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證詞摘錄如下：

（一）朗溫（Loung Ung）一家人被從金邊趕到農村，她的父親是個工人。一天，兩個紅高棉來告訴她父親，一輛壞在村外的牛車需要他前去修理。父親知道這是末日。他從此再沒有回來。朗溫的母親也被毒打。朗溫記得，村莊裡的一個飢餓者捕殺了一條迷路的狗來吃，此人被紅高棉處死，狗肉卻被紅高棉享用了。當時朗溫僅7歲，有一天母親要趕走朗溫和她的兄姐，母親說:“你們走吧，不要聚在一起，各走各的，再也不要回來！”這時朗溫心中充滿對母親的怨恨。她恐懼地望着曠野。很久以後，朗溫才懂得，當母親覺察出紅高棉要殺害其全家人的時候，只有趕在紅高棉動手之前，讓年幼的兒女們分頭逃命。這是個讓天下所有母親都心碎但別無選擇的決定。後來，母親和一個女兒被紅高棉殺掉，另一個女兒被餓死，然而逃往不同方向的另外女兒和兩個兒子卻最終活了下來。

（二）“他們（紅高棉）隨意殺死任何人。我記得在一個晚上的集體晚飯時，一個紅高棉突然吼道:‘老頭，我們要砍掉你的頭！’ 這老人的一家現在僅剩兩個親屬。我不知道他們要殺死這老人的原因，我驚嚇得張着咀無法說話。我看到一支步槍指著老人的頭部。老人問他們是否能把他的唯一財物打火機留給他的外甥，但是紅高棉不允許。他們反綁老人的手，拖着他離開大約500公尺，開槍殺死了他。我聽見兩聲射擊。在紅高棉走回來之後，我仍然處在震驚中，我從來沒有當面看到一個老人被殺掉。在後來的幾年裡，雖然我不斷看見了許多年輕或年老的屍體，以及人民的各種苦難，但是我永遠無法忘記那個可憐老人在我的眼前被殺死。”

（三）“紅高棉政權殺人，第一批殺公務員、軍人、教員、醫生、技術員、和尚等，第二批殺本地人民和華人，只要是曾經開店鋪的，家裡田地稍多的，房子比較大的，都殺掉。第三批殺表現不好的人（即紅高棉認為‘懶惰’或悲傷的人），有時一次就殺掉十幾個家庭。晚上是最難熬的時候，人們都躺着發抖，因為總是在晚上紅高棉叫人去‘開會’，從此就不見了”； “把人殺死，剝下衣服來，分給活着的人。人們是從衣服上看出跡象，經常發現親人或鄰居的衣服被另外一個人穿着，才知道親人或鄰居已經被殺了。我的孩子誤吃了某物，指甲和嘴唇都發黑了，靠認識的一個鄉村土醫生偷偷給了一些草藥才醫好。就是這樣一個治病救命的土醫生也被殺掉了。當時有兩姐妹，沒找到親人，暫時住在那土醫生家，也被當作土醫生的家人拉出去殺了。十幾公尺方圓的大土坑，裡面埋的都是被殺者，紅高棉稱為肥料。”

（四）“一天，紅高棉村幹部捉拿阿音的姨和姨夫一起去殺掉，並問阿音:‘你要否跟你的姨和姨丈一起去？’我到聽如此，就用潮語（中國潮州方言）說:‘阿音，你千萬不要去，他們是捉你的姨和姨夫去殺掉的。’ 但是她回答:‘即使捉我去殺，我也願意一起去。’ 結果，阿音和他們一起走了，從此再沒見到她。” “自從磅清揚的紅高棉來管理我村後，千餘人民先後被他們殺得只剩50餘人。勞動營的700餘名男人被迫長期下水割麻，每天從天不亮到下午5時，一直浸泡在水裡，天天如此，不少人因此病倒而死亡”； “因為沒得吃，大家都餓得皮包骨，雙腳腫脹，直到死亡”； “有一次我到烏祖縣的貢抱山區，遠看那裡遍布著許多白白的東西，我好奇，就走過去看，原來都是人頭骷髏，嚇得我拔腿就跑。”

