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蒋介石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3个月，被认为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北天取经”活动。问题是，蒋介石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介石踏上苏联国土3个月就能看出。

据蒋介石的记载，1923年8月5日他在上海奉国父孙中山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8月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3个月的期间，他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进行考察。

蒋介石说，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军事方面，莫斯科红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政治方面，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蒋介石说，俄共的领导者，对于他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他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说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综括他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现在，找不到蒋介石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蒋介石曾给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说：“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蒋介石既有先见之明，还有难得的一腔忠诚。可以说，蒋介石才是标准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好像特喜欢调戏人：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对手沦为了俄奴；而他未来的对手则在很久之后才用同样的手法攻击他是美奴。

不过相形之下，还是应承认蒋介石的英明的，因为他年纪轻轻就那么的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马列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马列的羊头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

如今，史籍中还能找到蒋介石于中华民国18年（1929年）4月25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的演讲稿《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文中说，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为图谋人民利益计，为促进民族独立计，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纠正。蒋介石说，解决问题，要以事实做基础，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许多考察，而得的结论。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然后才不会错误，才会成功。

他说，俗语说得好，“对症下药”，在下药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就随便下药，不仅不能医好，而且反要弄坏。革命主义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乙国。因此，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在乙国难免失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

蒋介石说，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近80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所以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这是是由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蒋介石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而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至于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什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不须去夺取。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再从革命的性质说。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一，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

第二，在军阀已经打倒的现在，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如果以阶级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不能实现，阶级的利益也不能实现。因为整个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栖息于民族内部的某一阶级，那里能够得到利益。印度朝鲜的无产阶级状况，就是明证。但是如果以民族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可以达到，民族中各阶级的利益，亦可以实现。因为整个民族，能够发荣滋长，民族内部的各阶级生活，当然可以增进。这是从中国民族的国际地位，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

最后，以阶级为本位的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前面也已经说过。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乃是当然的结论。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即使把杀人放火的暴动，暂置不论，只就罢工、怠工和抗租等举动而言，也会使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发生莫大的影响，受莫大的障碍。所以为充实国家实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计，不仅武装暴动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实行，就是罢工、怠工，和抗租等阶级斗争的行为也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别方面又用暴动、罢工、抗租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不仅是帝国主义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国主义者有益加侵略之机会，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动吗？！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里能够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来减轻，不待农民的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如果因抗租而扰乱社会秩序，致生产事业不能发展，也是自取灭亡。

总而言之，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这便是苏俄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第三点。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根据上述，大概可以明了了，只要知道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情的人，大约不会再被共产党的欺骗。所以我希望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立即皈依三民主义。

蒋介石最后说，我要说的就是现在已开始了训政时期。训政时期的工作，就在培养社会的元气，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因此我要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望大家毅然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为民族努力，为民权奋斗，为民生牺牲的光明大道。

此后，蒋介石还在1935年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凡我同志，应知吾党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更千百倍于往昔。我总理深知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于社会之隆污，社会之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为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故特制全党党员守则十二条，通令全体同志一致遵行。务期父以教子，师以教弟，长官以教属僚，将帅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亲爱精诚，始终无间。人人能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之人。

请中国大陆的人民，现在仔细对照一下中国的国际国内现状，再认真品味一下蒋介石的将近80前的对人民当时的教诲，就可以感知蒋介石曾经是多么的伟大。可惜的是，我们的民族注定了灾难，错过了一个真正崛起的辉煌时期。不过，亡羊补牢，犹未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