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红色高棉兴亡史（16）红色乌托邦

在柬埔寨，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在未知理由下被强制实施。除了消灭城市和取消货币，红高棉还关闭了所有的寺庙、学校和医院，废止了公共交通和邮政电讯系统，使“暗藏的敌人”不能相互通信。收听广播和了解信息的权利被取缔，任何人不准拥有收音机，金边广播电台成为专门向外国播送虚假消息的工具。国家宪政制度被彻底改变，公民社会不允许存在，市场和一切经济活动都被废止，法律、宗教、教育、医疗、文化、艺术被禁止，新闻通讯被禁止，书籍也被禁止，各种社会团体皆被取缔，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私有财产被充公，社会分工、职业选择都被取消，劳动报酬制度被废除，所有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都被剥夺，温饱和生存权被废除，自由迁移被废除，家庭被拆散，自主婚姻和爱情关系都被禁止，等等。“火车只供红高棉军队使用，其他红高棉干部乘坐也必须有‘上级’证明。”

柬埔寨人的土地、财产和资源全部归红高棉政体的“合作社”所有，连种田农民（旧人）也变成一无所有。所谓的“合作社”是集中几个村庄里的民众（包括“新人”），按照性别和年龄分别编入不同的“劳动营”（例如男子营、妇女营、青年营、老年营等等），每营几百人至千人，在红高棉的监管下，集体进行劳动和生活，不允许有家庭生活。6岁以上的孩子必须交给红高棉带走、圈在“少年营”里劳动和生活，不准与父母在一起。这样，柬埔寨每个家庭都被拆散，有的家庭成员被故意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县或省，从此不能相聚，再也不知亲人的生死或遭遇。那些“劳动营”都故意建在离开村庄很远的荒山野林里，通常彼此相距几十公里，夫妻、母子之间的见面，须向红高棉干部乞求并得到批准，人民私自到对方的“劳动营”去见面，会被红高棉狠狠毒打或就地处死。“劳动营”的住所只是仓促自建的大草棚，只有草顶，四周很少有草扎墙壁。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被禁锢在“劳动营”里，他们通常凌晨5点钟就被迫干活，夜里10点钟才准许收工。人民在一整天的繁重劳动中不被允许有休息，一天只有两次进餐，那时就是短暂的休息。在夜里收工后，人民还要被集中开会，接受红高棉重复的宣传灌输，内容是千篇一律的拙劣的“革命道理”，或者是“到1977年人民便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1980年人民每3天就可吃一次甜汤”的美好空想，等等。

“安卡”配发给人民一套黑色衣裤、一条水布。水布是一块1米宽、2米长的布。其他服装一律禁绝，女子穿花色衣服更不被允许。配发的黑衣裤偶有撕破损毁，不但不补发，而且会被指为“故意破坏”而遭到毒打或惩罚不准吃饭。毛巾、肥皂、牙膏、手纸、水杯、笔、盆等日用品，一概不供给。只有被称为“旧人”的原“解放区”农民还留有一些这样的日用品，但只消耗而没有补充来源。人民被划分为不同等级，“旧人”管制着“新人”，前者可以虐待甚至打杀后者，但两者在被红高棉奴役上并没有不同。人民在“集体食堂”里进食，食物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由红高棉决定，每个民众都在挨饿，营养极度不良，生存状态被控制在半死不活的程度。民众被发现捉吃田野里的青蛙、蜥蜴、甲虫或野菜等物充饥，会遭受毒打或处死。集体劳动则是开荒、伐树、挖土、挑担、种田等繁重的农活，没有任何报酬。日复一日的长时间劳累使人民精疲力竭，许多人在劳动中一跤跌倒在地，爬不起来，就死去了。这个社会消灭了医药，最好的药品是一些无效的草根树皮和丸粒状的兔子粪便。在“卫生站”里，无论什么病都给予兔粪治疗，几个村庄共设一个简单的“卫生站”。病倒的人民因为不能劳动而不给予食物。年青女子被红高棉随意配婚给士兵或指定与什么人结婚。对繁重劳动而力所不及的人、有任何不满或口出怨言的人，都会被极其草率地杀死。有记者披露:“（多年后）记者访问一个当年的红高棉成员，他说当时为了节省子弹，他们把要杀掉的民众按在土地上，然后抡起锄头，把人的头颅活生生地锄掉。”