（五）“人民因飢餓而偷一點可以吃的東西，一旦被紅高棉發現，沒有誰可以逃過死亡。在我們村里一男子為了給產後的妻子補充營養偷了只鴨，最終被發現。村幹部對他說‘晚上，你跟我們一起去森林。’ 他就明白了，他對妻子說:‘我這次一去不回。我們的孩子是養不活的，你要保重自己。’ 晚上紅高棉帶他到了合作社食堂，二話不說就把他的雙手反綁起來，把他像畜生一樣拖到森林裡去。途中，他跪下苦苦地向他們哀求。但還是被他們殺死。” 一個華人的孩子，因為飢餓在夜裡偷偷進入食堂尋找食物吃，不慎把上衣遺落在食堂里。第二天他被查出，當天就被紅高棉槍殺在田野里。

（六）“1977年12月22日晚上，我的家庭和鄰居們，被武裝的紅高棉帶着，出發去暹粒省的某處勞動營。那裡有幾千人在挖一個巨大的運河工程，我看見那裡的人們全都處在最糟狀況，他們的身體只剩皮膚和骨頭。我們被強迫白天和幾乎整夜地勞動，許多人因為中暑、生病、疲勞和飢餓在我面前倒地死去。我們這一隊人也開始在泥濘中陸續倒下，他們甚至沒有得到埋葬，因為我們都極度精疲力盡，無法埋葬死人。死者的親屬顯示出既悲傷又慶幸的感情：死了的親人不必再受苦了。一天，紅高棉集合了我們79人，告訴我們要去洞里薩湖（Tonle Sap lake）為政府捕魚。我們在通向大湖的一條道路上，向南走了大約6-7英里。一個孩子在途中死去，紅高棉兵猶豫着允許了母親就地埋葬了她的孩子。在晚上大約7時我們被命令轉向一條森林小路繼續前行。森林裡突然出現了大約50個端着槍的紅高棉，他們用槍瞄準我們，捆綁我們的雙手，然後用刺刀和樹棍打殺我們。我被刺倒，至少受到15下重擊。一個男孩的頭被打碎，一股血和腦漿噴在我的臉和身上。我醒來後好久才意識到我還活着，周圍躺滿了死人。這時是1978年1月1日的凌晨。我頑強地用肘和膝爬行離開了這個殺人場。我趴在水窪喝水，吃森林地上的野果，用了17天的時間，終於發現了森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

“留着無用，殺掉不可惜”是紅高棉的重要的國策之一。這個國策被寫進紅高棉內部文件而成為證據。也是迄今倖存的柬埔寨人民的十萬份回憶錄所共同記載。大規模屠殺人民的最無理的理由，卻又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令人匪夷所思。這甚至不象極權暴政那樣以意識形態為目的的殺人行為。此外，無法承受繁重勞動的病弱者被指為“懶惰”，有任何不滿的人被指為“反革命”，悲傷情緒也被指為牴觸“安卡”，某些稍有知識的“新人”自製一些省力農具也被指為“資產階級伎倆”， 還有“偷吃食物”、 “捉青蛙或昆蟲吃”、 “採集野菜”、 “低聲私語”、 “夫妻私會”、 “講錯話”等罪名，都是當時很流行的處決罪名。對於民眾來說，清白無辜和逆來順受並不能防備無故殺害。對於紅高棉來說，殺人不再是為了鞏固政權或打擊敵人，而僅僅是一種隨意的、打發無聊或尋求一時興奮的行為。紅高棉為了取樂，最常見的殺嬰幼兒方式是把嗷嗷叫的孩子拋起來，用刺刀迎接落下的孩子，或者對着大樹活摔孩子。孩子的死活和痛苦掙扎都無所謂，反正那是必須被消滅的生命。這樣的惡毒行為就是當時整個柬埔寨到處存在的普遍狀況，人命從來沒有被如此作賤過。人民被“安卡”逼到了崩潰絕望狀態，他們感到被人類世界拋棄了，永遠無法回到正常生活，希望也隨之滅絕。許多人急需幫助或安慰，但他們最終無法堅強而自殺了，他們只能極其痛苦地違背了自己的“不殺生、不自殺”的佛教信念。

14──除了屠殺，紅高棉的故意導致人們死亡的勞累飢餓政策，許多人民死於過度工作和持續飢餓。紅高棉認為民眾每天三次進食是不必要的，改為每天兩次進食（紅高棉人員仍是每天三次進食）。民眾的食物配給是非常微薄的，遠遠不能支持人體的需要。

