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已经谨慎地确定：从1975-1979年在红高棉统治下的3年8个月里，有170万～200万人民死于大规模处决、强迫过度劳动、蓄意饥饿和虐待，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23％～27％，死者与幸存者的比例是1:4，平均每个家庭失去1～2个成员。对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小国柬埔寨而言，这是共产党在和平时期制造出的“百万颗人头落地”，惊人规模的人口死亡，是世界之最，超过了人类史的任何残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红高棉完全没有人命的价值概念。有正直的网友说“(红高棉)他们本身完全没有对这些血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排斥，真是太难以理解了。”红高棉真的杀了如此多的人民？这被以下的四个根据证明了。

一，在柬埔寨四分之三的省份（另四分之一的省份尚未调查）所勘查发现了19,440个红高棉杀人的集体坟场，这些集体坟场被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以卫星定位标记，集体坟场的发掘得到了大量尸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一个小山沟，在清洗东部大区时期在此小山沟估计杀有四、五千人 (经当时在场的3个红高棉兵分别指证)。

二，柬埔寨人口统计学数据

三，超过1万份红高棉各层级的内部文件的记载

四，超过20万份柬埔寨幸存者的证词

世界上还没有其它国度经历过柬埔寨这样巨大比例的生命损失。虽然杀戮人民是全球共产党的“专利”，但红高棉达到了巅峰程度，远远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残暴，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世界纪录。红高棉对待同胞人民的恶意和残忍，已失去人间物种的特征与意识，展示了唯有共产主义能把人的恶劣性诱发到极致地步。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种族屠杀”（autogenocide）。学者程映虹指出:“与世界上其它大屠杀所不同的是，红高棉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宗教的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它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重构。” 迄今还没有一种合理解释：是什么东西指导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共产党政权（红高棉）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用最残暴的手段──原始到不屑拼凑“罪名”──快速歼灭了自己民族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红高棉进行的“社会革命”（社会重构）是如此的奇特。柬埔寨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财产、文化、教育、知识、通讯、交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身自由、天然权利、甚至在基本生存上，都被剥夺干净。这根本不是什么“农业乌托邦”， 而是一个政治制度突然进入混沌阶段的濒死社会，即使远古时代的奴隶社会也不能与它类比，因为远古的奴隶社会也允许奴隶们的适度生存。一些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资料在研究了红高棉政体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个政体下，连最低生存需要的山野村夫也无法活下来；“毫无疑问，这个政体是20世纪最灾难性的社会试验之一。它表现了令人惊讶的无能、麻木和残忍。” 学者利奥•库坡（Leo Kuper）把红高棉政体定义为“奴隶制系统的新类型”。 学者本•柯尔南（Ben Kiernan）认为它摧毁了柬埔寨人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家庭、土地和宗教三个要素，实际上它是一个“契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而越共最高领袖黎笋总书记观察了红高棉的“社会革命”型态，断定它不是“共产主义”， 也不是极权“社会主义”， 而是人类史上首次出现的“红色奴隶制”（Slavery Communism），黎笋强调:“它是唯一的，从来没有过类似物。” 甚至连最不习惯说实话的乔森潘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个“罪恶乌托邦”。

在那个充满艰难惊骇的历史时期，高棉人民受苦受难，却并不追随“共产党”，他们没有像中国人民那样一面受苦受虐一面帮凶作孽，欺压同胞。因此在命运结局上，高棉民族与中国民族，也会有不同。

这里，出现了一串难懂的事情：红高棉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重构”？为何摧毁柬埔寨的常态社会？为什么撤空城市？为什么要构建一个“红色奴隶制”乌托邦？他们的构建计划是如何产生的？红高棉“社会重构”政策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是柬埔寨而不是其它国度……？

除了本文，世界上没有人能讲清楚这个“红色奴隶制”的起源。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柬埔寨“红色乌托邦”在出世的前后时期内，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以及各个事情之间的关联。（此处删去4千字）……其中的秘密一定起源于北京。这个起源是20世纪政治史上最厚重的谜团之一，答案就隐藏在一系列被掩盖或者被忽略的细节之中。

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剥夺人权、没收民众财产、禁止商品流通、拆散家庭、取消社会分工，废除劳动报酬、全国“合作化”、土地充公、取缔宗教、闭锁国家、拆散一切正常的社会结构（包括交通、邮电、教育、医疗、文化等系统）、改变大众生活方式、实行“红色奴隶制”等一系列“社会重构”急速展开。柬埔寨的时空急速逆转，变成一个“黑洞”型的“红色乌托邦”。

