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苏俄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期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中共就建立了短短数天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正式苏维埃地方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国庆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福建交界处的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工人代表共一百九十人，鄂豫皖苏区因战时交通不便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劳动、土地、财政、军事、外交、内务、教育、工农检查部等部。中共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分裂为苏维埃的中国和国民党的中国，公开主张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并在苏区并进了长达五年的专制统治，给中国特别是所谓苏区带来了深重灾难。几十年来由于中共的片面宣传，人们对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相知之甚少。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反思历史，戳穿数十年的欺骗性宣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伪“宪法大纲”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伪“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在这个政权的武装力量上规定“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大众”。在“公民”选举权上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则宣称“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

这个伪“宪法大纲”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基础上的严重倒退。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穿着民主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凯颁布的《天坛宪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保障国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请愿、营业和迁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为一党独裁、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而实际上国民政府也于一九三六年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可见不管是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蒋介石时代，追求民主始终是时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们打着民主的旗帜，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们也不敢公然主张实行阶级专政。即使前进的道路曲折迂回，中国社会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艰难跋涉，没有一个政治集团公然宣称进行专政统治。

伪“宪法大纲”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可以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规定只有他才能手执利刃实行阶级专政并剥夺其它社会阶层的一切政治权利；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肆意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理；它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经营权利，排斥、拒绝一切宗教，公然践踏公认的基本人权；它的所谓民族政策无疑为国家分裂打开了绿灯；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一纸投靠赤俄的卖身契，是自甘做赤俄儿皇帝的政治宣言。这个伪“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比较，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权利上都出现严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张建立一个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从世界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史上衡量，都称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恶法。

二、赤俄领导的中共“革命”及卖国行径

中共是在赤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一九二零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纲领提出了“联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交出了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不仅直接向中共下达行动指令，而且干预、参与了中共党内的反陈独秀、李立山、罗章龙的路线斗争。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提供经费，派出以德国人李德为首的军事顾问指挥作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塞的过问下，王明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后又挤进了中央政治局。中共在以赤俄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下，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成为中国政局的动乱源。实际上，中共不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赤俄的“儿皇帝”，它唯苏俄马首是瞻，几乎一切政令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

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仅供党内传阅的《王明言论辑》记载：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斯大林就对中国同志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中要中共注意革命过程中的困难，逃阵和变节。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所谓《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怂恿中共举行武装暴动，并指责中共“一部份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各动作（暴动）。因此，便须与过去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斗争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共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武装暴动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在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一九二九年《红旗》第六十期）。指示中共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工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国际指示中共“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

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几次指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给中共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导对于富农的工作。

在经济方面，国际指出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限制或调节一部份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烯料、盐、煤油等）底价格。“有些地方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

关于国统区的斗争，国际决议：“党应当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我，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经济要求，……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国际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农民运动的策略是：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等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

关于民族问题，以苏俄为首的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企图挑起民族矛盾，从中渔利。

在党的建设上，国际指出：首先就要使党数量发展，党报和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

由些可见，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没有所谓革命的自主权，它的一切行动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和精神，中共在实质已成为赤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对此，中共并不讳言。它公开地说“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第五卷）。中共领导人在分析中国革命的优越条件时兴致勃勃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后来的清剿中土崩瓦解，不得不仓皇逃窜前，也需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后才狼狈出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东北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总办吕荣寰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以武力接收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八月，中苏边境战争爆发。蒋介石政府以“一致对外”号召全国人民与苏联抗争。而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向中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这一战争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国的政府一败涂地，而且要积极的努力保障苏联的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批示精神，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随着事迹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实际行动”（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在这场中苏边境战争中，中共公然叫嚣要用“实际行动”站在苏俄一边，攻打中国，同时污蔑中苏边境战争中维护了国家利益的国民党是无耻的合盘的出卖民族利益。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一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产党的宣言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就连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也对这种赤裸裸的卖国行径表示不满，七月二十八日，陈独秀写信给中央，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这次边境战争是国与国间的纠纷，国际间的纠纷。而中共执意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一部份，因而中共必须站在苏联一边，不惜用“实际行动”来对抗自己的祖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当此关头，中共仍然把反国民党和反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甚至认为前者更重要，他们污蔑“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甚至说“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中共的扰乱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能痛下决心反击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在苏联的策谋下独立，但一直没有得到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对此赤俄极为不满。中共秉承苏俄的意旨，恬不知耻地叫嚣“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他们煽动民族矛盾，污蔑国民政府“对于蒙、藏、回、瑶、苗、黎、僮等弱小民族，施行其残忍的屠杀和压迫，对于高丽、安南、台湾、印度、菲律宾等的革命战士，经常地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给英、日、法、美帝国主义刽子手处死”。联系到蒋介石一路北伐，致力国家统一和伪“苏维埃宪法大纲”中鼓吹蒙、藏、回、瑶独立的条款，谁爱国，谁卖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三、红军的基本构成及实际状况

