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空無一人的國家
——讀《敬愛的領袖》有感



一、作品簡介
《敬愛的領袖》是脫北者張振成的回憶錄,由台灣城邦文化股份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4月出版,雪莉•李英譯,廖世德中譯,作者作跋和後記,定價台幣380元,折合人民幣76元。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序幕:1999年5月;部一——獨裁者;部二——逃亡;部三——自由。共335頁。
這本書有一個副標題:從御用詩人到逃亡者,一位北韓情報官員眼中的北韓。從成長經歷來說,作者的這三個身份依次是情報官員、御用詩人、逃亡者。
二、“欽受者”
張振成生於1971年,出身於平壤的特權家庭。母親曾是沙里院“專為高幹看病的一個醫學中心的總醫師”,父親的具體身份書中沒有透露,但從其父能為朋友一家弄到免費分配的好房子以及鄰居稱張振成為“醫生的兒子”這些內容可以看出,張父可能是北韓醫療部門的實權幹部。張家後來從沙里院遷入平壤居住。張振成有一個親戚在“第二經濟的99局中東辦公室擔任主管”,專門負責處理北韓與中東地區的武器貿易,有能力每年提供給金正日最少一千萬美元的忠誠獻金。“他是北韓最有錢的人之一。”
在作者小時候,父母想把他培養成一個鋼琴家,給他買了鋼琴,請了家庭教師來教張振成。這個老師名叫崔良,原來是中國上海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文革時和其他朝鮮族中國人逃到北韓。“當時,北韓人公認他和白高山是北韓最優秀的小提琴家”。崔良也教作者拉小提琴。
但是在15歲時,張振成的人生道路發生了改變。那一年,作者在父親的書櫃中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名叫《拜倫爵士全集》的書籍,也就是英國詩人拜倫的詩集。張振成讀了之後,“文學的野心一夜之間取代了我的音樂野心”,他開始進行詩歌創作,決心成為一個作家。
當時張振成已經入讀平壤藝術學校,他很想找一個文學導師來指導自己。幸運的是他有一個名叫李淑蓮的同班同學,她祖父是北韓著名的詩人金相和。金相和在“朝鮮剛解放不久”曾給在黃海南道視察的金日成撰寫過演講稿,後來被金日成任命為北韓統一戰線部101聯絡所第五科的主管。他的詩歌《我的祖國》是所有北韓人必須熟記在心的三首詩歌之一。在金相和孫女的引見下,張振成得以結識金相和。
當時金相和已經退休,因為是“金日成的夥伴”,他仍然擔任101聯絡所的榮譽部長。金相和很賞識張振成。在他的推薦下,張振成把自己寫的詩歌送去參加宣傳鼓動部舉辦的文學作品甄選。宣傳鼓動部甄選出來的最佳作品將呈給金正日本人評審。作者的作品幸運入選。宣傳鼓動部把選出來的50首詩歌編成一部詩集呈送給金正日。金正日讀後給兩位詩人寫信以示表揚,張振成是其中之一。
奇蹟由此發生。金正日在信中說可以滿足張振成的任何願望。作者乘機提出希望到宣傳鼓動部擔任朝鮮中央廣播委員會的藝術作家。金正日批准了作者的要求。
1992年,作者的文學導師金相和去世。在遺囑中,金相和要求統一戰線部徵召作者入職。再加上金正日埋怨統一戰線部很久不見金相和作品水平等級的詩作,統一戰線部急需創作人才,第一副部長林東玉親自出面把張振成調入了統一戰線部。
統一戰線部實際上是一個針對南韓的情報機關。作者所在的部門是101聯絡所第5科(文學)第19股(詩學)。張振成的主要工作是化名南韓人士創作詩歌為金氏父子歌功頌德。這是心理戰的重要手段。統一戰線部製作出版的書籍和錄音帶通過各種渠道輸送到南韓,影響南韓的民主反抗人士,爭取他們對北韓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作品被有意的刊登在《勞動新聞》上,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欺騙信息閉塞的北韓民眾,讓他們以為金氏政權受到南韓人民的廣泛擁護。
張振成不負眾望,他嘔心瀝血創作的馬屁詩歌《春天倚靠在君王的槍桿子上》在與宣傳鼓動部和軍方的獻詩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得了金正日的稱讚。金正日甚至在詩題旁邊寫着“這是先軍時代的藝術標準”。下面抄錄一段詩歌的結尾部分:
就是這支槍,
在卑微人手中,
只會謀殺,但,在偉人的揮舞下,
可以克服萬物。
歷史證明,
戰爭與屠殺屬於
弱者。
金正日將軍,
唯有將軍,
是槍桿君王,
正義君王,
和平君王,
統一君王。
啊,朝鮮人民真正的領袖!
