計當年那些認為洋女婿“飄”，不能腳踏實地，不是居家過日子的好伴侶的長輩，眼鏡都掉了一地。

過不久，洋女婿提着一袋壽司回來了，派對就開始了。花園裡的篷帳下、飯廳、客廳里一撥一撥大人各自閒聊，小孩子們跑來跑去，歡聲叫喚，喜樂融融。

回家之後，女兒對我說了洋女婿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並且把他這家公司的網頁發給我。原來他研究的是非熱廢水處理的新科技，在兩年前取得了專利並且獲得數千萬美金的“天使資金”投放到他的新技術項目中。他的頭兩個客戶分別是基地在美國的一家油氣公司以及荷蘭的一個機械工程公司。由此看來，初期回報已經很可觀，同時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趨勢。

於是我想到，幸虧洋女婿的堅持和姨甥女對他的信心，還有基於新西蘭的價值觀，他們才頂住了來自周遭的輿論壓力，取得今天的成就。然而大部分華人家長。即使在這裡生活了幾十年，仍然無法理解，甚至鄙薄別人的生活態度。

說回張娜的評論文章，說起來也是一種觀點的碰撞。她對劉瑜的批評以及對張桂梅的肯定，恰恰代表了她自己對撕裂式教育的認同。看看她所認知的“真相”。她說的沒錯，“你站立的地方，決定你說話的立場”，當你認為“唯有讀書高”的時候，你就會認為考不上大學或者考不上好大學就“錯過了一生”。然而張娜以及她那類人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那就是未必每個人都只能通過讀大學得到豐盛的人生，何況有些人對讀書根本就不感興趣。誠如孔夫子所說“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那麼，對有些人來說。進“職業學校”未嘗不是更好的選擇，而且不必砸鍋賣鐵去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張娜說“越是優秀的父母，越可能對孩子的教育平和。”根據上文下理來理解，她所說“優秀的父母”的標準就是可以為孩子“兜底”，所以孩子不怕成為普通人，因為他們的起點很高。但是我認識不少洋人以及華人父母，他們從來不打算為孩子“兜底”，他們從小就教導孩子要自食其力，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任。

我談事情不喜歡“空對空”，願意儘量舉實例，就拿我在新西蘭認識的兩個家庭來說吧。兩個家庭都是七十年代移居此地，林家在七十年代中到來，徐家到來的時候七十年代即將結束。兩家都在經營這裡很普遍的 Fish and Chips Shop。巧的是兩家人都各有三個孩子。林家兩男一女，徐家一男兩女，機緣巧合地兩家成了姻親。多年來，此地華人經營的外賣快餐店大多是“年中無休”，而且每天的工作時間很長，孩子們基本上交給爺爺奶奶或姥爺姥姥帶。老人們確實能夠陪伴孩子們，要說輔導他們的功課那是奢想。六個孩子基本上沒請家教，周末還要到店裡幫忙，但是一個不拉地都念完了大學。畢業後，三個當了醫生，一個藥劑師，一個律師，還有一個會計師。若說他們的父母能給他們“兜”的“底”，就是吃住不愁，將來讀書不成的話，可以回店裡幫忙，而不是“到城市裡，和別人一起喝咖啡”。不過根據此地的國情，農夫和建築工人都喝咖啡，並不需要“拼盡全力”。還有，這幾個孩子進入社會後，都要各自償還學生貸款。

還有一對知青夫婦，六十年代“上山下鄉”，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在香港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八十年代後期，有感於“九七回歸”之後的不確定性，通過“勞工移民”的方式來到新西蘭。主要申請人是那位男士，來到新西蘭之後依約進入了一家工廠工作，女主人沒有工作，在家裡縫製一些簡單、低價的衣服來賣，客戶以玻利尼西亞族群為主。男主人的工作合約完成之後就被雇主解僱了，幸好經過一段時間就找到了一份裝配工的工作，一直干到前兩年退休。他們靠的就是一份裝配工的固定收入和女主人不固定的收入養大了兩個孩子，對孩子的教育經費說不上有多大的投入。兩個孩子念的都是公立學校，也都念完了大學。女孩是老大，學的是商科，畢業之後先是在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當業務員，後來自己在商場裡開了一個小攤賣衣服鞋襪等小商品，目標顧客是各地的遊客。老二念的是工科，畢業後進了工廠。三十多年下來，小日子也過得平平穩穩。這對前知青夫婦常說，移民新西蘭最大的收穫就是給孩子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生活道路的機會。他們家兩個孩子的發展方向也印證了，大學不是職業養成所，而是一個獲得知識，學習概括、總結的方法，掌握種種原則，並藉助這些把我們所獲得的東西進行分類，使之成形的處所。

其實不止是這三個華人家庭，不少洋人家長並不介意孩子是否能進大學，至於大學畢業之後是否能找到稱心的工作，他們也聽之任之。這裡當然也有人熱衷於把孩子塞進名校，即便資質欠佳，也要通過請家教或提供大筆捐款等方式，幫助他們的孩子完成學業。可惜對於那些“中人以下”的學生，資源投放再多也是徒然，只不過是白占了一個學額。這類父母不分華洋族裔，應該歸類到同屬一個思維維度的階層。

我的看法，與其指責別人“站在高樓，傲慢地指着大山”，為什麼不思考一下“貧窮的焦慮執念”是如何產生的，“不讀大學工作都找不到”的現象又是由誰造成，再如何積重難返的？我們注意到香奈爾的售價，有多少人認真地去理解他們的首席鞋匠所說“一切手工技藝，皆由口傳心授。”的工匠精神呢？

不要說我們無力改變現有的教育制度，所以只能在泥潭裡游泳。如果大家一直默認這種現象的合理性，那麼這種現象就會一直存在，同時進一步影響你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