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父親過七十九歲生日，我們在父親身邊的子女和孫輩們為父親辦了個生日聚會。因為這是我出國多年後第一次給父親祝壽，父親高興，多吃了一點。第二天，父親感覺不舒服，發現是心房纖顫病又犯了。我們趕緊把父親送到校醫院。父親在校醫院住了兩三天不見好轉。校醫院的醫生說父親的年齡大了，恐有不測，應該轉到醫大去治療。醫生如此說，我們當然不敢怠慢，立即送父親去了醫大。醫大的醫生建議送父親進心臟病的重症監護室，說在那裡便於隨時觀察，及時治療。

父親被送進了一個有十幾張病床的大房間，病房裡滿滿的都是心臟病患者。每個患者的身邊都坐着一兩個看護病人的家屬，所以大房間裡一共擠了有二十多人。病床之間距離很窄，沒有椅子。我只好從家裡拿來一把摺疊椅，整夜地坐在父親身邊。病房裡面空氣污濁，再加上病人的呻吟聲和家屬來來往往的吵嚷聲，烏煙瘴氣，簡直就跟菜市場一樣。更糟糕的是，動不動就有病人突然不行了，進來一大幫醫生護士亂做一團地搶救。父親進來的第二天，就有一個患者搶救無效，死在了病床上。家屬們哭天嗆地，鬧得跟殯儀館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下，父親的心情極糟，病情更加惡化了。

看到這種情況，我心急如焚，心裡清楚的知道，照這樣下去，好人都會憋出病來，更何況病人？要想不在這裡等死，必須改變現狀。正巧，我們教研室里的一位年輕教師的父親（退休的大學校長）就住在同一所醫院的高幹病房裡。他住單間，一天24小時有醫護人員照顧，陪護家屬還另外有床。我想唯一的救命辦法就是想法讓父親進高幹病房。我先去找父親的學校，可是學校說，教授必須是二級以上才能進高幹病房，你父親是三級，差一級，我們沒辦法。無奈之下，我又去哀求我高中的同班同學，當時高幹病房的主治醫生。她說，我認識很多高幹，如果你有事要求高幹們辦，我可以幫你說，但是你父親進高幹病房的事我沒辦法。走頭無路，我想到，與其在醫大等死還不如回父親的校醫院，至少環境好些。可是校醫院不同意，說，我們的醫療條件不行，出了事我們付不起責任。我那時真是到了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地步。想起來，人生有時真的很無奈，明明知道眼前是死路一條，可是你別無選擇，只能硬着頭皮走下去。

其實，無奈的人不光是我，病房裡面十幾家人都很無奈，甚至有人比我更無奈。父親的鄰床有一個四十來歲的國營工廠工人。他的心臟病很重，隔三差五需要住院治療。他跟我說：“我得在這耗着，不能死，因為家裡有老婆孩子等着我養活呢。只要我有口氣，每月就有工資發。要是我死了，老婆孩子怎麼辦？”

大病房裡，每隔一兩天就有病人被抬到太平間去。父親看了心情越來越糟。更可惡的是，在父親進病房的大約第十天晚上，鄰床工人的心臟突然停跳了。幾個醫生護士進來搶救。經過多次電擊之後，那個心臟就是不跳。醫生準備放棄了，可是家屬硬是跪在地上求醫生再次搶救。醫生說，最後的辦法就是開胸做心臟按摩，不過希望不大。家屬堅持，只要有一線希望也要做。後來醫生就在病床上給那個已經死了的病人做開胸手術。忙活了一個多小時後，醫生說，對不起，我們盡力了。隨着家屬的哭嚎聲，那個工人被送進了太平間。

整個搶救過程就發生在我父親的身邊。我沒辦法不讓父親知道，我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用我的身體擋住父親的頭部，不讓父親看見鄰床的血淋林的手術。這件事情過後，父親拉着我的手一再叮囑，到我不行時，無論如何不要給我開胸。從此，父親的病情極轉直下。我看得出來，父親是想求速死。我心裡難過，但是一絲一毫的辦法都沒有，只能用一些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話來安慰父親。

三天后父親的心臟在半夜停跳了。我按照父親的叮囑，只讓醫生做了電擊。電擊失敗後，醫生說最後還有一招就是開胸按摩心臟。我說，謝了，不必了。

事後，我真後悔把父親送進醫大，可惜這世上沒有賣後悔藥的。父親的離去，給我留下了很多遺憾。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父親病重是在我回國之後發生的。這之前我有幾個月的時間在父母身邊，並且在父親最後的日子裡我能幾乎日夜不離地照顧他。我有時想，我不在身邊的那些年，父親沒病倒，也許是因為他一直在等着我的歸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