這首詩之所以能打動金正日,原因在於作者巧妙的構思。在詩歌中,張振成“以拜訪平壤的一位南韓詩人的口吻”,用“高亢的聲調”歌頌北韓,嚴詞譴責南韓。張振成“將南韓的望月洞民主烈士陵園和北韓的大城山烈士陵園聯繫起來,用一個雙關語來連結南韓的‘國軍’和北韓的‘先軍’政策,指出南韓的民主烈士被他們國軍的子彈殺害,而北韓的革命烈士則是到死都得到先軍政策的照顧。我的詩所描繪的南韓軍隊是侵略成性的,北韓的軍隊則是一心一意想要保護朝鮮人民。”
“1999年5月18日,這首詩及時在光州暴動19周年的當天呈獻給了金正日。”5月22日,該詩刊登在北韓勞動黨黨報《勞動新聞》上。張振成因此成為金正日的“欽受者”之一。
所謂“欽受者”,本書後面的名詞解釋作如下闡述:是金正日本人要求建立的權貴小圈子,曾經和他關起門來相處20分鐘以上者也是。
本書的序幕主要描寫1999年5月作者作為“欽受者”和其他高官參加金正日宴會的情景。晉見過程形同押送,充滿了驚悚的氣息。宴會的氛圍詭異而怪誕。金正日聽俄羅斯歌曲哭泣其他官員紛紛效仿以及作者強迫自己必須流淚的場景讓人啞然失笑。
張振成在書中講述了自己成為欽受者後獲得的特權。北韓實行配給制。最高配給是“每日配給”,物資充裕,僅限於中央黨部的書記、部長和軍方司令員等極少數人士。接下來各級秩序依次是三日配給(享受者為等同部會首長人員、城市級黨委書記、中央級副部長)、周配給和月配給。因為是金正日的欽受者,作者享受每周個人配給,不是每周整戶配給,相當於中央黨部科長待遇。“配給的物資有五公斤的海產和肉類、二十一公斤米、三十顆雞蛋、兩瓶烹飪用油和一些生鮮蔬菜等。除了這些標準糧食配給之外,周六還會受到一份額外的進口食物配給,每一次都不一樣,五公斤包裹里會有美國來的白米,有乳酪,、奶油、橄欖油、美乃滋,甚至是內衣內褲、襪子,有時候有餅乾、糖果、或是小孩吃的奶粉。雖然比一般百姓的好,但是是國外的人道主義救濟品。”
三、“我們最幸福”
北韓的貧窮舉世聞名,筆者小時候也有耳聞。1980年代中期,筆者父親戰友的准女婿曾來我家做客。他是一位空軍飛行員,父親是41軍軍長。可惜這位飛行員大哥在後來的飛行試驗中機毀人亡。他聊天時說到,他所在的空軍基地幫助北韓訓練飛行員,北韓的飛行員平時連一張白紙都捨不得使用,要節省下來帶回國去。由此可見當時北韓國內貧窮落後到了何種程度。
不過現在北韓究竟貧窮到什麼地步,不一定人人說得清楚。說出來不可思議,北韓貧窮到特權階級的生活都不會令他們十分滿意,領袖的親信也不例外。入職統一戰線部後,張振成曾去過第一副部長林東玉的家。林東玉住在平壤“恩賜村”。這個小區是金正日親自下令給最信任的官員修建的,所以取名為“恩賜村”。作者發現,就是這樣高級別的小區,“也要備有柴油發電機以保障電力供應不會中斷。”
1990年冬天,張振成拜訪金相和。金相和住在位於平壤中區鳥灘洞退休高幹住宅區。高級幹部住的樓房冬天暖氣供應不足,屋裡也要穿厚衣服。“儘管地位崇高,可是由於平壤的暖熱系統不穩定,所以他家裡很冷。我走進屋內,他太太遞給我一件外套,要我穿上。”
書中還有一段高幹生活的描述:
“平壤唯一有熱水供應的地區是中區的蒼光洞。這裡是勞動黨中央黨部幹部的住宅區。但即使是這裡,也只是一天供應兩次,一次是早上六點至八點,一次是晚七點至九點,也就是幹部上班前及下班回家後。連本國最有特權的人,情況都如此窘迫。”
