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局当时缺少小学和初中教师,远水解不了近渴,决定自己办一个师范班。这时局里想到了我,要把我调去当老师。正巧,经过我们多方努力,山林嫂也调来林业局中学当老师。我想是到我离开东沟的时候了。主任和政工组长都说:“我们舍不得你,但是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我们不拦你。” 我依依不舍的和工友们告了别。
那时,山林嫂已怀孕,我们无处可住。主任嫂子再一次邀请我们去他家住。儿子出生后,学校分给我们一个别人家厨房间隔出来的,不到六平米的小北屋。虽然拥挤(小炕之外的空间只有一张办公桌那么大),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师范班只办了一届,之后我在林业局教育科当科员。
大约两年后,我重返东沟看望当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的工友们。东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负责架绞索的老崔哥爬杆子时,从十几米高的杆子上掉下来摔死了。开拖拉机的陈哥在山上拖木头时,从行进中的拖拉机窗伸头向后看拖着的木头,被侧面的大树挤碎了头。食堂的王师傅不知什么原因上吊死了。老主任调走了。新来一个从朝鲜战场转业的湖南人当书记兼主任。他在场里大张旗鼓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带领“知青队”,把工人们开的小片荒里已经长出了红缨的玉米全部砍了。工人们怨声载道,但是敢怒而不敢言。
又过了两年,林业局的上级机关,林业管理局,在林业干校办师范班。我和山林嫂同时被调到距离五常县城180里的林业干校。这个干校的位置原本是空军干校,是林彪惩罚异己的地方,林彪倒台后由林业管理局接管。干校在深山沟里,条件比林业局差。吃菜自己种,吃蛋,肉自己养鸡,猪。最近的医院距离干校130里。因为医院太远,我们的女儿就出生在家里的炕上。也是山林嫂命大,如果碰到难产,送医院都来不及。我们邻居的孩子出麻疹造成呼吸道堵塞,等送到医院时已经太晚了。师范班又是只办了一届,之后山林嫂在子弟校教书,我在干校打杂。
1977年,大学招考研究生的消息点燃了我们熄灭已久的希望之火。山林嫂读书时是好学生,她本来也可以考研,但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带,还有菜地和鸡,所以我们两人只能保一个。山林嫂决定再次做出牺牲,包下家中的绝大部分活,全力支持我考研。我们翻箱倒柜,从两人残留的书籍中凑了几本教课书。 身陷绝地,背水一战,我拼死命地复习了四个月的功课。研究生初试时我感觉考得很糟,以为这下完了。没想到别人比我更糟,我居然考中了。我当时的心情真的跟范进中举差不多。
读研三年零四个月期间,我把家里的孩子,鸡和菜地都留给了山林嫂。我只能是寒暑假回家上山拉烧柴和劈烧柴。(后来我把儿子带到学校,住在我的宿舍里。)直到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一年多,山林嫂才调到了我身边。
后来我到美国读博,做博士后期间,山林嫂曾到美国陪读六个月。因为不放心在奶奶和姥家的两个孩子,山林嫂急急忙忙的回国了。她回去前,好多朋友都劝她留下来,说:“我们做学生家属的都不打算回去,你老公是访问助理教授,条件那么好,你干嘛回去?” 山林嫂还是义无反顾的回去了。
山林嫂是个能人,从山沟回城后只七年时间,就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做到副处长。这期间她还要持家,带孩子。(我做完博士后回国两年多期间,曾替她分担过家务。)
我再次到美国一年后,山林嫂带着孩子来美国同我团聚。从此我们相依为命,再也不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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