飢餓的柬埔寨民眾骨瘦如柴，面部浮腫，頭顱脹大，還被強迫以每天12-16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在任何季節里都沒有歇息而被迫連續勞動：在雨季期間種大米，在旱季期間挖河修築灌溉工程。原本，柬埔寨一年可種三季莊稼，僅馬德望一個省出產的糧食就可養活全國人民。而現在，飢餓成為柬埔寨的國家特徵。集體食堂的食物大多數是草類和野菜。人們偷吃一點芭蕉、玉米棒等等，會被捕到監獄或者就地處死。民眾收割的大米被“安卡”運到空蕩蕩的城市存儲，這些大米的下落不被人知，從來不會再分配給民眾食用。

勞動營里人們的證詞摘錄：

（一）“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鍋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幾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類來吃。因為吃下了外表象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結果我們所在的勞動營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們都不被准許住在村子裡，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裡，森林裡有‘瘴氣’， 許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種菜，他們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擔水，種出的菜要滿足當時1鄉4區的幾千人吃，哪裡會夠？沒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還有芭蕉頭或樹幹都被砍下來分配給人民吃。”

（二）“那時我是16歲少女，因為吃不飽，又瘦又小，看起來只有10歲左右，即使這麼瘦小也沒逃過厄運，紅高棉把我編入青年隊，那是一等勞動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幾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樣，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龍的秧，完不成插秧，會被罰減飯食。其實集體飯食只是兩罐（罐頭盒）的大米，加一大簍野菜煮成一大鍋稀粥，每餐只分給我們一大勺子。我們本來就吃不飽，如果插秧完不成規定數量，稀粥就減到半勺子，這不是只等餓死嗎？不過，挖土築堤比插秧更要命。沒有插秧的日子，我們（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兩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艱難。我個子瘦小，挑起泥土時，畚箕會觸着地面，腿也發軟，常常連人帶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三）“陳雷是一名高大的華人青年，但在那個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煩事，因為食量大。在那種環境，別說吃多少，根本就沒的吃。陳雷餓得患上浮腫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體食堂都被攆出來，紅高棉說他沒做工，不許吃飯。2天后，陳雷餓得沒辦法，便拿起一把小斧頭到食堂，向人們哭訴不准他吃飯的可憐情況，用小斧頭一下一下往自己頭上砸，鮮血往下流。人們都嚇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懼，誰敢出聲？這時，一個紅高棉村幹部偷偷摸到陳雷背後，搶下斧頭，把他抱住，又跑上幾個紅高棉，把陳雷捆綁像拖死狗一樣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樹下，活活就給埋了。”

（四）一位在菩薩省嘎弄則村的證人說:“有一天，兒子病了，連續腹瀉好幾天，我接到消息後，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衛生站，但在那種缺醫少藥的簡陋衛生站里，孩子喝了幾天老鼠屎一樣的黑藥粒，毫無起色。當孩子在我懷中斷氣時，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在紅高棉年代，每天見到太多的死人，每個人都已經麻木，不會哭也不會笑。直到有一天，丈夫從工地回來，我告訴他，孩子死了，我們夫妻倆才抱頭痛哭。過不久，家婆也死了，接着丈夫和兩個小叔也一個接一個地病死或餓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變呆了，一天到晚像啞巴一樣，一句話也不會說，只默默地低頭勞動，身心的折磨和打擊讓我成了一個只有身體沒有靈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親人都死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在這破爛的草棚里，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還得拖着虛弱的身體去下田。過了幾天，兩腿腫得舉步艱難，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見，但隊長還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間勞動，我沒辦法，只得拖着沉重的腫腿摸黑出門，沒走幾步便撞到大樹，把頭撞破了，爬不起來，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15──製造社會恐怖。目的是雙重的：使人民經常處於恐慌和畏懼狀態而成為馴服工具，也令人民不敢產生抱怨或逃跑的意願。紅高棉從來不屑使用、也沒有能力使用思想洗腦方式，紅高棉只使用很原始的恐怖方式：通過苦役、飢餓、殘害和處死，使人民害怕並服從“安卡”。恐怖不僅僅針對“新人”而擴大到社會的所有群體，甚至包括受清洗機構威脅的紅高棉幹部。例如現在主管“科技部”的秀木（原西哈努克流亡政府財政部長）訴說:“當你聽見安卡的名字時，讓你心驚肉跳。”