特權階級的生活尚且如此不盡人意,一般老百姓的窘困程度可想而知。
作者在沙里院赫然看到,市場裡有人用香煙過濾嘴的濾芯製做所謂的“棉被”,還有人在賣“洗臉水”。真是聞所未聞,超出人們想象。
張振成逃到中國後發現,中國農村貧窮農民的住房條件都比平壤中層黨幹部的住房條件“要好太多了”。
與貧窮形影不離的是饑荒。雖然貧窮未必導致饑荒,但在北韓,貧窮就是饑荒的代名詞。
書中收錄了作者的一首詩歌:
“這男孩是吃米湯長大的。
我給他一碗飯做生日禮物,
但他跺腳拒絕。
‘這不是飯!’他堅定反對。”
詩中的男孩是作者統一戰線部同事的侄子。有一次,這個同事罕見的向張振成吐露了他侄子的這件事,作者據此寫下了這首詩。
米飯不是飯,米湯才是飯!只有從來沒有見過米飯的人才會說出這樣令人震驚的話。
1990年代中期開始,饑荒在北韓蔓延開來。各地陸續出現餓死人的慘況。張振成回家鄉沙里院時了解到,咸興市人民委員會有個部門叫有“屍體股”,專門在大街上收集餓死者的屍體。據說是黨委書記的主意。其他道也有這樣的部門。作者親眼看到“屍體股”的人在大街上用棍子撥拉躺在地上的人,以試探其是否死去。
1995年開始,平壤也有人餓死。
1999年的一天,張振成走路經過平壤東大園區市場。東大園區是個貧民窟,“平壤最窮的人都集中在那裡,市場破爛無比”。無意之間,張振成在市場裡看到了一個讓他“整個人呆在那裡”的情景。“平日裡攤販和客人聚集的方場上現在站着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女孩”,“小女孩的脖子上掛着一張紙”,“小女孩看起來約七歲大,紙面上寫的是:我的女兒100元。”
“我常常聽說有母親遺棄小孩或是送給人養,但是從來沒見過有人用這麼低的價錢賣自己的小孩。”一個母親用100元朝幣的價格出售她的女兒,要知道在北韓一條狗都值3000元!
人們紛紛怒罵這位母親。在人們的辱罵和激動的叫喊聲中,小女孩突然開了口。“女孩吶吶的說:‘我已經沒有父親了,他沒有足夠的飯吃……’說到這裡,她突然抬起頭來叫喊着說:‘不要再說我母親的壞話!他們說她只有幾天好活!她快要死了!’”
人們開始同情這對母女。“站在我旁邊的老婦開始哭起來”,“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罵那個女人了,聽到的都是同情的議論。”有一個小販塞給這位母親200元,可是她沒要。
後來一位人民軍中尉給了母親100元,收養了女兒。母親拿到100元後“起步從群眾中間穿過去,不見了人”。可是不久這位母親又回來了,手裡拿着一包麵包,“就是剛剛在市場外面人家向我兜售的那種饅頭”,原來她用100元買了一包麵包。
“她突然哀號起來:‘原諒我!原諒你母親!我是個可憐的母親!我走之前能夠給你的就是這些了!’她跪在女兒面前,放聲痛哭,把饅頭撕成一塊一塊,塞進她女兒嘴裡。”“群眾里開始有人在哭,我站在人群中,不禁也跟着哭了起來。”
對一個母親來說,世間還有比這種骨肉分離更悲慘的事情嗎?北韓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我們最幸福》,聲稱北韓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如果這種生活就叫“最幸福”,那什麼叫不幸福?