正如当时的观察家们所说:“柬埔寨的战争没有结束，相反它只是开始，高棉人民变成了新敌人。”乔森潘也不知红高棉的“革命”是如何突然变了方向，他写道:“我不是柬共中央的成员，没有参与过重大决策。我知道1975年在金边解放之前，新版钞票已经被（中国）印制了，也听说这些钞票已运到柬埔寨了。但是为什么突然取消了货币，以及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我就不知道了。”

红高棉夺取金边，并没有中共那样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完全是靠着中共的外来支撑：从香烟、罐头、胶鞋、方格围巾（红高棉成员的标志，并不允许民众搭颈使用）、黑衣、钞票……到枪支、弹药、火炮、地雷、汽车、燃油，再到外汇、舆论、外交和海外“革命”华人资源，都充足供给。红高棉自然要把柬埔寨的“红色乌托邦”展示给毛泽东看。在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波布、英萨利在北京会面时，毛很兴奋，说“我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的好。”

构建“红色乌托邦”，红高棉怀有怎样的政治信念？从他们的言行，可察知他们在柬埔寨实验，难说是起源于热爱共产主义，相反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妄臆。一般来说，专制权力对人的丑恶心理有巨大的诱惑力，波布等人也不会例外。以非凡的“成就感”而表达自己是“伟人”的欲望，是一切“暴发户”的普遍弱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能力来抵抗那种不切实际的欲望，这可以从波布、英萨利、农谢、乔森潘、宋成等人多次的自诩中得到确认：

1975-1976年期间，红高棉“党中央”反复宣称柬埔寨“红色乌托邦”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就。1975年8月的《桐树》杂志说:“我们敢于进行与世界上任何革命都完全不同的一个伟大斗争。” 1975年10月的红高棉文件宣称“从金边撤空全部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The expuls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Phnom Penh is a measure one will not find in any other country’s revolution）而“党中央”更多的宣称是:“我们没通过土地改革或社会转变的时期，我们从民主革命直接跳跃到共产主义，（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相比）差别不仅仅只是一步”； “全球的共产党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红高棉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安卡胜过了列宁并且正在超过毛泽东”。 宋成也告诉西哈努克，“我们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将被确认。” 显然，这些夸耀表明红高棉“党中央”认为自己干出了一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创新性伟业，名垂历史。

红高棉以“种族灭绝”手段在柬埔寨推行“红色乌托邦”，而共产党政权所常用的欺骗宣传、社会裹胁、恐吓挟持等稍微复杂些的方式和策略，在红高棉的“社会革命”里从未出现过。兽性杀戮方式是不需要政治智慧的。

现在，读者可以看到：红高棉在柬埔寨推行了一套妄想型的“社会革命”，导致了令人发指的社会灾难。长期以来，国际上研究“共产主义”的史学界对红高棉的“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有着不同认识，学者们争论着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种种原因，争论着红高棉政体究竟是农民造反、暴民政治、民粹主义、波拿巴主义、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事实上，这个面目可疑的红高棉“社会革命”，从头至尾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不符合任何已知的“主义”。 这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人类史上也“从来没有类似物”。 柬埔寨事实表明:“它系统地展现了如果在全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整个人类将要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这使全球得到了明确的警告，也就破坏了共产主义的蛊惑性。”

“红高棉”（Khmer Rouge）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共产党组织，其胚胎形成于1950年10月初英萨利在巴黎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953-1956年这个“小组”以面目不清的芽孢形态来到柬埔寨，钻入柬共“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之后，它寄生在柬共内部，吸取共产党的养育和斗争手段，逐渐积累了本钱。在50年代末，柬共因内讧而大受折损，使它乘隙在1960年钻入柬共中枢；1963年柬共总书记杜萨木神秘遇害，它趁机篡取该党权柄，从而开始了自己在柬共母体里的成长，逐渐架空柬共。1970年西哈努克为一己之私而发动柬埔寨内战，红高棉意外受惠于北京的阴谋策划，始登柬埔寨政治舞台。它接管了西哈努克的政治资源，借助于越共的军事力量和中共的倾力扶助，运势大展，又恰逢越南战争所造成的种种巧合机会，终在1975年夺取了金边政权。“柬共”是由越共扶植的柬埔寨本土的共产主义组织，“红高棉”是被沙洛沙、英萨利及其亲信把持的柬埔寨红色帮会。“红高棉”在柬共内部成长但与共产主义并没有政治亲缘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柬埔寨华人状况。

