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與紅高棉的“權宜婚姻”，讓紅高棉從地下走到台上，從非法叛亂走向“合法”內戰，打着西哈努克旗號招募紅高棉隊伍。很多西哈努克的支持者加入紅高棉，西哈努克反而在國內沒有一兵一卒，他的政治資源被移花接木變成了紅高棉的資源。西哈努克不久也就明白了這一切，但他無可奈何，他對西方記者發牢騷說:“他們（紅高棉）把我置於他們一邊，是因為我可以為他們效勞。沒有我，他們就沒有農民（資源）。”柯袍也說:“1970年7月我帶了一支60人的隊伍去了暹粒省農村”，而4個月前柯袍的隊伍“僅僅有20個人”。可見，紅高棉隊伍有了可觀的膨脹。甚至，留在金邊的西哈努克的子女們也有3人投奔紅高棉，要為“西哈努克復辟”出力。柬共本是北越的豢養，但北越並不在意中共扶助紅高棉，因為北越認定的唯一敵人是美國。而中共卻暗中瞄定了兩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和北越。

周恩來防範北越。1970年9月24日中國駐越大使王幼平轉告范文同，“周總理想儘快知道:如果柬埔寨爆發戰爭，北越將支持西哈努克（紅高棉）還是朗諾？如果中國繼續支持西哈努克（紅高棉），北越將怎樣看待？”范文同答:“我們不承認朗諾，我們承認西哈努克。我認為說服蘇聯和其它共產黨國家來共同支持西哈努克，現在正是時候。”顯然，周恩來在提防可能出現的某種危機，他對北越並無誠意。當然他更不同意聯合蘇聯──他知道中國人永遠鬥不過俄國人，他對黎筍、范文同說:“如果我們建立一個包括蘇聯在內的聯合陣線，蘇聯就將會很快控制住這個陣線。”

從中國的國家利益立場上，周恩來沒有理由選擇紅高棉，也沒有理由敵視朗諾政權。那麼周恩來究竟為什麼要以超常的積極性，給柬埔寨布下圈套，要扶助紅高棉和顛覆金邊政府呢？也許，他的表面理由是“國家是階級鬥爭的一個工具”。但如果理解了周氏支撐自己的韜略，也就可以理解：他長期經營“輸出革命”而無一成功，拉攏北越的前景也越來越黯淡，此時他的心結就是千方百計不能讓自己在毛澤東的價值視野里貶值。一份重要文件清楚地表明，借柬埔寨事變之機策劃向柬埔寨“輸出革命”，以便吸引毛澤東注意力的，正是周恩來。在西哈努克到達北京的第二天（1970年3月20日）周恩來親筆寫密件向毛澤東提出建議:“現在兩越（北越和南方越共）最不爭氣，一切都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只有柬共是堅決要走武裝鬥爭道路的，不過力量還小，經驗還少，需要鼓舞其決心，增強其信心，在東南亞終究會打開一個局面……。”在這份清晰證據面前，周恩來對柬埔寨的歷史責任難以逃脫。在對外行事方式上，毛澤東是藐視公理，詭謀陽發，大開大闔；而周恩來則是表面君子，內里蠱毒，陰損大師。兩人的風格截然不同。

毛的注意力果然被柬埔寨事情所吸引。當年5月1日勞動節，當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廳會見了西哈努克，興致勃勃談話兩個小時。毛澤東不出現在城樓上，天安門廣場預定的放焰火活動就不能開始，提前五小時就奉命集合在廣場、準備給毛澤東表演歌舞“獻忠心”的十五萬北京群眾在夜風中瑟瑟發抖等待着，莫名其妙發生了什麼事，全國人民也守在收音機前等待着。後來西哈努克竟然讚頌毛澤東無視群眾的行為是給西哈努克的一個“禮遇”，他說:“毛主席同一個小國元首（西哈努克指自己）的談話讓中國人民多等了幾個小時。”在休息廳的談話中，毛澤東極力主張西哈努克與紅高棉聯合，他擔心西哈努克變卦，因而一再勸說，甚至拉西哈努克加入共產黨。在稍後，5月中旬毛澤東再次對西哈努克說:“你好像有共產黨員的資格。”西哈努克很機警，沒上當，推辭道:“毛主席，我真的不行，不具備加入共產黨的資格。”但是毛不死心，西哈努克不得不說:“我肯定不行。我是個真正的佛教徒，請原諒。”最後毛只好說:“不要緊。我還是喜歡你。”