四、“思想大國”
北韓是一個民眾思想受到嚴格控制的國家,官方壟斷一切信息。老百姓能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知道什麼,不能做什麼,全由官方說了算。北韓自稱是“思想大國”,但是書中記錄的幾件事完全戳破了金氏政權的謊言。
在北韓,外國圖書的譯本受到嚴格控制,每種書只印一百本,名叫“百本集”。 只有金氏父子及其家人、最親近的同事和嚴格甄選的菁英才能擁有。每本書都有一個序號,印有第一號的書屬於金日成或金正日。張振成就是在父親的書架上無意發現了“百本集”中的《拜倫爵士全集》,閱讀後對詩歌產生強烈的興趣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還有一件事能反映金氏政權控制民眾的思想嚴酷到了什麼程度。一個80多歲的老人因為私藏了一本《聖經》被關進監獄。老人年輕時是個基督教徒,這本《聖經》是他年輕時候擁有的。表面上北韓是個信仰自由的國度,有宗教場所,有神父、和尚,有信教群眾,但實際上所有的宗教都被禁止。所有的宗教場所控制在官方手裡,神父、和尚全由國家工作人員扮演,信教群眾也是由國家工作人員和家屬充當。在北韓,金氏父子才是真正的神,金氏父子的書籍是北韓人民唯一的“聖經”。
也許很多中國人不知道的是,北韓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宣布馬列著作為禁書的國家。從1967年開始,北韓政權全面禁售、封存、回收馬列書籍,禁止一般民眾閱覽,只有極少數獲得批準的研究人員才能閱讀馬列著作。2013年曾有韓國媒體報道,在北韓規範力度高於憲法和勞動黨章程的《樹立黨的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已將“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等詞語全部刪除。國內那些以孔斜眼為代表的毛左們一個勁狂舔金氏父子的屁股溝,自作多情的和人家稱兄道弟,豈不知金氏父子早就另立門戶不和你認同一個馬列祖宗了。你這叫“馬列主義”,人家那叫“金日成金正日主義”;你這叫“共產主義事業”,人家那叫“主體革命偉業”;你這叫“毛太陽”,人家那叫“金太陽”。兩伙人根本尿不到一個壺裡。
書中還提到一件奇葩的事情。北韓幹部臨終前必須簽署一份忠誠誓言,宣布至死都要效忠金氏父子。真是做鬼都不放過你!
在金氏政權長期不斷的洗腦宣傳下,北韓人民的認知既可笑又可憐。書中記載的一件事,很能說明愚民政策造成的可怕後果。
作者成為欽受者後曾回過一次家鄉沙里院。當時北韓的饑荒已經非常嚴重。他家原來的鄰居和他認識的人都餓得面黃肌瘦,有氣無力。人們知道張振成曾和金正日吃過飯,都很羨慕他,“鄉親問我將軍的事問個不停,還着急的問起他的健康情形”,這時,極具喜感和諷刺意味的一幕出現了:
“聽說你曾經和將軍一起吃過晚飯!他喜歡吃什麼樣的粥?”這是長腳朴先生問的。
北韓宣傳部門聲稱“敬愛的領袖”和百姓一樣忍飢挨餓過着艱苦的日子,北韓民眾對此深信不疑,殊不知金正日在北韓連年餓死人的時期仍派自己的日本廚師到全球各地為自己採購山珍海味。
參加過金正日宴會的作者心慌不已,但是他怎能告訴長腳朴先生“敬愛的領袖”真正吃的是什麼。他只好撒謊說:“將軍嗎?噢,你知道《將軍的飯粒》這首歌嗎?就是歌裡面說的那樣,他和我們一起,是吃一粒米飯。”
在“苦難的行軍”期間,北韓宣傳部門創作了一首名叫《將軍的飯粒》的歌曲,宣稱金正日在全國各地日行數百里,為人民加油打氣,一天只吃一粒米飯。
大家聽了紛紛鬆了一口氣,好像是因為知道將軍是吃固體的米飯而不是吃稀飯健康有了保證一樣。“令我驚駭的是,他們雖然境況悲慘,關切領袖的安好卻甚於關心自己。”
愚昧而單純的北韓民眾成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患者,他們當中的大多數被金氏父子玩弄於股掌,忽悠得家破人亡,至死還對綁架他們的“領袖”和“將軍”感恩戴德。
被愚弄的不是只有民眾,還包括統治者自己。張振成在書中透露了一個關於金日成的鮮為人知的秘密。金日成有一本回憶錄《與世紀同行》,“北韓的權貴圈子裡,大家都知道這本回憶錄是金日成最喜歡的書。”“金日成有一次在這些高幹集會時向他們描述自己有多喜歡看《與世紀同行》。”這部回憶錄並不是金日成親自寫成,而是由“四一五文學集團”的小說家完成,內容多為虛構。金日成恐怕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最喜歡自己回憶錄的領導人。韓國有一句話說,一句謊話說了一百遍之後,連說謊的人都會信以為真。金日成沉醉在自己編造的謊言裡不能自拔,極度的自戀而自大。