关于红军的基本构成，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然而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军队来的”。王明在《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和全国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维埃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区乡两级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宣称“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大爷、当家、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可见红军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土匪、山堂、帮会成份，带入了吸大烟、充光棍等恶劣习气。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承认：“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还承认“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兵源，苏维埃政府动用种种手段开展了一系列“扩红”运动，使红军规模迅速扩张。

扩大红军的方式一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兴国县大地乡曾一次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长冈乡调查》）。二是利诱。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雇人代种的标准是：农忙时每家帮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帮十个工。红属帮助红属，每天需付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能得两毛，群众帮助红属则不付钱。而遍布苏区各乡的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红属才给赊帐。货缺时，红属先卖，减价百分之五，社员后卖，不减价，非社员再后卖。其粮食调济局，卖出时先卖红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三是征兵。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了“实行征兵制度”，苏区的征兵就是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关于扩大红军一节中就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这至少说明有一部份农民参加红军并非是出于自愿。四是收编俘虏。通过宣传鼓动、利诱和胁迫，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兴国县长冈乡十六至四十五岁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十六至二十三岁青年编少队一大队，男女合编，全乡一百零一人，除病残十五人外，一律编入。通过上述四种方式，红军规模迅速膨胀，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员最多时曾达到八万多人。

这种迅速扩张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良莠不一，因而军队作风极为恶劣，下级士兵境况十分悲惨。主要表现为官兵等级森严，打骂士兵、虐待伤员，士兵逃跑不断，甚至还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杀现象发生。毛泽东在《废止肉刑问题》一文中披露：“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泽东在另一篇《优待伤病兵问题》中披露：“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饮食恶劣”。“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使士兵不满意红军”。这样的体罚虐待，使下级兵士不无法忍受，纷纷出逃。如长冈乡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乡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苏维埃干部、红属妇女和儿童团组成为宣传队、突击队，在各乡开展逃兵归队活动。

四、苏区的土地革命

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据当时国民政府调查是：全国百分七十三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十五亩土地，百分之五的家庭户均拥有五十亩以上的土地。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济并不普遍。百分之三十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佃农耕作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为百分之四十三。除地租较高外，土地兼并不是非常严重，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为保障雇农利益，国民政府一九三零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七的政策。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杨小凯《民国经济史》）。

然而苏维埃政权并未顾及当时农村的土地状况，而是全盘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把剥夺地产作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完全贯彻了这一理论和充分运用了这一手段。

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制定的湘赣边区《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必须强制劳动。这部苏区最早的《土地法》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并勒令一切有劳动能力者强制劳动。“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潮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说明那里的土地革命遭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对此作了修改，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同时，没收地主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家具、房屋。“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经过土地革命以后，连毛泽东也承认“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这样的土地革命无疑彻底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但由于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对于土地的完全权利，全部成了另一个雇主——苏维埃政府——的佃户。

即使是这样的土地革命也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视为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二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如胜利县原划地主富农二千一百多家，后地方苏维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或贫农，错划者占一半以上。而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有错不纠，公然掠夺中农、贫农财产在苏区畅行无阻。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发出第二号训令，要求苏区重新分田，“限二月内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当时仅中央苏区约有三百万人口，地主、富农以占百分之五计，至少有六万人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同年六月，苏区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毛泽东甚至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通过查田运动，一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采取了株连手段，如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长冈乡调查》）。

由于采取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农民被强制手段改造为无产阶级，失去了他们视为生命的土地，且被驱使着强制劳动，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以至“现在春天来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五、苏区的经济状况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是上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六年全国每年工业增长达百分八以上。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全国新增工矿企业达六百多家，共修成公路十一万六千公里，修成铁路一万公里（不含日本人在东北所修五千公里）；政府债券制度也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全国私营报馆林立，文化事业也进入上世纪的最繁荣期。国民政府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领事裁判权。一九三六年公布的“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同时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能说这个时期是上世纪上半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

