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开春，由于公司业务扩展，我被派往位于越南的新厂。

    “天不怕，地不怕，东南亚；想高升，想致富，美欧日。”这是公司内部流传的出差金句，说的是被派驻国外时，大家只会争抢去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的名额——那里生活环境好，治安让人放心，而且补助也高，每天有200美金；而若是被派驻到非洲、东南亚那边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另一番天地了，除了气候让人难以适应，还有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频发，虽然说每天也有200元补助，但那是人民币。所以很多老油条在去过一次后，下一次就坚决不去了。

    那时候我刚入职不足一个月，这些潜规则我还不是很清楚。总监委派我驻越南新厂时，我心里还有些得意：是不是我工作表现得太突出了，所以才会被安排出国工作？

     在出发的前两天，公司里的老油条开始在我耳边吹风：“越南美女多，可是男人的天堂哦。”见我傻笑，他接着画风一转，带着吓唬的口气说道：“不过越南人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小心被绑票。”

     到了临出公司的那个上午，部门助理也来提醒我：“出门在外，尽量不要显示出中国人的身份，过关时能不说普通话就不说，万不得已的时候就说英语，要不干脆装聋作哑。”

    我却不以为然，觉得自己作为国际友人，应该还是会被友善对待的。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心里很是兴奋，也就没把他们的劝告当一回事。

    事实证明，我还是太自以为是了，刚入关就遭到了“特殊对待”。

    因为业务部的安排匆忙，我这次出行来不及提前申请签证，只能到越南后再申请落地签。要以落地签入境的外国人，需要在出关前填写申请单以换取签证。排在我前面的几位白人，全程和越南海关交谈融洽，从填单到拿证总共不超过10分钟，十分顺利，并没有出现同事说的被索要小费的情况。

    我心想，看来是同事夸大其词了。

    轮到我了，我把手中的护照和已经填好的申请单递了过去。只一瞬间，我就清楚地看到越南海关的脸拉了下来，凶神恶煞地盯着我的护照和申请单，操着越南话叽里呱啦地用手指指我单子上的姓名，并用拇指和食指张开比划着。

    我指了指耳朵，示意自己听不懂。

    “Your name，too wide！（你的名字，写得太宽了）”

    我看了看名字之间的间距，又拿着模板比对了一番，没看出有太明显的差别：“I think it is OK，check your template please？（我觉得还行，请你再检查一下模板？）”

    越南海关挥挥手，不再理我，接过后面其他人的护照和申请单，转身回到电脑前。

    算了，可能是公文类的文件要求比较高吧，我自我安慰着，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过。

    可当我把重新填好的申请单递给他后，他又说住址不详细，还要重写。等我第三次将申请单递给他后，他借口单子有一点脏污，态度极其恶劣地直接把单子和护照扔出了柜台，并指着排队的人群，大吼着让我排到最后面，重新申请。

     这明摆着是找茬了，我涨红着脸，怒火蹭地一下冒了出来，摆开架势就要干起来。

    “别冲动，给他100块小费。”排在我旁边另外一条队伍里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扯了扯我的袖子，操着汉语向我说道。见我还在发愣，他干脆把手伸过来：“钱包、护照、申请单给我。”然后不由分说地把我手中的证件夺了过去。

     眼镜男从我的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钞票夹进我的护照内，双眼狡黠地向我眨了眨，接着将护照递给了越南海关。

     越南海关不再说什么，把钱直接扔进了抽屉内，护照和其他人的混在一起，交给了另外一个海关，而那张我填了3次的申请单则被甩到一旁，看也不看一眼。

     审核还需要一点时间，趁着这空档，我找到了那个正坐在候政大厅等待的眼镜男，走了过去。

     在异国他乡遇到同胞，我心里还是有点激动的。为表感谢，我拿出自带的特产递给他，眼镜男摆摆手：“大家都是中国人，不用客气，出门在外，能帮助就尽量帮助。”

     他看起来十分老道，我便问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海关总找我茬？排在我前面的几个人填的单子和我一样，却被直接放行了。”

     眼镜男瞥了我一眼：“你第一次来越南？”不等我答话，便又说：“不用说，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来。”

