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棉是怎样战斗的呢？西哈努克注意到：越共破坏了朗诺政府的战争能力，其目标是波成东机场、磅逊炼油厂、金边向外连接各省城的桥梁；而对比之下，红高棉缺乏有效的攻击力，他们主要依靠中国的肩扛式火箭筒（40mm榴弹筒），“他们不懂得攻击军事目标，相反，他们袭击那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居民区、贸易市场和学校。许多无辜的孩子和百姓被炸死，被恐怖地伤害了──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但他们确实建立了一支歹毒的军队。” 来自柬埔寨国内的情况调查，也表明红高棉的行动大都是恐怖袭击。例如，当1970年柬埔寨内战时，柯袍成了红高棉北部的军事司令。他们攻击政府公所，攻击平民，甚至秘密袭击越共。证人庞（Pon）说：红高棉武装队在1971年来到了巴拉（Baray），他们“把手榴弹扔进了一些亲越共的村庄平民的房子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杀绝多个亲越共的家庭。” 当地政府（在柯袍活动区）发现了62个坟坑，内有180具被杀的平民死尸。而国际报告则指出:“尽管弱小而缺乏战争经验的柬埔寨政府军被东南亚最强悍的北越军队所打败，但西哈努克在北京定期宣称是他的『军队』在打败柬埔寨政府军。”

一张这时期的波布照片显示他头顶“毛式绿帽”（中国的软盖军帽），依旧嘴巴半开。不过与内战之前不同的是，他颈上搭了一条方格围巾，手腕上出现一块手表，手中树棍也换成了正规手杖。1971年7月，波布在金山图克（Phnom Santuk）召开有60个“高级兄弟”参加的神秘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一个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暗中清除“柬共河内派”人员，以及在红高棉队伍中清洗西哈努克的忠诚者。到1973年底，所有响应西哈努克号召而参加“救国”的人都被悄悄干掉了，其中包括西哈努克的一个儿子。9月30日“柬共第3次代表大会”秘密召开，红高棉认定越共是最有害的敌人之一，而波布变成了永久性的柬共总书记和“柬共军委”主席。9月份之后， “柬共河内派”人员被排斥或者撤换职位，同时开始陆续失踪，以后的资料揭示了他们都被红高棉有计划地秘密谋杀了。到1974年“柬共河内派”的绝大部分人都被清除掉了。北越的调查文件也指出:“在解放区他们（红高棉）禁止柬埔寨人接触越共人员，甚至袭击一些迷路的、购粮的、运送弹药和给养的越共小队。”

最早详细披露的红高棉“解放区”社会形态，是由一个学校教员易萨林（Ith Sarin）在1973年发表。易萨林因为不接受共和国体制，1971年投奔“解放区”成为柬共候补党员。但是9个月后他抛弃“解放区”回到金边。他揭示了隐藏在“解放区”背后的共产党存在的秘密，那就是“安卡”。他描述了“安卡”对6个地区的5种层次的控制:“安卡”强迫人民去仇恨朗诺政府和美国，甚至去仇恨他们的“盟友”越共； “安卡”紧紧地监视着西哈努克的效忠者，并要求人们互相监视；而且内部纪律越来越严厉。易萨林的体验是：大多数人民不喜欢“安卡”和它强加于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如果柬埔寨不能返回君主体制，人民将支持柬埔寨改换为共和体制。

在政府控制的城市里，柬埔寨人生活如何？有证人说:“1970年，柬埔寨陷入战争。（越共分子渗透到城市里）金边市区的许多公共场所，随时会发生恐怖爆炸，郊区外的炮弹也随时会打进金边。金边与各省城都成了孤岛，交通被切断，出门只能靠飞机。在战火中，物价飞涨，一碗面条从原来的5瑞尔（柬埔寨的货币单位）涨到150瑞尔。一两黄金由原来的2千多瑞尔涨到20万瑞尔。农村人民的生活也不好过，许多地方在打仗。美国的轰炸机在日夜轰炸1号、4号等重要公路附近的红高棉和越共控制区。各省有条件的人民都逃往金边，金边有条件的人逃往国外。” 金边的人口在短时间内激增，金边快要被挤爆了。那时到金边的旅行者也说: 金边的汽车司机，无论是政府汽车还是私家汽车，开车之前都要用一根前端捆有镜子的木棍围绕汽车查看底盘，因为潜入金边的共党分子常把磁铁炸弹吸附在汽车底盘下，进行恐怖爆炸。1972年2月5日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说在柬埔寨有20万人因内战的破坏而无家可归。根据柬埔寨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此时柬埔寨的人口总数有700万。

