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土小游。我和小游1977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

咱们x x医院住了一个x x场站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 x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x x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x 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竞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竞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监。刑期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对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象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屌?端起抢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定要快，要准，—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十有***，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复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大，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设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莲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象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吗?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象是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象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撼，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得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象是什么在撕扯，又象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子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丁—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

“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屌用。—到关踺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洽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下，可末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抢口提得高高的。他—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一边拉开枪机，黄锃锃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噍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象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惊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巳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总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