     接着，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刘，江西人，在越南北宁开了一家红木馆，已经在那做了将近5年的红木生意，对越南还算熟悉。当得知我既没有同事带队、又没看过攻略的时候，刘哥满脸无奈：“你们这些小年轻，去陌生的国家，连基本功课也不做，还准备和当地海关蛮干，小心到时吃不了兜着走！”

     “那鳖孙就是欠揍！偏偏就为难我。”对于刚才越南海关的胡搅蛮缠，我忿忿不平。

     “你错了，不是只针对你，是针对所有的中国人。”

     见我不解，刘哥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在越南海关眼里，只有3种人，第一种是欧美和日韩的人，欧美就不用说了，日韩现在在越南有大量投资，在这里他们就是大爷。第二种是他们本国人。最后一种，就是中国人。现在他们看到中国人就像是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金币，我们可是‘VIP客户’。别说你这种第一次来越南的雏儿，像我这种经常往返中越的，还被各种暗示给钱，不给？就和你慢慢磨，他们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止是海关，整个越南对我们的态度都差不多。”

     我点点头，附和道：“也是，过去2000多年越南一直是我们的藩属国，现在对我们有敌意也能理解。”

     “说你太年轻就是太年轻了，你以为就这原因？”刘哥“哼”了一声，“其实索要小费这个潜规则，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给惯出来的！最早来越南旅游的中国旅行团为了早点过关，领队会事先让游客将1美元或者10元人民币夹在护照里，这几乎成了中国旅游团的特色。最后的结果就是，越南海关从被动受贿变成了主动索贿——你说可笑不可笑，到头来却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刘哥越说越生气。

     “这也不能怪中国人吧，为了快点过关，给点小费很正常。海关部门把服务做好了，那算是我给的奖励，但如果是强制索取，那意义就变了，那是索贿，是抢劫。”我倒不觉得中国人的做法有啥不对。

      “你说得不错，但是尝过甜头后的越南海关不这样认为，给了小费的中国人也不这样认为。那些少数坚持原则不给小费的中国人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他们不仅要承受来自海关的盘问，还要面对来自中国人的指责——不给小费，整个过关的队伍就被卡住了，后面排队的中国游客就大吼，不过不是吼边检，是吼同胞——‘你们不走别挡着别人’、‘不就10块钱，多大点事’。谁不遵守这个潜规则，谁就是让人讨厌的人、影响集体的人、不懂事的人。”刘哥说，“从给越南海关小费升级到行贿，以至于后来逐渐形成惯例，这个国家公职人员的胃口越来越大，脾气也跟着见长。”我无言以对。

     刘哥缓了一下，接着指了指柜台旁的一间小屋：“看到没，那个就是专门用来‘招待’中国人的。我第一次来越南的时候和你一样，就是不想贿赂他们，撅着脖子理论，你猜最后怎么着？居然直接把我拉进了小黑屋！七八个海关人员，捋起袖子就想干我，好在一位同行看情况不对，和他们的头头好说歹说，最后塞了1000块才给放行。”刘哥的语气越发愤怒起来，“X的！79年的时候，老子25岁，新婚不到一个月就向部队请命，带着十多号人马浩浩荡荡地杀过来，什么护照签证，屁都没有，子弹倒有几梭子！现在倒好，每次过来都只能低声下气，真他妈窝囊！”

     我开始重新细细打量起眼前的刘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身材壮硕，语气爽朗，梳得油亮亮的头发看不到一丝花白，怎么都想不到他已经将近60岁，而且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现在整个越南，从南到北，从上到下，都被我们自己玩坏了。遇事不合理的，就直接给钱吧，总比被打一顿或是耗时间强。”刘哥无奈地摇摇头。

     这时候，柜台上的屏幕显示我的签证已经办好。我起身前去领取，没想到却被再次索要小费。

     “500RMB。”一个小个子的越南海关拿着我的护照，敲击着柜台，操着生硬的汉语对我说道，丝毫没有把护照和签证给我的意思。

     “What？I have paid off 100RMB，please check with your guy！（我之前已经给过100元了，你跟同事确认一下）”我不理解海关这种重复索要小费的行为，只把办证的50美金给了他。