而此时在苏维埃区域则呈现绝然不同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说：“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和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井冈山的斗争》），苏区的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农业方面，由于青壮年男子大多当兵，生产靠妇女儿童维持，而当地当时多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小脚女人，她们被迫脱下长衫，换成短褂，剪成短发从事农业生产。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长冈乡调查》）。“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全区荒了许多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煮酒的，生产低落百分之二十”（《才溪乡调查》）。

在工商业方面，毛泽东说：“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井冈山的斗争》），“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篾匠失业百分之十，理发增加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长冈乡调查》）。湖北大冶县苏维埃领导人曾因担心采取极端措施而导致小煤矿主逃离而受到中央点名批评，要求他们对小工厂主采取完全没收政策。苏区内的工商业一遍雕零。

在经贸方面，苏区最有优势的项目是竹木、钨砂等资源，但由于战争封锁，这些资源根本就无法流出苏区，为了打破封锁，“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井冈山的斗争》）。但粮食的大量出口对贫穷的苏区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它进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饥饿现象。

在税收方面，苏区统一由县苏维埃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由于苏区是贫困落后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经济落后，税源少，征税工作十分困难。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财政的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府违反《土地法》规定，擅自抬高征收标准，毛泽东承认：“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井冈山的斗争》），这自然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在物价方面，毛泽东给我们记录下了详细情况，在“模范的长冈乡”按市价谷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二年四元七角；花生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三年三元五角；番薯暴动前每担一千文，三二年一千三百文；豆子暴动前每担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八百六十文；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暴动后四十文；片柴暴动前每斤八文，三三年十二文；木油暴动前每元五斤半，三二的三斤半一元，三三年十二两一元；盐暴动前一元七斤，三一年一元一斤，三二年一元三斤半，三三年一元一斤，苏币二元一斤；中等蓝布暴动前一百五十文一尺，三二年二百五十文，三三年三百八十文；洋火暴动前四十文一盒，三二年七十文，三三年一百八十文；洋油暴动前五百三十文一斤，三二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三三年一千六文。而在另一个乡——才溪乡——情况也基本相同：暴动前做一套单衣要十八毛，三一年二十一毛（合大洋一元半），三三年三十四毛（合大洋二元四角）；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时仅买十四两；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三三年每元一斤十三两；铁比暴动前贵一倍；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三三年只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鱼，现在已无市。从这些记录看，暴动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生活口最低的也涨价百分之四、五十，最高的涨价竟达十几倍。苏区农民生活之苦由此可见。

在群众生活方面，“信春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雇农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缺粮缺盐是困扰苏区的最大难题，特别是盐，由于“国民政府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月卖盐不得超过一斤。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江西出版社姚名琨《回忆中央苏区》），周围的食盐根本走私不到区内，苏区、白区成了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苏区农民生活痛苦不堪。

上述种种已使苏区经济、群众生活出现了严重倒退，然而他们的痛苦还不仅止于此，经济公债、合作社集资、慰劳红军、摊派义务工、重要商品的垄断经营使整个苏区农民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集体农奴，他们的劳动成果几乎被掠夺殆尽，农民负担空前加重。

经济公债。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按辖区人口约三百万人的规模发行经济公债三百万元，但由于地主、富农财产业已罄空，大批农民被胁持入伍和一些贫雇农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经济公债主要由在乡农民承担。如长冈乡摊销公债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除去当红军者外，在乡者不论老幼妇孺共一千四百六十五人，人均摊派三点七元，但实际在乡十六至四十五岁人口男女仅七百六十人，每个劳动人口实际负担七元多。但农民大多没有现钱，“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提，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限十一月二十日收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在乡人口男女共六百二十八人，摊派公债四千元，人均六元多。下才溪村在乡同龄男女六百六十七人，摊派公债四千一百四十六元，人均也达六元多（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这其中还要考虑照顾孤寡、优待红属减免部份，有的农民一户摊派竟高达四十五元。毛泽东说在长冈乡开了四次会才摊派下去，他承认百分之六十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在“另乡有强行摊派”，并向中央瞒报“群众完全满意”。这三百万元公债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提供了充足经费，时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感叹“经年剿匪，耗费百万”，双方经费的丰竭可见一斑。

