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师妹祝福我走运的吉言没有成真。首先，在我同美国的设备公司讨价还价的时候突然收到单位的电话说钱没了。此时我太太已先期回国，我的回国机票也已买好（我自掏腰包）。我别无选择，只能按期打道回府。我当时的问题是回去得太早了。那年头极少有在国外拿了博士回国的，国家还没来得及制定对海归的优惠政策。

常言道上赶着不是买卖。我当时是一根筋自愿无条件回国，再加上没在国外谋求固定教职，单位根本不把我当回事。至于我在国外的研究成果，因为课题太新，也没有人感兴趣。我是1978年从偏僻的山区回母校读研后留校的，在学校没有过硬的后台，学校没给我一分钱经费。我雄心勃勃的办研究所的计划只好作罢。

既来之则安之，我并不后悔回国。至少我能在孩子读书的关键时刻回来相妻教子，尽一个久违了的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我同时尽全力上课，帮助我国内的导师带研究生，申请国家科研基金并做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

两年之后，我的美国导师到中国几所大学讲学并到了我们学校。我请导师及夫人到我四口之家的寒舍做客。导师说：“看来你尽力了，但是你在这里不能发挥你的才能，我刚刚申请到了一大笔科研基金，你还是去帮我吧。”

又过半年，我再次启程去美国，在机场迎接我的正是师妹。她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说：“我真想你。”

师妹的男友换人了。他的那个“高富帅”毕业后弃笔投戎，上了航空母舰。她的新男友是她本科的同学。不久，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在一个教堂举行。师妹的弟弟独唱男高音，声音浑厚高亢，响亮有力，给婚礼增添了无限的色彩。婚礼后的鸡尾酒会上，我见到了师妹的父母。她父亲说：“你就是乔治，久仰大名。”

师妹当时在导师手下做博士后，我们从同学变成了同事。我在导师的研究所里同时兼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同普林斯顿的一位访问教授合作，另一个是同师妹合作，题目是建立在师妹的本科专业基础之上。第一个项目进展顺利，很快就有成果发表。第二个项目也有很大进展。特别是我的一个新思路导师认为是突破性的。我们三人曾到两个学术会议上去做报告。可是到写论文时碰到了阻力。我原以为有好结果先发出去。但是导师认为论文不在多而在精，好东西应该做到完美。而执笔的是师妹，她想把所有的结果都写到论文里。一篇论文竟写了90页。结果这个好东西迟迟不能拿出去发表。

我在导师那里做了将近两年，期间儿子来美国读大学本科，随后太太带着女儿也来了。我有一家四口需要供养,是到考虑长期工作的时候了。我原本喜欢教职，但这时已近知天命之年。再去从头做教职实在太晚了。正在这时，一家高科技公司向导师要人（实际上他们是有备而来）。导师不很情愿地问我是否想去。我思前想后，最后觉得在我当时的条件下，这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只是我与导师及师妹的论文还没有最后完成，有点遗憾。

这家高科技公司当时正在研发新产品，急需用人，不能等。我只好痛下决心，急急忙忙地举家迁到B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