     可能是我的声音比较大，周围排队等候的人纷纷转过头看向这边，小个子也没再说什么，拿走我递过去的50美金，与同事核实去了。

     最终，小个子确认我已经给过小费，把护照和签证交给了我。

    公司的新厂位于越南河静郊区的一个工业园，里面的工厂以台资和大陆的企业为主，间或夹杂着一些日韩企业。早些年，新加坡人直接从越南政府手中低价购入大片土地，然后建成工业园，再把园区划成区块，租给各国企业。这几年随着中国大陆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多企业都把生产线转移到了东南亚，与中国相邻的越南就成了首选。

     整个新厂只有阿才一个中国人，他大学选修的是越南语，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话，加之他是广西人，有着与越南人极其相似的体貌特征，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当地人。在我没来前，与三星客户的对接、监管新厂里50多号越南工人对产品的sorting（挑选不良品），都是阿才一个人负责。只是他英语不好，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很不顺畅，所以我才被派驻过来。

     我办公室里的窗口正对着一家台资工厂，中午休息时段，还能看到越南员工围坐在一起，唱着歌曲。再远点就是工业园的外围，一排排高大婆娑的凤尾树，下面点缀着不知名的小花，还有几家越南餐馆和咖啡店，里面熙熙攘攘，一片祥和。

      我以为自己就会这样度过在越南的日子，但并没有。

      进入5月，中越南海争端愈演愈烈。随着中国“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赴南海西沙群岛进行油气勘探，越南的多个电视台开始不间断地播报中国“侵略”越南领海、越南海警船被中国海警船追逐撞击的新闻。

      随后，电视台又请了越南历史学家进行解读。又说，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该地点离越南海岸线约120海里，“是越南专属的经济区，南海自古就是越南的领海，中国是入侵者”。

     “保卫南海”的视频也在越南多个电视台播放，当中不时闪现越南海军、学生、厨师等各行各业的人士，手挽手、肩并肩，发誓保卫国家领海；网络上，Facebook里越南人也开始刷着“保家卫国”的图片。

      如此大环境下，我们在越南新厂的工作也开始受到影响。

     有时候，一些越南籍员工会不敲门就突然闯进办公室，拿着手机，展示着Facebook上的图片或视频，叽里呱啦说个不停，遇到态度温和的，阿才还会和他们解释一番，遇到情绪激动的，我们只能找借口离开。

      车间生产线上，以往安静工作的员工在工作时也开始交头接耳。有次巡检，有位越南员工在纸上画了一面五星红旗，再打上个大大的“×”塞进我手里，围观的越南工人直起哄。从那之后，我就很少进车间了，工作上也只能由越南籍的干部代理，产品的sorting进度和效率不断下降。

     5月7日，我的手机上收到了来自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信息，提醒中资企业做好安全防范，并提醒中籍人员，如果突发了事件，及时与使馆经商处联系。

     在领教过越南海关的手段和越籍员工不友好的态度后，我有点紧张。在内部群里询问公司高层，是否还要继续留守越南新厂。高层答复说：阿才熟悉当地环境，一切以他的意见为准。

     “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休假少——游行，待遇低——游行，甚至加个班工会都能组织罢工游行。这些不过是愤青的狂欢，部分人发泄的籍口罢了，没什么特别的，过段时间就会消停。”阿才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安慰我道。“这几天少出门，工作上不要和当地员工起争执就行。”

     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拨通了刘哥的电话。通话后得知，与越南南部越演越烈的排华游行相比，他所在的北宁还算风平浪静。

     末了，刘哥再三叮嘱我：“虽然现在事态不明了，但要时刻做好撤离越南的准备。风头不对，立马走人。”

     到了5月12日晚上，本地的排华情绪彻底爆发。

     13日早上，我站在酒店的窗户前往外看去，发现市内的道路上已经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游行队伍，小青年们手持越南国旗，举着“China get out”的标语牌，不是十多人成群步行，就是三两人共骑着一辆摩托，高喊着口号，不断拍打着附近酒店、民宿的大门——这里几乎住的全是外籍人士，所以就成了骚扰的对象。