一份著述总结了红高棉行为的非法性在于：

1. 叛乱：从1969年开始在柬埔寨东北部拉塔基里省，叛乱合法政府（西哈努克政府）。

2. 叛国：红高棉是一个受雇于外国的柬埔寨秘密组织，它从1970年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地收到金钱和武器，以便攻击他们自己国家的合法政府（朗诺政府）。红高棉要求越共占据了自己祖国的很多领土，并协调军事行动。

3. 伤害人民：红高棉使用同胞平民作为肉盾掩护。红高棉游击队躲蔽在农民的村庄里，也经常躲蔽在寺庙内，进行袭击活动，从而招致平民生命损失和寺庙破坏。红高棉还使用恐怖主义的手段直接杀死平民。

4. 破坏社会：红高棉强迫平民集体生活和做苦役劳动，他们焚烧人民的家园，驱逐城镇人口，并在驱逐过程中任意杀害人民。

从1972年的上半年起，红高棉对“解放区”区的统治政策有了令人惊讶的急剧变化，从初期的越共模式的吸引动员转变为中共模式的胁迫强制：他们推行“农村合作化”，强行占据村民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控制村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使人民离开红高棉就无法存活。更甚于的是，红高棉随意杀害民众，而不论被杀害者的阶级地位、是否革命对象。人民可以吃多少食物、怎样生活、是否可以走出村庄或者去看病、以及怎样被惩罚和怎样被管理，都取决于红高棉干部。证人庞（Pon）说:“在湄公河的北面地区，红高棉不准许人民穿颜色丰富的衣服，在其他的生活方面他们也加以控制。他们说有些人民没有遵守‘安卡’的规定，他们就开枪射杀那些人。” 另一些证人说:“1972年起，红高棉开始‘改造’解放区。那时，人走到哪里，都必须有红高棉干部开出的证明信，不然会被抓起来，寸步难行。红高棉要求每个村派一些村民上山砍伐野生竹子。在山上（由红高棉监管）的日子，没有牙膏，没有肥皂，没有多馀的替换衣物，连枕头都没有。每个人都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低弱而生病，个个菜色，骨瘦如柴。除了寒冷，还有蚊子，竹林中的蚊子多得出奇，一不小心就会患疟疾和出血热。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活著下山。砍伐的是野生竹子，要从竹子的中段开始砍，留下竹根。这样，我们就必须爬上竹子，双脚用力蹬著，全身悬在竹子上，一手紧紧拉住竹子，一手挥刀拚命往下砍。足足半年，我们从一大早开始干活，直到天黑，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晚上还要被红高棉集中起来开会，总结白天的劳动。被点了二、三次名的人，要十分当心被处死。我亲眼见到，有人在熟睡中被叫醒带出去（杀掉），再也没回来 。我常想，只是为了一些小事就置人于死，这种做法太偏激太无情了”； “青年生产队的平民，不被允许与家人团聚。儿童都被‘安卡’集中到一起参加生产，大好的学习机会被剥夺。”

一个红高棉战士描述了北部的“解放区”统治方式:“在磅通，由很严厉的红高棉干部管制，他们很可怕，发生许多处决，佛像和宝塔也被破坏……，女人和孩子、年轻的男女都被分开到不同的劳动营，实行定量的公共食堂，劳动营的食物没有肉和菜，仅仅是大米汤，还禁止孩子们尊重父母，禁止和尚祈祷，禁止丈夫与妻子同居。” 1972年底，在暹粒省吴哥地区的“解放区”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数千农民抛弃家园向西逃过泰国边界，经泰国媒体采访，世界才首次了解到红高棉的模糊面目。1973年西南大区、东北大区和西北大区的“解放区”也开始实行与北部大区同样的严厉统治。唯有东部的索平控制的“解放区”并不那么严厉和残忍，索平表现出某种独立性，甚至他的东区部队的穿戴也不是红高棉的统一黑衣，而是越共式的绿衣。

很明显，在统治形态上，红高棉严厉的“新政策”与越南共产党的政策不相容，而与中国的激进政策类似。为什么红高棉的政策会出现大转变？那种“新政策”的来源是什么？从时间和背景来看，可能与下列事实有关。