北韓還是一個動則挨究的國家。做錯一點點小事就可能大禍臨頭。
書中提到了兩個因小事被懲罰的幹部。
北韓三大典範詩人之一的金徹曾經用“露滴” 這個詞委婉提到領袖的眼淚被下放到鄉下十年。
1980年代中,曾有一個蘇聯軍事代表團訪問北韓。金日成想知道北韓的招待是否得體,就讓自己的軍事秘書金斗南大將(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的兄弟)打電話詢問人民軍外事局局長蘇聯人住哪裡。當得知蘇聯代表團住在人民軍的賓館時,金日成就打電話給金正日,說是否可以讓蘇聯人住百花園國賓館。金正日很惱火,立刻讓組織指導部調查是誰把蘇聯人的行程安排告訴了金日成。隔天,金正日就撤銷了人民軍外事局局長的職務,並且宣布金斗南大將必須接受6個月的“革命再教育”。
一個因使用詞令獲罪,一個因傳達王命獲罪。如果說前一件事詩人有了一點自己的想法而惹來災禍好像還勉強說得過去,那麼後一件事實在是沒道理可講。金斗南完全沒有自己的思想,他只是執行領袖的命令而已,最後也受到了懲罰。總之在北韓,永不犯錯的只有金氏父子以及“白頭山血統”的繼承者。
這就是“思想大國”的真相。
五、“沒有您,就沒有我們”
如果思想控制不起作用,那麼血腥殺戮就是金氏政權的終極手段。筆桿子,槍桿子,所有的獨裁政權就靠這兩桿子奪取天下然後苟延殘喘。筆桿子搞不定你,那索性直接用槍口頂住你的腦袋。
1994年金日成去世後,北韓的國家糧食配給體系開始崩壞,饑荒四處蔓延,連優先供給的平壤都出現了餓死者的慘況。1997年8月,北韓勞動黨中央農業部書記徐寬熙被指控為美國和南韓的間諜,故意破壞北韓的農業生產,導致糧食歉收和人民饑荒,徐寬熙以“間諜罪”被處死。金正日除了拋出徐寬熙作為替罪羊,還順勢進一步發動清查“內奸”的整肅運動,旨在加強對百姓的控制,這就是北韓著名的“深化組事件”。在事件中,勞動黨中央書記兼組織指導部副部長文成述被拷打致死,國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長金應龍在被抓前舉槍自盡,平壤市委書記徐允錫以“間諜罪”被捕。血腥清洗導致“將近2萬名幹部、軍人、安全情報人員,以及退休學者、藝術家、運動員,不是處死就是坐牢。但是兩萬這個數字只是勞動黨發布的官方數字,由於實施連坐法,實際的影響範圍遠不止於此,因為除了‘罪犯’本身之外,他的親友也會受到波及,受到整肅。”到了2000年,幹部和百姓的不安與不滿越來越大,金正日感到了危機。金正日為了平息民憤和推卸責任,採取了以下幾個措施。第一,指責社會安全部“深化組事件”政治局局長蔡文德犯了濫用職權的罪行,蔡文德遭到處決(筆者註:也有消息稱蔡文德沒有被處決)。第二,把社會安全部改名為人民安全部,金正日假惺惺的說社會安全部理應“維護人民的安全,不可壓迫社會”。第三個措施是金正日決定為“深化組事件”中的受害者平反。令人意外的是,這些措施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金正日下令,為了讓他們聽到自己可以恢復正常生活時的歡喜達到最高效果,必須等他們都集合在黨的講堂,才宣布要釋放他們這時聽眾將會目睹他們真正的歡喜。但是這種伎倆的反效果相當怕人,黨的講堂成反而變成見證暴政的公開法庭。卡車將悲慘的囚犯從監牢送到講堂(筆者註:有消息稱是平壤425文化會館)。雖然宣讀了最高指揮官金正日的釋放令,眾人卻認為那是即將處決他們的殘酷前奏曲。有人求饒;有人怕自己就要被殺,咳嗽咳出血來,然後昏過去。幾個人真的給拖出去當場處決,因為他們在黨的講堂內當眾詛咒金正日。”
讀這本書你會有一個不寒而慄的感受:處決對北韓民眾來說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事情――不是自己被處決,就是看着別人被處決。越讀下去這種感受越強烈。
張振成在沙里院市場入口處看到牆壁上貼滿了荒唐可笑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標語:
不遵守交通規則槍斃!