     我敲开隔壁阿才的房门，睡眼惺忪的他也被窗外的状况吓到了——待在越南那么久，他第一次见到那么大规模的排华游行。

     我们赶紧接通公司总部的视频电话，把现时的情况和高层分析了一遍：这次的排华浪潮很可能会越来越猛烈，在这里，阿才还能冒充一下越南人，但是我一张口，肯定会暴露。

     这个时候，公司高层和阿才也不敢轻易拿主意了。讨论一番后，高层还是决定让我们早上先去检查新厂，以应对下午三星客户的稽核。这次稽核，关系到公司未来几个月的订单，希望我务必要撑住这一天——趁这个时间，部门助理订购机票，稽核完我立马飞回国，阿才留在越南继续工作观察。

     昨天已经约好了出租车来酒店接我们前往工厂。坐上车，我们稍稍松了一口气。车外，游行的人群越来越多，一群群骑着摩托的青年从我们车门两侧呼啸而过，有一辆甚至在我们车前来了个急刹，坐在后座的女青年递给出租车司机一面越南国旗，右手举拳向司机示意，接着骑手一拧油门，呼啸而去。

     随着车子渐离市区，游行的人群也渐渐变得三三两两，最终归于沉寂，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或许真如阿才所说，这仅是少部分愤青的狂欢。

     然而，这个想法却是过于美好了。

     11点过，我正陪同三星的客户对新厂车间逐一稽核，对讲机里突然响起阿才焦急的声音：工业区正门已被抗议的人群围堵，他要我赶紧暂停手头上的工作，立马回办公室来。

     到了办公室，发现手提电脑和几大筐机密文件已经被阿才打包完毕，他正来回踱着步。

     “进出工业区的几个大门已经完全被越南人堵上了，除了摩托车，所有四个轮以上的车辆都无法进出，我联系的出租车也被堵在了距离正门一公里的路上。其他工业区也已经被越南抗议者打砸，任何有中文标识的工厂都是目标，不管工厂是大陆人的还是台湾人的——游行的人完全疯了！形势很不妙，已经有中国人在冲突中伤亡了，迟早要到我们这里。”阿才一脸凝重。

     “要不我们先回车间暂避一下，等风头过了再出去？”我提议。在想不出其他出路的时候，我觉得混在越南人中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办法。

      “不行，虽说我们平时对他们不错，但现在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谁也说不准会不会有人告密。现在Facebook上示威者冲击工厂的理由就是越南工人已被中国人剥削得太久，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给越南人‘讨回公道’的。”阿才一口及否决了我的建议。

      “对了，你那边的客户怎么样了？”他突然冒出句没头尾的话。

      我摸不清楚他是指客户稽核的结果还是客户现在的状况，看我没说话，他指着我的电话说：“他们出差不是有派车吗？赶紧打电话问下，方便的话我俩就随他们的车子出去，韩国人的车子目前来看应该是安全的。”

     电话接通后，韩国领队告诉我，他们刚驾车驶离了工业区，在通过大门的时候还被越南人截停了，上车搜寻是不是载有中国人，让我千万不要搭乘汽车撤离。

     又一个希望破灭了。

     就在我和阿才还在讨论其他方案时，消息传来，说抗议者已经冲进了园区。

     大门处的保安在这种状况下不堪一击。最先遭殃的是对面的台资厂，伸缩门在一个头戴红巾的男子领导下，被一下掀翻，抗议的人群蜂拥冲进厂内，越南员工被赶了出来，只留下中方人员。不久后，青天白日旗和厂旗被降了下来，换上了越南国旗。

     “我们去借辆摩托，混在越南员工中出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阿才当机立断。

     多亏了平时与越南员工还算相处融洽，当听说我们要借摩托车回市区时，一位越南管理人员爽快地把车钥匙给了我们，还存下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打算随时汇报事件的发展。

     就在我们骑着摩托车要驶离时，台资厂内冒起了黑烟。隐约中，我看到厂内有人在地上厮打、翻滚、扭曲。

     我俩身上除了一个塞着手提电脑的和私人贵重物品的背包，所有能展现中国人身份的东西都存放在了办公室，打算等事情过去了再回来收拾。

     可正是这个背包，差点让我们把命丢在这里。

     在工业区上下班的越南人几乎人手一辆摩托，平时很少有载人的。所以，当阿才骑车载着我驶到工业区大门时，就引起了看守在栅栏旁边的越南人的警觉。但他们也只是多看了我们几眼，并没有为难，摆摆手示意我们出去。阿才点点头，用越南语说了句“谢谢”，缓慢把车子开动。