英萨利抵达北京后，这个长年生活在小国寡民之中、刚钻出丛林的英萨利，突然置身一个热闹炫目的数亿人民轰轰烈烈搞“文革”的如火如荼场面之中，难免产生惊讶和崇尚。他在中国的四年里，中共给予他以“兄弟党魁”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中共给予西哈努克的待遇，还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招见谈话。他对中国对毛泽东产生感激崇拜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 据国宾馆服务员(兼眼线)李某回忆道:“英萨利是个有学问的人，随身行李主要是书，其中有法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不知看过几十遍，那部分书页要比其他部分旧得多。” 从中共报导的英萨利在中国的行踪来看，除了他监视西哈努克夫妇随同西哈努克游玩了中国各大城市和各名胜之地，英萨利还独自地频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活动，而他在中国更多的活动尚未被报道。据现存可查阅的70年代的中国新闻记录，以及中国各地宾馆、学校等为炫耀自身而公布的接待“名人”记录，可以发现英萨利在1971-75年的行踪遍及全中国。他考察过中国的兵营、人民公社、“五七公社”、大寨、西北的农垦兵团，东北的石油基地大庆，华北的“劳改”集中营。他还热心于“文革”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例如他亲自到沈阳“聋哑人学校”参观所谓的“用毛泽东思想治愈聋哑”的奇迹。推测当时中国“文革”的内容和种种怪异的做法，他可能都有兴趣去考察了解，而西哈努克从未去参观过那些东西。可见，在中国，英萨利受到了“文革”的熏陶，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而西哈努克对此缺乏兴趣。实际上，英萨利的考察是一个学习“毛氏革命”的过程，而西哈努克的游玩是无害的个人享乐。未来的事实证明，英萨利多次表明了他在红高棉“社会革命”政策的制定方面对中国做法的模仿和对“文革”经验的依赖。

自从英萨利来到北京以后，红高棉与中共之间的黑箱合作全部由英萨利掌握。“流亡政府”的财政部长秀木透露:“（中国）分配给英萨利的金钱是无限额的。换句话说，中共领导人给红高棉提供了空白支票（指无限额的财力动用）。” 1972年，原本负责协调红高棉、中国、北越三方行动的高米斯被英萨利排挤去河内长驻，不能再接近英萨利的秘密事情。1972年中，柬共创建者、原柬共中央主席、“柬共河内派”总首领山玉明（Son Ngoc Minh）来到北京讨论柬埔寨局势，当晚他在北京突然神秘死亡，终年52岁（1920-1972）。据北越人的说法，山玉明是被英萨利下毒而暴死，并断定这事与红高棉消灭“柬共河内派”的阴谋计划有关。另有资料指出，山玉明在北京品尝了“阴谋的水果”而被毒杀。这“毒水果”究竟从何而来？其中有没有北京的暗中襄助？为什么山玉明未能得到北京医院的救治？巧合的是，10年前在柬共内部也出过一件党首领杜萨木神秘遇害的事情。

面对柬埔寨的战乱变局，柬埔寨华人是怎样反应呢？大部分的普通华人出于认同事态而拥护了朗诺政府。外省的华人大都不愿接受共产党统治而逃入金边及就近的省城，而“革命华人”则敌视金边政府。中共地下党暗中实施了“华人投奔柬埔寨解放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行动。一份“华运”的资料指出:“1970年4月中旬，在中国驻柬大使馆的直接指示下，柬埔寨‘华运’的大部份干部成员，分别从西南部的贡布省和东北部的磅占、橘井两省进入（红高棉的）解放区。贡布省解放区的‘华运’有数百名成员，成立了‘华运革命纵队’， 随着越共部队辗转于战场……开展武装游击的革命活动。”

那份资料还指出：“1970下半年设立‘华运特别委员会’九人作为‘华运组织’最高领导机关，分别负责领导柬埔寨全国各省市华侨的革命活动。” 一位华人女士证实:“朗诺政变后，（革命的）华人不敢居住在金边，纷纷往外省迁。当时，我的丈夫在外省的‘解放区’参加了‘华运’，我带着4个孩子住在金边。于是我带孩子们去找我丈夫。当时，一路上都有神秘的华人带路，一站一站地接转，白天不行动，到了晚上赶路。我和孩子们从没去过其他地方，一路上什么都不懂，全由不认识的华人安排。” 另一位华人说:“朗诺政变时，我正在（金边）课堂教书，校外很乱，有学生（向越共）抗议示威。华校学生没有参与示威。政变后华校停课了，我带着老婆及3个年幼孩子往东北方向去。当时，许多人以为西北马德望省是产米区，到那里不愁米吃，但我却看到东北方向有越共，我是要投靠那里寻求保护而去的。我们一家来到橘井地方，看到那里聚集有很多华人，还有华文学校。我们很快安顿下来，孩子也到华校上课了。”

有金边华侨作证说:“越共为了躲避美军而占据了柬埔寨三分之二的国土，这些地方被红高棉接管，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三分之二的柬埔寨被（共产党）解放’。这时中共鼓动华校教师学生和华侨青年去‘柬红区’参加‘革命’，还说‘只有柬埔寨解放了，你们华人才能真正获得解放’等谎言。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许多华校的学生和教师都抱着一颗所谓‘爱国’心响应中共号召，抛下父母妻儿，放弃都市生活，跑进‘柬红区’。 然而，这些被欺骗的华人青年都成了共产党的利用品。不少华人学生都是不告而别地离开父母和家庭。家长痛苦至极，也不知去何处寻找儿女的音讯，更想不到是中共地下党造成了他们家庭的失散。”