而红高棉，颈搭方格围巾，既不受苦，也不劳动，分为早晚两班，挟枪监视民众劳动，他们辱骂殴打人民或者动手杀人。红高棉的家庭都团聚在一起，基本上丰衣足食，还经常分配有中国供给的各种日用品，包括香烟。随着钱币和商品的废除，他们也没有了薪水。

一位女证人说:“1975年底，我们几百个平民家庭的上千人被红高棉带往原始森林地带，去开山辟林。这是暹粒省南叻县（South Superstar County）的一座荒山，站在山顶远眺，周遭看不见一个村落。派给我们的工作是挑土筑堤、挖水沟、开垦荒地。我们每天从早上6时干活到半夜11时，算起来一天劳动至少14个小时，可是给我们吃的却是加了蕃薯叶的稀粥，让我们睡在森林的泥地上。我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水布，用它当手巾洗脸，当裙子又作被子。凡在森林中住过的人，都领教过疟蚊（Anopheles）的厉害，当时很多人民因患疟疾（Malaria）而死去。1975年下半年我结婚后，才被准许自己搭一个临时小茅棚作新房。这茅棚用几根短竹子，支在泥地上搭成‘人’字型，长2米宽1.5米的低矮棚子，棚顶盖一些茅草。每次进出茅棚，需四肢着地爬行。下雨就更惨了，铺在泥地上的茅草被雨水漫入，无处可睡，我们劳累了一整天却只能坐等天亮。我丈夫因太疲倦，就在泥地上平行放两把锄头，把锄头薄面插入地面，使一端略微高于地面，然后他整个人就躺在这两把平行的锄杆上，熬过了一夜又一夜。”

最恐怖的是红高棉随意杀人。在红高棉执政时期里，野蛮杀人的活动一天也不曾停止过。在对象上，杀人活动可分为三个受害群体，第一类是与前政府有关连的人，第二类是柬埔寨的知识群体、经济群体和普通人民，第三类是红高棉内部人员。在时间上，杀人活动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些将在后文详述。

至此，柬埔寨的“社会革命”把原有的正常社会结构完全废除，成为地球上唯一的奇怪社会。毛泽东很欣赏红高棉的“社会革命”，他要在北京会见波布，庆功。从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恳请毛主席在接见（波尔）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 便可知在6月16日之前北京当局已在准备迎接波布了。1975年6月20日，波布秘密抵达北京，汇合已在北京的英萨利，包括两个柬埔寨华人译员，主译员是原金边华校“民生中学”的吴植俊。在北京的西哈努克对波布来到北京是毫无所知。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与波布、英萨利会面，他们三人长时间热烈握手，都很兴奋。照片显示，衰老的毛泽东表情舒畅，满面春风，左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构成手势，正在说着什么；英萨利笑容可掬，他两手捧着毛泽东的右手。这弹冠相庆，分明是心花怒放的场面，有着令人惊异的视觉效果。如此情景在毛泽东会见各类外国人──包括会见毛的老朋友斯诺──的所有场合里从不曾出现过；波布则嘴巴半开，笑看毛氏和英萨利的亲热。这实在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照片。毛泽东与波布、英萨利的会见记录被中共秘藏至今。但幸运的是，这个会谈的一些片断被河内通过某些渠道搜集整理，并复制给苏联存档。尽管该会谈的存档内容极为有限，但它涉及了毛氏“理想社会”和红高棉的“社会重构”，从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前苏联的解密档案（现存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文件记录表明，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向波布讲述了典型的毛氏理论:“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毛说:“在民主革命转变到（极权）社会主义道路的期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从现在起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甚至一万年也仍然存在。到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也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否则（不这样认识）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立之中存在的统一观。如果仅仅提及两方面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事物）。我相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进展）道路将是曲折的。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变修了。但是苏联将来会回到列宁路线。中国也是这种情况，未来的中国可能变修，但是它终将回到马克思列宁的路线上来。我们国家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个人所得不相等，在表面平等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将长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在共产主义实现后也有前进和倒退之间的斗争，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地阐明它。”

那么，波布怎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独获“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极大青睐和当面传授？ 还有，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一句，显得突兀，不知所指。难道在中国存在对红高棉“社会革命”的异议吗？并且需要毛泽东亲自反驳吗？

文件继续披露道:“毛泽东还提醒道：你们不要完全照抄中国的经验，而应该有你们自己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指南，但不要把它当做教条。”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布30本印成柬文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布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这样，毛泽东用他独创的“中国的现在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概念，向波布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国家需要“社会重构”的理由，实际上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需要“继续革命”。至于毛泽东“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的教导，表达了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看法，是在告诫波布不要拘泥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可以打着“共产主义”招牌，构造另类“新型社会”。