囤積糧食槍斃!
浪費電力槍斃!
剪斷軍用通訊線槍斃!
囤積國家資源槍斃!
散播外國文化槍斃!
說人閒話槍斃!
不要以為這些話是隨便說着玩的,金氏政權說到做到。在沙里院市場,張振成親眼看到一個“餓了很久的農民”因為偷了一包大米在人民公審大會上被公開槍決。
金正恩上台後延續了其父的統治風格,有些高官也是因為一些小事丟掉了性命。比如開會時打瞌睡,就成了國防部長玄永哲被處決的理由。個別高官還死於離奇的“車禍”,比如前統一戰線部部長金養健。韓國媒體報道稱他反對核彈實驗,主張對南採取緩和政策,被金正恩下令暗殺。
在北韓,沒有誰不是生活在恐懼之中,包括金正恩也不例外。
沒有暴君,就沒有血腥殺戮。沒有金氏獨裁政權,就沒有北韓人民悲慘的生活。金家王朝是北韓一切災難的根源。
六、“再見,平壤”
讀者一定很想知道,金正日的欽受者、御用詩人、統一戰線部情報官員、特權家庭子女,擁有這些顯赫身份的作者為什麼要逃亡?
原因很簡單。因為一本雜誌。
前面已經介紹過,張振成所在的統一戰線部是一個情報機關,主要從事對南心理戰。張振成要化名南韓詩人創作詩歌為金氏父子歌功頌德。為了更好地模仿南韓人,了解他們的心理、思維、用語習慣,張振成被允許閱讀南韓的書籍、雜誌和報紙,這就是所謂的“在地化”政策。但是這些南韓書籍、雜誌和報紙只能在辦公室內閱讀,下班前必須鎖進柜子,不能帶回家。如果有誰外泄,就會犯下叛亂罪遭到處決。
張振成閱讀大量南韓書刊後知道了很多真相,他對金氏政權的看法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張振成有一個可以信任的好朋友叫黃永明,他們是平壤藝術學校的同學。黃永明是一位作曲家,任職於北韓勞動黨組織指導部第5科下屬的王在山輕音樂團。“金正日本人還送了他一台鋼琴”。 組織指導部是北韓權力最大的部門,凌駕於其他一切部門之上。“組織指導部第5科專責打理金正日的私人生活。金正日的賓館、別墅、健康、吃食、嗜好、娛樂――這些都有第5科負責。”黃永明的父親叫黃潤牟,曾是社會安全部的中將參謀長。北韓的教科書講到黃永明祖父母是“朝鮮的抗日鬥士,金日成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也有提到”。黃永明在中國還有一個祖母輩的親戚。“她在中國學校的教科書裡是抗日英雄”。張振成和黃永明經常私下交換一些敏感的觀點,“他多次小心翼翼和我分享他的想法,說他覺得我們的體制是會犯錯的,並非不可質疑。”
2002年夏季,作者偷偷從統一戰線部帶出一本南韓刊物給黃永明,叮囑他千萬要保管好。
但是接下來發生了可怕的事情。2004年1月10日,黃永明急切地找上門來。他告訴張振成,他在坐地鐵時弄丟了放有那本南韓書籍的手提包。
國家安全部第10科的秘密警察隨即找到張振成。張振成承認手提包是自己的,他辯解說是自己不小心把南韓書籍放進了手提包,帶回家自己也不知道,後來在路上遺失了手提包,也就是說他沒有把書借給別人看。
國安部人員當然不會相信張振成的說法,但是他們一時無法找到確鑿的證據,也由於張振成是金正日的欽受者,秘密警察沒有立刻拘捕作者。
張振成和黃永明心裡很清楚,暫時逃過一劫並不等於從此平安無事,事情遲早會暴露。他們決定一起逃往中國。
逃亡的過程驚險、曲折、離奇,有時令人絕望,有時讓人感到溫暖。
張振成和黃永明即使逃到了中國生命安全也沒有得到保障,他們仍要躲避北韓行刑隊的追殺和中國軍警的抓捕。
黃永明最終死了。在延吉,張振成和黃永明分開。後來黃永明被中國軍警抓到,在押解的路上他尋機跳崖自盡。他寧願死在異國他鄉也不願意死在祖國。黃永明用結束生命的方式與金氏政權做了決絕的告別。
一路上張振成得到了張勇、辛先生、龍井老人、王裘齡一家、瀋陽慶會樓韓國老闆和南韓某報紙駐北京記者的幫助。沒有他們,張振成不可能逃到韓國。