有證人說:“時時有安卡的人在監視，講錯話隨時會被叫去‘開會’， 一去就不能再回來。所以，我們每天在擔驚受怕中過日子。” “死神隨時會降臨，但我們還是渴望多活一天。到天黑睡覺時，人躺着，可耳朵卻格外注意動靜，一有聲音或腳步聲，立時會全身繃直，恐怖到極點。每早上醒來，在慶幸自己逃過了黑夜之餘，今天又可以多活一天的狂喜，支撐着我熬過這一天。”

16──對女人的壓迫。配偶被安卡以集體方式任意指定或者隔離。由于禁止愛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着強迫的性關係和各種各樣的性暴力。無論在軍事單位還是在地方村莊，都有許多的集體強姦案發生在對女人的監禁期間和處死之前。一份證詞說:“有目擊者，在離我村不遠的地方，紅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個村民去殺掉，被他們捉走的女子，都被他們先奸後殺。” 不少見證者都看見過懷孕女人被綁在樹幹上，紅高棉活活剖開肚子，胎兒蠕動着從她們的子宮裡被用刀具挑扯出來，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無法言說的恐怖。他們還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懷孕女人的青黑色臉頰。

紅高棉控制人們的性生活，嚴格禁止指定交配之外的任何性關係。安卡決定所有人的交配關係，包括寡婦被強迫“出嫁”，連紅高棉女幹部也不能例外。女人們被教導必須把自己奉獻給安卡。許多年輕女子拒絕或者推遲被指定的交配關係而遭到毫不留情的處死。許多營養不良的女性因為性逼迫而死亡。 “那些受傷的紅高棉兵，他們認為自己對國家來說是功勞非凡，漂亮些的少女必須‘嫁’給他們。許多少女為了躲避他們，只好穿上母親的舊衣服，扮成大年齡的婦人。但即便如此，她們仍然逃不過。”

展示紅高棉的婚姻政策的一個實例是，一個15歲的紅高棉女幹部被安卡分配“嫁”給一個運送彈藥的紅高棉兵。她的前男友爬上房子向她大喊:“我永遠等着你。” 她說：在當時她的周圍已經有5對被強迫“嫁娶”的夫婦，如果在分配結婚的兩人之中，一方拒絕對方，那麼拒絕者將被送去“再教育”， 也就是被打死。即使如此，紅高棉的政策仍然另有不可思議：限制最純粹的性生理需求。這女幹部說:“（指定交配的）夫婦被安卡分開，配偶兩人一個月也許能見面一次，還需分別賄賂村幹部和女方單位。” 該女幹部以自己為例說：她的“新婚”僅為3天，然後夫婦被分開，不讓他們在一起分享婚後的新生活。不過，在柬埔寨東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稍微具有獨立性的地區，還是短期允許被指定的“新婚”夫婦同住在一個自搭的小茅棚里。

17──政治童工的使用。紅高棉專門建立了“少年勞動營”， 達到6歲年齡的幼童就被紅高棉從父母身邊帶走。幼童被飼養和教育成為反人性的工具“政治童工”。 紅高棉的政策設計故意打破孩子對父母的親情。孩子並不被給予文化教育，而是被教給黨的宣傳，供紅高棉從中選擇未來的黨員。在“少年勞動營”，孩子們沒有玩耍和遊戲，童年的所有快樂都被剝奪。許多12歲以上的少年是最殘忍最不懂事的紅高棉打手。這些對孩子的罪行是最不可原諒的。

西哈努克特別注意到紅高棉對“政治童工”的使用，因為孩子們容易被灌輸醜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寫道:“這些少年兵被訓練，比賽誰在殺害生命上更殘忍”；“我在金邊被拘禁的3年裡，我看到負責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動物（狗、貓、猴子、壁虎）來開心取樂。”