由于“毛泽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决策者”， 中国对红高棉政权的慷慨“犒赏”，展示了毛泽东对红高棉的特殊关爱：1975年4月下旬，红高棉接管金边还不到一个星期，第一批海运的粮食供应是来自中国的援助；同年9月中旬，中国赠给红高棉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2,000万美元现钞。在全球，中国不曾有过真正朋友，现在它终于有了唯一朋友红高棉，而红高棉的唯一朋友是中国。

在结束了会见毛泽东之后，波布去了上海参观访问，7月中旬波布回到金边。英萨利则留在北京。

此时，邓小平统管国内政务。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与“柬埔寨代表团”商谈对红高棉的援助事宜，包括输送金钱和派出人力。这“柬埔寨代表团”其实就两个人英萨利和乔森潘。在北京，邓小平与英萨利签署了一份中国经济援助红高棉的协定，双方还煞有介事地以“政府”名义发表了“联合公报”。乔森潘是奉命来监督西哈努克回国的。对西哈努克来说，他现在成了要被吐掉的“樱桃核”， 只待发落。对于回国，西哈努克极不情愿，但这由不得他了。西哈努克未曾料到：共产党叛乱未成功时他还可以作个傀儡，背著内战“黑锅”，一旦共产党夺得政权他就会变成阶下囚。英萨利在落实了西哈努克“回国”的安排之后，返回了金边。

如果说扶助红高棉，是周恩来毕生的最大过错，那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恩来，对空前荒谬的红高棉“社会革命”持何种立场？

周恩来没能参加在中南海会见波布、英萨利。此时（1975年6月间）他因病瘦得皮包骨了。几年来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良知等代价，让柬埔寨受到伤害，也让中国人民付出高昂代价，成全了红高棉，他有大恩于红高棉。自从毛泽东接管了对红高棉的指导之后，红高棉的“革命”急剧转向“社会重构”的方向。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即将回国的西哈努克夫妇、宾努夫妇、英提丽特和乔森潘等人。

因为长期从事的职业上的关系，周恩来熟悉各式各样的共产党团伙，可是他对红高棉一定会感到陌生和惊讶。他费尽心机扶植了红高棉政权，但结果却不是他的作品。因为红高棉的“革命”突然越出了他设计的共产党建政常轨。周氏当然对此深为不满。于是，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的会见中表明了他对红高棉“社会重构”的态度。多种资料都提到：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乔森潘和英提丽特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当场对乔森潘和英提丽特批评道:“我对你们提点意见：不要试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如果想通过短短一跳就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国家拖进灾难。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在场的西哈努克也证实:“生病的周恩来忠告乔森潘，说不要企图快速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周恩来告诉红高棉领导人‘别学我们的大跃进的坏例子，要走慢一点，这是领导柬埔寨人走向繁荣和幸福的最好途径。’这个几乎是父亲般的忠告，乔森潘和英提丽特的反应是：那两人用礼节性的微笑表示了他们的不信服。当我们回到金边，乔森潘和宋成特意来告诉我，柬埔寨革命正在向全世界证明：共产主义确实能够一步到位完成。他们还说‘我们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国家，而且没有浪费中间（过渡）阶段的时间’。” 乔森潘宋成两人宣布柬埔寨快速地完全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这显然代表了红高棉“党中央”的认知，也反驳了周恩来的指责。但实际上，红高棉很难弄懂他们所构建的柬埔寨“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共产阵营所认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蓝图。

周恩来对红高棉“社会重构”的批评，是周氏在对外事务表态上含有人性光辉的话，至少他在过去十几年里从未表达过此种光辉。而毛泽东夸奖红高棉“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此时的毛和周，对于柬埔寨发生的“天翻地覆”，一个兴高采烈，一个失落指责，两人都明白现在柬埔寨的社会重构究竟是谁的杰作。虽然周恩来的话明确包含了对红高棉“社会革命”的否定，但他没有机会挽回过错了，这件事情永远无法被改变。

毛泽东挫败了周恩来，但新的对垒及时出现了。这次是邓小平。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决心扳倒邓小平，在全国发起批判邓小平的政治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他为一个荒谬事业，躬亲一生。周恩来的死亡，象林彪的死亡一样，立即给中国政局造成重大冲击，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