張振成遇到最危險的一次抓捕是在王裘齡叔叔的家裡。中國警察找上門來,王裘齡的未婚夫抱住警察,給張振成爭取到了了逃跑的機會。王裘齡的未婚夫是所有幫助過張振成的人當中最勇敢的一個。
在書中,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北韓這個領袖崇拜風氣極度嚴重的國家,對金氏政權有不同看法的不是只有張振成和黃永明,竟然也有相當部分勞動黨核心幹部在內心對金氏政權頗不以為然。書中有幾個地方可以讓人窺探到勞動黨核心幹部們微妙複雜的心理。
比如張振成寫到,自己的文學導師金相和在“他的晚年,統一戰線部一直要求他繼續寫作,希望他能夠為他們寫出幾部國家文學作品。可是他始終不肯,說是他的身體已經不行。不過我懷疑他之所以選擇沉默,其實是他一輩子效忠勞動黨之後,出於良知與真理的決定性行動。”
有一次,黃永明喝醉了,他說了很危險的話:“真的,我們將軍真的是太陽!你靠他太近,會燒死;你離他太遠,會凍死。這不是我說的。我聽到一個最有力的高幹說的。”
在撰寫《金朝實錄》時,由於工作需要,張振成可以查閱北韓所有的核心檔案,也有權力採訪除金正日之外的任何人。在寫作過程中,張振成知道了金氏父子是如何通過血腥殘酷的手段肅清黨內異己奪取最高權力的真相,為此他痛苦不已。“敬愛的領袖不慈悲,也不神聖,而且是靠恐怖、背叛、報復等手段取得權力。認清這一點使我感到非常畏懼。我們組裡有一名作者,我平日裡最信任他。有一次和他喝茶的時候,我向他坦白說:‘我不幹了。秘密太多了,我受不了了。知道了謊言背後的真相,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自由的良知了。’他回答:‘別蠢了。你現在已經停不下來了。你現在最多只能把它關在心裡,不要對別人提起,好嗎?’”這個作家能夠安慰張振成,說明他也是深有同感。
《金朝實錄》寫作組中有一個作家負責寫金日成青少年歲月的那一段歷史。有一次,他問了張振成一個問題:“我們的最高領袖是1912年4月15日出生,這個重大的日子當然有很多事情可說。但是,隔天呢?隔天他在幹什麼?我可以說他母親的奶水是革命的滋養品,但是最高領袖自己在幹什麼?老實講,一個娃娃除了屙屎屙尿,還能幹什麼?我該怎麼描寫他出生以後這兩年呢?”無論誰聽到這樣的話,都不可能認為這是在表示對“偉大領袖”的尊敬。
甚至勞動黨35號室負責對中國任務的幹部也在私下裡諷刺金正日受到中國的懲罰。35號室是北韓勞動黨主管金融財務的部門,能夠進入這個部門的幹部一定是金氏政權最信任的人。
一些核心幹部採用沉默、私下“妄議中央”等方式或多或少表示對金氏政權的不滿,但是他們絕對不敢公開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因為這樣做的後果大家都知道。可是黃永明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即使他父親死後,他雖然個性內向,卻屢次公然表現蔑視的態度,毫無所懼,引起了組織指導部注意。永明雖然正式復職,可是他發現自己不只一次在有金正日出席的場合遭到排斥,而且其藉口往往站不住腳。”
其實金正日心裡也不完全相信核心幹部們的忠誠。金正日的日本廚師藤本健二在回憶錄里曾有過這樣的描述:金正日誰都不相信,他隨時可能除掉任何人。藤本健二正是因為看到一些金正日的親信莫名其妙的永遠消失,產生了恐懼心理,才決定永遠逃離北韓。據說金正日生前曾對金正恩說過:你絕對不要相信那些熱烈鼓掌的人是真心的擁護你。看來最高統治者和臣子們都是明白人,誰都不會真正信任對方,但誰也離不開對方,他們維持着恐怖、脆弱的平衡關係。
張振成和黃永明絕不是最後逃離北韓的核心幹部,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核心階層內離心離德的幹部大有人在。官僚權貴集團是金氏政權最重要的統治支柱,逃亡的官員越多,金氏政權權力基礎的流失也就越大。北韓官僚權貴集團特別是核心幹部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動搖、背叛,金家王朝的崩潰指日可待。這是歷史上所有封建王朝最終的宿命。