一個證人說:“我們家庭有12口人。為了控制人民，紅高棉拆散了全部家庭，以及隔離孩子們。人民的所有活動被控制，被嚴密監視。在1976年，我的3個兄弟和3個姐姐被強迫去青年勞動營。我8歲，被強迫與父母分開去了少年勞動營。我幾次溜回家依偎父母。紅高棉發現了我曾經偷偷摸摸地離開，不久後他們帶我再回家去看看：儘管我們的家還在原地，但空無一人，我的父母都消失了，這使我再也不想溜回家了。在少年營，我每天被分派去砍灌木叢，晚上被強迫去田野里捉田鼠。睡眠不足，許多次我在田野睡着了，又被鞭子抽打喚醒。食物不足，營養缺乏，每個孩子只給一碗水樣的米粥，能給盛滿碗就是最大的幸福。”

紅高棉對孩子們也很兇惡。那位念念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媽媽”的10歲女孩“英”， 被分派到“少年勞動營”。 在那裡，她心愛的、視同為媽媽的小籃子被紅高棉故意踏爛，卻並不為什麼。她只好自己嗚咽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個穿着硬輪胎靴的紅高棉監工，一腳踢得那女孩飛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裡翻滾。“英”說:“那個女孩受了嚴重內傷，她嘔血。不知道後來是不是活了下來。”

18──吃人。柬埔寨的歷史記載顯示高棉民族沒有吃人的傳統。而紅高棉吃人並不是因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把它當作“革命”的壯舉。

一位證人說:“（越僑）阿聯被當場打死了，紅高棉幹部拿刀來剖腹，取阿聯的肝炒吃。我聽到如此，不由自主地驚嚇得尿褲。大家看到村幹部動手剖腹，立刻丟下湯匙，爬進屋內。我好奇，又從屋裡探出頭來偷窺。我目睹幹部把阿聯的肝倒進炒鍋里去炒。炒鍋里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動，發出‘嘟嘟’響。幹部問我們:‘同志們，誰要吃人肝？’ 大家縮成一團，不敢作聲。他們大吃，還說‘好吃！’ 吃完，他們把阿聯的死屍拖到他們開槍擊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樹下作肥料。”

紅高棉幹部蘇克哈證明，當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爾（Snuol）區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紅高棉幹部捆綁並脫掉一個年輕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兩個乳房，油煎吃掉。這個幹部名叫Ski，是少年勞動營的一個監工。蘇克哈還在2000年指證道：這名幹部現在還活着，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讀者會有何感受：那年輕女子胸前兩個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慘不忍睹，紅高棉幹部卻能在旁邊興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鮮乳房。

在無法維持生存的情況下，一些人民也不得不偷吃人肉。“村里不時發生偷吃人肉現象，因為長期飢餓。每個人都浮腫，家家都有人死去，每個人都變得麻木，親人死了也不會哭，因為眼淚流幹了。活着的人都半死不活，沒有人會想自己還有明天。每天都有人死掉，埋葬的坑也不深，有幾次人們發現剛埋下的死人，第二天會露出一條腿或一條手臂，卻缺了一大塊肉，是被人割去吃。極度的飢餓使人失去了理性。在那個時代，為了活命，又有什麼辦法呢？”

19──把家庭關係放大到社會統治，是紅高棉的另一個特點。塔莫全家和姻親都擔任要職，英薩利的妻子、宋成的妻子都是國家部長。英薩利的一個女兒被指定為金邊醫院（Calmette Hospital）的領導人。英薩利還把一個侄女作為英語譯員指定在金邊廣播電台工作，而此人的英語能力極為有限。柬埔寨國家的一些部委，例如外交部和工業部，都被有權力的紅高棉家庭所控制。

綜合紅高棉“社會革命”的上述特徵，可以說，柬埔寨在表面上好象是一個獨立國家，但是在現代定義上，它並不是個國家。柬埔寨人民沒有任何自由意願和生存權利可言，他們孤苦無助，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不允許有日曆），他們僅僅苦熬著，竭盡全力把自己單薄枯瑟的生命帶入下一天。他們的生命意義是一片空白，不顧怎樣毆打虐辱、不顧勞苦艱辛、不論給不給食物、也不論自己算不算人類，只是掙扎着活到明天，如同殭屍在墳坑前的無效打墜……。這個“國家”確實可以被描述為：人命賤如泥土，黑暗不見天日，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間地獄，一個駭人聽聞的紅色世界。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發現它，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或共產黨諸國里，它也是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