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父亲过七十九岁生日，我们在父亲身边的子女和孙辈们为父亲办了个生日聚会。因为这是我出国多年后第一次给父亲祝寿，父亲高兴，多吃了一点。第二天，父亲感觉不舒服，发现是心房纤颤病又犯了。我们赶紧把父亲送到校医院。父亲在校医院住了两三天不见好转。校医院的医生说父亲的年龄大了，恐有不测，应该转到医大去治疗。医生如此说，我们当然不敢怠慢，立即送父亲去了医大。医大的医生建议送父亲进心脏病的重症监护室，说在那里便于随时观察，及时治疗。

父亲被送进了一个有十几张病床的大房间，病房里满满的都是心脏病患者。每个患者的身边都坐着一两个看护病人的家属，所以大房间里一共挤了有二十多人。病床之间距离很窄，没有椅子。我只好从家里拿来一把折叠椅，整夜地坐在父亲身边。病房里面空气污浊，再加上病人的呻吟声和家属来来往往的吵嚷声，乌烟瘴气，简直就跟菜市场一样。更糟糕的是，动不动就有病人突然不行了，进来一大帮医生护士乱做一团地抢救。父亲进来的第二天，就有一个患者抢救无效，死在了病床上。家属们哭天呛地，闹得跟殡仪馆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的心情极糟，病情更加恶化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急如焚，心里清楚的知道，照这样下去，好人都会憋出病来，更何况病人？要想不在这里等死，必须改变现状。正巧，我们教研室里的一位年轻教师的父亲（退休的大学校长）就住在同一所医院的高干病房里。他住单间，一天24小时有医护人员照顾，陪护家属还另外有床。我想唯一的救命办法就是想法让父亲进高干病房。我先去找父亲的学校，可是学校说，教授必须是二级以上才能进高干病房，你父亲是三级，差一级，我们没办法。无奈之下，我又去哀求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高干病房的主治医生。她说，我认识很多高干，如果你有事要求高干们办，我可以帮你说，但是你父亲进高干病房的事我没办法。走头无路，我想到，与其在医大等死还不如回父亲的校医院，至少环境好些。可是校医院不同意，说，我们的医疗条件不行，出了事我们付不起责任。我那时真是到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想起来，人生有时真的很无奈，明明知道眼前是死路一条，可是你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其实，无奈的人不光是我，病房里面十几家人都很无奈，甚至有人比我更无奈。父亲的邻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国营工厂工人。他的心脏病很重，隔三差五需要住院治疗。他跟我说：“我得在这耗着，不能死，因为家里有老婆孩子等着我养活呢。只要我有口气，每月就有工资发。要是我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

大病房里，每隔一两天就有病人被抬到太平间去。父亲看了心情越来越糟。更可恶的是，在父亲进病房的大约第十天晚上，邻床工人的心脏突然停跳了。几个医生护士进来抢救。经过多次电击之后，那个心脏就是不跳。医生准备放弃了，可是家属硬是跪在地上求医生再次抢救。医生说，最后的办法就是开胸做心脏按摩，不过希望不大。家属坚持，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做。后来医生就在病床上给那个已经死了的病人做开胸手术。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后，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随着家属的哭嚎声，那个工人被送进了太平间。

整个抢救过程就发生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没办法不让父亲知道，我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用我的身体挡住父亲的头部，不让父亲看见邻床的血淋林的手术。这件事情过后，父亲拉着我的手一再叮嘱，到我不行时，无论如何不要给我开胸。从此，父亲的病情极转直下。我看得出来，父亲是想求速死。我心里难过，但是一丝一毫的办法都没有，只能用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话来安慰父亲。

三天后父亲的心脏在半夜停跳了。我按照父亲的叮嘱，只让医生做了电击。电击失败后，医生说最后还有一招就是开胸按摩心脏。我说，谢了，不必了。

事后，我真后悔把父亲送进医大，可惜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父亲的离去，给我留下了很多遗憾。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父亲病重是在我回国之后发生的。这之前我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父母身边，并且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能几乎日夜不离地照顾他。我有时想，我不在身边的那些年，父亲没病倒，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在等着我的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