朗诺政府的基本班子，长期掌管过柬埔寨情报部门，深知在华人群体中藏有共产党颠覆势力。因此朗诺政府查封了鼓动“革命”的华文报纸，暂时关闭金边的所有华校，不过并没有为难那些“革命”华人，也未肃清中共地下组织，且在政局稳定后就及时解禁了华校。而中共地下党暗中串联和动员金边5所华校的师生弃学出走，到“解放区”去参加“华运”组织，据估计约有六百名华校学生离家参加了“华运”组织。 “华运”在中共操纵下正待蓬勃展开。 但是，红高棉只同意“华运”在华侨聚居的地方，搞医疗所和中文学校，并不许可“华运组织”设立政治机构，也不允许“华运组织”配备武装。在柬埔寨西南部的红高棉虽然允许“华运组织”成立领导机构，也可以配备一些必要的武装，以配合红高棉“革命”，但必须由红高棉指派的张东海负责“华运”事务。

张东海，柬籍华人，中文流利，多年前已是柬共党员，深得红高棉信任，不属中共地下党系统。事实上，红高棉对于中共地下党操纵的“华运”很有反感，始终视“华运”为异己，只是当前还不便对“华运”动手而已。时隔不久，1971年7月张东海奉“柬共决定”，命令“华运”停止一切活动并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1971年11月，张东海向“华运”传达红高棉的命令:“华运”交出领导权，必须于半个月内将“华运”的全体人员移交给柬共，转为柬共领导的“新华运”（新的华人革命运动组织）成员，由张东海担任负责人。但“华运”领导人自以为“华运”组织的后台很坚硬，遂表示“华运”历来归属中共地下党领导并要求等待中共的裁定和指示。这被张东海断然拒绝。1971年12月12日红高棉部队突然包围“华运”组织总部，逮捕了“华运”领导人及总部成员40余人，大部分杀掉。随后，红高棉在柬埔寨各“解放区”抓捕“华运”成员。凡有过革命活动的“华运”人员皆被防范、限制或捕捉，只要捉到便不放生，必用毒刑致死。原“华运”成员人人惊恐，悲愤交加，极盼中共施以援手或者帮助他们逃往中国大陆，但均遭中共拒绝。大约在此时，“老董”也消失了，他原本是中共地下党安置在华校的负责人，后担任了“华运组织”的指导者。

1972年3月18日张东海与原“华运”组织头目在交谈中实言相告:“华运组织在柬埔寨搞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柬共是不认同的。在柬埔寨境内绝不允许什么外国侨民搞自己的什么革命。” 至此“华运”头目才清醒过来，弄懂了红高棉不允许中共操纵的“华运”继续存在。同年10月“华运”自行宣告解散。“华运”覆灭，红高棉的“新华运”取代了中共地下党的“华运”。 后来，“新华运”被改编为“华人大队”。 1972年11月，原“华运”4名头目气愤难平，串联偷跑，沿“胡志明小道”跋涉三个月抵达北越，要去北京请示中共当局评理。北越人把他们用专机送往北京。他们投入“祖国的怀抱”， 但结果是未能料想的：中共有关部门传达的裁决是“中共已与柬共达成协议，将‘华运组织’全部移交给柬共处置。中共方面不再过问。” “华运”代表们悲伤但还幻想另一要求:“是否可以让‘华运’成员回到中国大陆来定居？” 孰料当局回答也绝情:“祖国（中国）的大门，不会为你们而开。”

一个当年的“华运”成员的证词是:“我们这些天真的华人青年都抱着共产党理念到‘柬红区’去为柬埔寨革命奉献自己，不但身无分文（个人带去的钱物全部充公），也没有个人权利自由，面对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恋爱、工作都要绝对服从‘华运组织’的安排。而我们吃尽苦头，丧失宝贵的青春年华得到的结果是中共把‘华运’交给红高棉处置，中共与‘华运组织’不再有任何关系。当时‘华运’领导者们没接到中共的通知，只好恳求红高棉准许‘华运’人员自行集中到东北山区，（脱离政治）去过自力更生的农场生活。1972年底，在东北部的‘华运’头目逃往‘胡志明小道’，由越共联络班护送到中国北京向中共请示，中共才证实已经把我们这批响应‘祖国’号召献身柬埔寨革命的华人出卖给红高棉。……红高棉勒令‘华运’解散，连我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真是‘树倒猢狲散’，我们谁也顾不了谁。就这样，支持柬埔寨革命的华人落到了无处可归、各自逃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