當年5月21日上午，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集體會見西哈努克，然後一同前往天安門城樓聽取“毛澤東關於柬埔寨事情的聲明”。已有50萬北京群眾為這個集會從凌晨起就奉命等待在那裡。上午10時，林彪拉着長聲開始胡亂講話:“現在我講講關于越南問題……兩個越南……半個越南……”，之後停頓，話筒咯咯作響，然後正常，林彪宣讀了毛澤東的“5月20日聲明”。在這個聲明里，毛澤東以“世界領袖”的口氣，支持西哈努克，號召世界人民起來“打敗美帝、蘇修及其一切走狗”。西哈努克則乖巧作戲，用事先背誦的簡單中文，幾次怪腔怪調呼喊“毛主席萬歲”，以此討歡。此後一周內，中國各地奉命舉行了擁護毛澤東“5月20日聲明”的集會遊行，高達4億人次。據當時在“柬辦”工作並參與起草“5月20日聲明”的工作人員稱“這一切都是周恩來的部署”。“柬辦”負責人也證明，對於柬埔寨的事情“周總理事無巨細都親自過問，點滴不漏。‘柬辦’工作全部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由周總理統籌辦理。”

周氏對柬埔寨內戰“事無巨細”的關心，扶助紅高棉、包養西哈努克，那麼中國人民的生活是什麼狀態呢？“在四川省，幹部們走進一戶農家，那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房子缺了一面牆，用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吃飯的破碗和一個空空的柜子”；“在安徽省鳳陽縣一個小村莊，10戶人家有4戶沒有門板，3戶沒有桌子，68個村民中的40人沒有過冬的棉褲。”

金邊政府對越共的抵抗，對於美國來說，是個剷除“胡志明小道”的好機會。如果美國接管柬埔寨東部地區，越共將無法再進行對南越的游擊戰。如果“朗諾政變”提早發生，則越戰的歷史可能全部改寫。但“朗諾政變”來得太遲了，尼克松（註：當時的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都急於從越戰中抽身，美國人民也不願意對越南戰爭繼續投入而一勞永逸地解決越南問題。為了逼迫北越進行和談，在無意保護柬埔寨安全的政策下，尼克松把弱小的柬埔寨拖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

5月21日美國國防部的報告說，越共基地都遷移到邊界21英里之外，但美軍受限於“不得超越21英里”的規定而不能掃蕩那些地方。6月9日金邊政府請求韓國派部隊到柬埔寨抗擊越共——韓軍在越戰中令越共膽寒。但韓國拒絕捲入柬埔寨戰爭，韓國出兵南越只是報答美國在朝鮮戰爭時的救命之恩。6月17日周恩來把柬埔寨戰爭歸咎於美國，他說:“現在戰爭擴大到柬埔寨和整個印度支那了，不是北越，不是西哈努克，也不是中國把它擴大的。是美國擴大的。好哇，那就讓戰爭擴大吧。”法國政府則承認朗諾政權，同時願意接納西哈努克流亡法國。下台的戴高樂也把自己的回憶錄送給崇拜者西哈努克。事實上戴高樂未能從他對越戰的攪局之中取利，反而丟失了法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力：他把一個恢復法國榮光的追求，變成了一個標記法國尷尬的展覽。

在北京，西哈努克的實際工作僅僅是：攻擊美國和享受中國賜予。他不斷辱罵美國和朗諾等人，他說:“尼克松總統花費341萬美元援助柬埔寨（金邊政府）的屠殺，是美國取得外國幫忙的最好投資”； “朗諾和施里馬達，允許尼克松用高棉人的死屍代替美國人的生命”等等。歷史研究者們一致指出:“西哈努克的不誠實令人難堪”。

這年（1970）7月，周恩來把北京“友誼賓館”交給“流亡政府”使用，每年向西哈努克及其“流亡政府”提供生活費500萬元人民幣（當時等於5萬名市民的年最低生活費），還免費提供服務員和汽車隊。周氏又把原法國公館（東交民巷15號院）改成“元首府”，讓西哈努克一家住入。

周恩來安排西哈努克游遍中國各大城市和各名勝地，所到之處都有“群眾歡迎”和盛大招待，極大地滿足了西哈努克的虛榮心和享受欲，引開了他對柬埔寨國內事務的注意力，實乃中國古代慣用的“樂不思蜀”計策的翻版。中共官方還提到，“當1972年西哈努克50歲生日時，周恩來親自向賓努討教，賓努說至少要請50位和尚念經。於是，周決定找50個和尚為西哈努克念經。但‘文革’已把中國全部寺廟都毀了，和尚都被趕出寺院，到農村勞動。最後尋找到5個還能念經的人，臨時剃光頭髮來代表50位和尚。周還安排專場文藝晚會，指名專人為西哈努克跳柬埔寨舞蹈。”