七、“金朝實錄”
張振成在“金朝實錄”一章提出了一個新鮮的觀點:兒子金正日篡了父親金日成的權。平心而論,這個觀點難以成立。從邏輯上說,被篡權方一定是被迫把權力交給篡權方。但眾多公開的歷史資料都清楚的表明一點:金正日在權力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得到了金日成的認可,金日成是心甘情願的把權力交給金正日。何況張振成自己在書中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卻找不到有哪一份文件曾概述金日成和金正日兩派系之間劇烈的對抗”。所以不存在篡權的事實。
誠然金氏父子之間存在矛盾和衝突,但是不能把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上升到權力爭鬥的高度,金氏父子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金日成需要金正日的幫助肅清對手神化其“領袖”地位,反過來金正日的權力也離不開“偉大領袖”的背書和加持。父子倆必須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才能完成好權力的遊戲,他們一榮俱榮,一榮俱損。
平壤的人民大學習堂有兩條貼在一起的金氏父子語錄。金正日的是“我們朝鮮人民應當世世代代擁戴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金日成的是“我們朝鮮人民應當擁戴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志”。這兩條語錄最能充分說明金氏父子之間的真實關係。金日成還說過“朝鮮革命要世世代代繼承下去”,誰繼承?當然是金氏子孫。在金日成的支持下,金正日掃除金氏家族內部的叔父派和後母派等障礙後,父親不把權力交給兒子他還能交給誰?
“金朝實錄”不夠實。
八、後記
終於在2016年大年初一(2月8日)的凌晨讀完了這本回憶錄。
北韓被西方國家稱為“斯大林主義活化石”、“共產主義侏羅紀公園”。 一提到北韓,人們往往會聯想到貧窮、饑荒、愚昧、領袖崇拜、權力世襲、歡樂組、綁架外國人、勞改營、血腥統治等詞語。在張振成的回憶錄中,你能看得到和以上詞語有關的任何內容。
在這個極權主義國家,“領袖”做為神而存在。領袖無所不能,百姓愚昧無知;領袖控制一切,百姓動彈不得;領袖決定一切,百姓惟命是從。百姓也好高官也罷,對金氏政權來說都只是一個數字、一個零件、一枚棋子,隨時可能被塗抹、更換和遺棄。這個國家“領袖”無處不在,“人民”無處不在,可是你找不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
張振成的回憶錄不同於其他逃北者回憶錄的地方在於,張振成曾供職於北韓權力核心部門,知道很多一般老百姓無法了解的內幕,書中有些內容還是首次披露,因此張振成的回憶錄更顯獨特重要的史料價值。
對中國來說,北韓是一面鏡子。很多中國人認為,北韓是中國的昨天。在經歷改革開放後,中國人不會再經歷北韓人民的痛苦生活。不過在同情北韓人民、譴責暴政、慶幸自己生活在中國的同時,我們還是需要頭腦冷靜的想一想:如果說北韓是一個空無一人的國家,那麼中國有幾個人?
北韓真的離我們很遙遠嗎?
201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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