在柬埔寨，华人陷入了他们从不曾遇到的处境。柬埔寨华人为红高棉“革命”提供过支持，因此华人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功臣”，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应该坐享“分羹”、至少会有社会的较高地位。但红高棉并不这么认为，消灭华人是红高棉“党中央”的内定方针。表面理由是：柬埔寨华人几乎都从事过商业或服务业的经济活动，因此被红高棉断定属于“剥削阶层”。而实质理由是：红高棉一直认为华人是一群有异心、受外国共产党指使的特殊群体。因此华人们统统被红高棉标记为“要被消灭的阶层”。在红高棉执政期间，柬埔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被红高棉杀害，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印尼华人被杀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对红高棉革命“有功”的华人，连同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华人──都很自然地急切产生出“华人有难，祖国来救”的幻想。然而，他们无路可逃，性命难保。

红高棉对华人的暴虐很可能得到了中国当局应允。红高棉干部反复向华人宣称一个著名理由是:“毛泽东是你们的父亲吧，现在你们的父亲（授权）让我们随便怎样处置你们。”本文作者在访问了在红高棉统治时期生活于柬埔寨不同地区的几百名华人幸存者，他们之间互不相识，但他们都能证实：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他们都分别听到过红高棉干部宣布此说法，华人之间更是惊恐转述，很多高棉人也证明当时在柬埔寨确实存在着这个说法。很清楚，这是红高棉政体的组织系统的行为，而不是某些基层的自发创造，使得红高棉认为虐待华人华侨是不必顾忌的。

一位还盼望“论功行赏”的华人说:“大批华人青年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争取柬埔寨从美国手中独立而战斗。但是，在波布执政以後，实行极左路线，执行阶级斗争，大批华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人、苏联克格勃（KGB）的人、地主买办分子等等。上至‘华运’领导者，下至华人平民，都遭到残酷迫害。” 一位原“端华”学校的林姓学生说，1975年他的班主任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带领一些华人学生投奔丛林，参加了红高棉游击队，后来在红高棉胜利后执政时期那位班主任全家老少都被红高棉杀掉了。

“华人大队”也被撤销了编制。在一份1976年1月份的红高棉军事系统关于分派大米生产任务的文件中，这个“华人大队”已被代名为“中国同志”大队，转变为劳动单位，分派的大米生产任务是5,000担（柬埔寨40担=1吨）。参照红高棉各师的人数和大米生产任务的比率，估计“华人大队”现存人数约2,000名。据当年的华校学生们说，“华人大队”成员多是他们的同学或朋友，在1976年以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那些“华人大队”的同学和朋友，因此他们推测“华人大队”可能也遭到清洗，基本上没有幸存者在世。中国文章也提到“参加红高棉的华人，后来几乎都被红高棉打成台湾特务，予以消灭。” 还有著述说:“在（柬埔寨）各地各部门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和遇害。”

柬埔寨华人圈里著名的“爱国”侨领陈某，自认为对中共来说很有“价值”，应该居功享有“胜利果实”。1975年4月他全家十几口人也被红高棉驱赶出金边。在苦难的行程路上，他不断地用石灰块在路面、在路旁房子的墙上用中文大字写下他的名字，并画上他一家人被驱赶方向的标示箭头。一路同行的黎先生对此不解，陈侨领告诉他:“现在柬埔寨大乱，我们遭遇大难，周恩来一定会专门派人来寻找我，来救我的命。如果中国派来的人看到我的名字和方向标示，就会找到我，救我一家去中国大陆。”但黎先生判断这只是个无用的幻想，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下，最要紧的是设法保全自己性命。陈侨领不愿听，他说:“你们不懂。周恩来是一定会派人来救我的。”他固执地沿路无数次写下自己名字。但是，奇迹没有出现，不久后陈侨领及其全家老小皆被红高棉杀死了。

另一个华人侨领的遭遇是:“华人阿秀，她家是50年代柬埔寨著名的商家，在离开金边家园的时候，家人身上携带了许多黄金。后来，当阿秀家把黄金换光，因为没得吃，全家人饿死在一起。那天，我偷偷溜出来找阿秀，当我把门推开后，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一条条蛆在尸体上爬动，我拔腿就跑。”

高棉人马迪生（Mardi Seng）的证词是：在（合作社）集体饭堂角落里的那些“新人”是华人，他们总是扎堆坐在一起。几天以后，我注意到一些华人不见了。我问母亲这些人去哪里了，母亲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去以前常抓青蛙的一个土坑，想再抓几只青蛙，但那个土坑被填平，它已是一个坟场了，四周有可厌的气味，有15-20个华人在那个土坑里腐烂着，只因为他们是华人而已。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更多的华人在晚上消失了。每当晚上来临，都是最可怕的恐怖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