這時期，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新聞影片不斷介紹西哈努克遊玩各地的活動。當時在整個中國的廣播和電影裡只有“文革”的宣傳。因此，頻頻出現在廣播和新聞影片裡的西哈努克，居然成了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明星”，被喚做“嘻哈先生”。不久，在中國各地流傳開“西哈努克要求娶兩個中國女青年演員做小老婆”的傳言。日後，柬埔寨日報以“中國製造的西哈努克”為題，刊載了在紅高棉文檔中發現的3張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時的照片：一張是西哈努克身着短袖衫和白褲，喜笑顏開，正在與一群中國女青年跳舞，扭腰擺臀，蠕動在一起；另一張是在大批中共官員的簇擁下，西哈努克由兩個中國女童陪伴，在一個盛大的群眾歡迎廣場上邊走邊鼓掌；最後一張是西哈努克出席一個盛宴，10人一桌，共有幾十桌，西哈努克在首桌，正起身鞠躬答謝。這些照片公布後，柬埔寨人都很奇怪西哈努克既知道祖國陷入戰禍的巨大苦難，居然還有如此好的興致？

但西哈努克也有尷尬難受的一面，他對紅高棉在柬埔寨的活動一無所知。他甚至在很長的時間裡以為喬森潘是紅高棉最高首領。在北京，有意大利記者直接問西哈努克，“你是柬埔寨國王，又是佛教人物，你也要充當中國的傀儡嗎?”

1971年夏天，中國國內態勢越趨緊張，因為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產生了分歧，在“國家主席”的設置上互不相讓。周恩來除了主持日常政務之外，他也正在加緊向美國政府釋放“和解”信號，同時他還須“事無巨細”地操控柬埔寨事務。繁瑣忙碌和精力消耗遲早會拖垮他。此時周恩來秘密要求紅高棉“黨中央”派人駐在北京以全面接管柬埔寨事務。英薩利願意前往北京。9月中旬，英薩利夫婦以“柬埔寨革命組織”（紅高棉的化名）的特別代表身份到達北京，操控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英薩利在北京化名“豪”。

途徑河內時，9月7日越共中央第二號人物黎德壽會見了英薩利。嚴肅沉穩的黎德壽提醒英薩利，他說:“我現在想告訴你和柬埔寨同志們，注意歷史的教訓。我們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與蘇聯和中國都保持國際團結。目前，中國認為它有兩個敵人是蘇聯和美國。如果我們捲入中蘇爭執，情況將變得更加複雜。我們站到中蘇任何一邊都將是有損無益的。”但後來的事實表明，英薩利沒有理會黎德壽的勸告。

在北京，英薩利指揮秀木等柬共分子組成幫夥，監控西哈努克，封鎖消息，切斷對外渠道，把持“流亡政府”的全部事務。在西哈努克出席的對外宣傳柬埔寨事態的公共場合上，英薩利和喬森潘公開蔑視和羞辱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很害怕這個來歷不明的英薩利。1973年6月西哈努克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爆發了他對英薩利的憎惡，他說:“在這裡有個紅高棉特別代表（英薩利）。他從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這個人是來監視我的。我知道他對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這個人是我的最可怕敵人！但這對我又有什麼重要呢？即使他們（紅高棉）有朝一日要暗殺我，那也隨他們的便。我對共產黨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說他們是我的敵人，就像那個寸步不離我左右的討厭傢伙（英薩利）。但是無論怎樣我都沒有其它的選擇餘地。”西哈努克天性不愚，在無奈中他以個人之力所能做的唯一，就是利用一切機會甜蜜阿諛，甚至屢次作詞作曲奉承中共，例如他自製一首歌《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他自彈自唱:“啊！可愛的中國，我的第二祖國。它的全力支持使我完全相信，對未來的悲觀失望一掃而光。”這很投合毛澤東的心理：中國特別看重外國人的讚揚。

但周恩來不受迷惑，1973年2月他與基辛格再次談起西哈努克時，周說:“在北京，他（西哈努克）把中國稱為他的第二祖國。雖然他寫了這樣的詩，我們卻對他不抱幻想。我還勸過他不要使用‘第二祖國’這種太過分的字眼，但是他堅持要用‘祖國’來稱呼我們。我們必須有所準備，防備他哪天翻臉否認這些事情。但這些都是他自己寫的詩歌，與我們沒有關係。當然，他現在說我個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這些都不算數。”幾年後，在西哈努克被迫返回金邊前夕，他老調重彈又寫下詩歌《我親愛的第二祖國》:“啊！光榮偉大的中國！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熱愛你，把你當做我的第二祖國！”但誰也沒有料到，西哈努克對毛澤東和中共的追捧居然在日後成為救他性命的意外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