      就在我们即将驶离栅栏时，突然有五六个越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锁定在了我的背包上——如果说在工业区上班，摩托载人已属少见，那么背着高档背包、蹭着别人摩托上班的，恐怕还没人这样做过——除非我不是越南人。

     “中国？”一个越南人指着我叫道。在越南语中，“中国”这个词的发音和汉语差不多，我一下子就听懂了。

     接着，提着砍刀和木棍的人群蜂拥着围了上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浮现出台资厂内那个厮打扭曲的人形。

      “抱紧我！”就在我绝望的时候，阿才扭头冲我吼了一声。我的手刚箍紧他的腰，他就一拧油门，摩托车瞬间冲了出去。前面几辆正在排队通过的摩托猝不及防，一下被撞到两边，车上的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刚好为我们阻断了围过来的示威者。

     阿才顾不得这些，不断轰着油门，摆动车头，越来越多的摩托车被他撞翻。两边毫无准备的示威者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这一番操作，等想起要追赶我们时，阿才早已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现场一片混乱，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远去。

     “你伤到了吗？怎么衬衣上都是血？”阿才透过后视镜问我。

      刚才冲关的时候，由于太紧张太害怕，完全没有察觉出身体的情况。等放松下来，被阿才的提醒，才发觉后背湿乎乎的、冷嗖嗖的，用手一擦，全是血。

     回到酒店把头盔摘了，我才发现头盔上面密密麻麻地落了5道深浅不一的刀痕，其中一道几乎把头盔给砍裂了，深深的刀印从头盔的后脑位置一直延伸到我的颈部，我身上的血就是从颈上的伤口流出来的——多亏当时阿才担心我被认出来把头盔让给了我，才挡住了这一刀，不然，我脑袋现在已经开瓢了。

中午，我收到了来自公司的一条不太妙的消息：这几天所有从河内飞往国内的航班机票全部售罄，仅西贡市还有少量余票，问我是否需要订购。

     我算了一下，从河静省到西贡市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搭乘汽车过去需要一天一夜，而且此次暴乱就是从南向北蔓延的，发源地在南部的平阳省，距离西贡市仅有几十公里。现在往南走，更是冒险，还不如继续向北，走友谊关方向。我们叫了那辆经常搭乘往返于酒店和工厂的出租车，司机承诺可安全送我们到友谊关，不过几百公里的路程，他要了2千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6000多元。但我们已顾不了许多，只希望能平安回国。

     一路上，我们除了加油、上厕所，车子没再停过。从下午出发直到第二天中午，没吃过一口饭、喝过一杯水，直到抵达友谊关看到了边检战士，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完全放下来。

     途中，我看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同胞，有的拖着皮箱，有的拖家带口，但无一例外的都是行色匆匆、狼狈不堪。后来从他们口中得知，我们当时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西贡市早已被暴民占领，通往机场的各个路口都有人监守，出租车只许进不许出，以阻止中国人离开，对此警察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通过友谊关，站在祖国的土地上，我才突然发现原来国内的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亲切。

     阿才把送我达友谊关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新厂，希望能尽量挽救公司财物，但为时已晚。从他不断传回的照片上，我看到办公室已被打砸一番，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

     他本想说服工业区内的其他国资和台资企业，团结起来对抗这些暴徒，但没能成功——他们怕事情扩大，只想息事宁人。

     回国的第3天，我终于与刘哥联系上了。他所在的北宁也受到了波及，为了转移财物，他比我晚一天回国，但还是损失了将近300万。暴民冲进他的红木店，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对他进行人身伤害。

     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是否还回越南重新来过，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疲惫：“年轻的时候没有把命丢在越南，我可不想在老了埋骨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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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后觉得这哥们愚不可及，为什么不拿出护照亮出那几行字？又或者紧闭门窗紧急呼叫吴京？仓皇出逃，差点丟了性命，难道没看过「战狼」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