合作社集资。苏维埃政府为了实现商贸垄断经营，在苏区各乡设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其运作资金就是向农民摊派。如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向农民集资三百五十元，粮食合作社集资二百六十元，才溪乡粮食合作社集资一千八百多元。垄断经营必然赢得暴利，毛泽东说：“区社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社长、会计各发放奖金六十元。而六十元在当时可以买三头牛。

慰劳红军。强制性的慰劳红军同样加重了农民负担。毛泽东是这样向中央介绍他们的摊派工作的：长冈乡“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村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才溪乡“布草鞋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零八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同时强令农民开展所谓“拥护区苏”活动，“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要打爆竹（结果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乡苏维埃甚至规定在村儿童“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对农民的盘剥可谓敲骨吸髓，无孔不入。

摊派义务工。在湘赣《土地法》中有除老弱病残外所有人都须强制劳动的条文，同时规定“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就连强迫入编的儿童团，毛泽东认为“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摊派义务工方面的最好事例就是毛泽东在长冈的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修理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长冈乡在村青壮男妇只有七百多人，摊修如此大的工程量，负担不可谓不重。

广大苏区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区域，除了少数商品需要域外流入，大部份基本生活资料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所需。由于需要供养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壮年男子调到外地及苏维埃的垄断经营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义务工和强制劳动，使苏区农民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白区佃农百分四十三地租的负担，苏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多里，辖区内爆发群众自发的数十起武装反抗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联系到当代中国农民承受着乱收费、乱摊派，动辄被收走土地、牵走猪羊的种种痛苦，原来中共的农村政策是其来有自，一以贯之的。

六、“工农民主专政”的“选举”闹剧

苏区政权的组织形式与苏俄是相同的，即代表会议，这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工人、农民、红军士兵有选举权，其它一切阶级都被排除在外。为完全操纵选举结果，伪《宪法大纲》特别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甚至推选了一位工人——向忠发——为总书记。即使如此，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因而无产阶级代表——工人——很少，于是选举时张罗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这样的工人素质自然十分低下，以致一些人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一九三三年在苏区进行了一次乡级苏维埃政府代表直接选举，农民以村为选举单位，工人以乡为选举单位。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为《长冈乡调查》一文作注时特别说明：“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者，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傅。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的，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这些半农半手工业者为了得到土地，大多承认自己是农民，但苏维埃政府为了体现其工人阶级政权性质，将他们一律列做工人，包括他们的家属。

选举委员会发榜，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两张红，后一张白。候选名单恰如应选人数。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知识阶层、僧道自知没有份，都没有到会。选举会上先由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所有代表一致通过。接着进行摊销公债，如下才溪的选举大会上就摊派公债一千五百元；选举会上甚至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也获多数通过；会上组织者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敢批评者。最后上才溪农民二千六百人选出代表四十人，而工人一百八十人选出代表三十五人。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的指示在这次选举会上得到完全执行，就连毛泽东也不好意思的承认：“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

七、人间地狱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苏维埃存续的历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杀掠夺史。谭平山、邓演达就曾指责中共暴动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是赤俄阴谋唆使共产党徒捣乱国民党统治。对此共产党自己也不讳言。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约中央的信》中发出这样的牢骚“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记载湖北阳新县仅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半年间就杀死地主、富农三千一百七十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中共游击队袭击刘家祠堂，杀死地主刘慧臣一家五口。地主黄香谷六十寿辰，中共农民武装杀死黄香谷，抢走银元八百元。大冶县地主黄晓阶嫁女儿，中共手枪队打死黄晓阶并抢走嫁妆。种种暗杀、沈塘沈江、烧人住宅的暴虐行为书不胜书。这样的屠杀抢夺就连共产党内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觉不安，陈独秀曾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合法运动的口号来取消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经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这下去和平发展的思想来取消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行动。他因而以“右倾”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第六次党代会上，有人提出“禁止盲目焚杀”的提案而无人理会。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鄂南苏区特委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发动贫农、中农起来驱逐反对家属。各级苏维埃政府命令赤卫军、少先队用强迫手段将“反动家属”赶出苏区，对不愿离开者施以棍棒，断绝饮食。于是这些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土地，身无分文的地主及家属四处亡命。可见整个苏区对地主、富农的屠杀、流放是有指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其组织内部在反“改组派”、“AB团”、“托—陈取消派”、“罗明路线”斗争中采取“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杀”的简单政策，也有数万人头落地，其中仅阳新、大冶两县就杀了两千多人。

除了屠杀，红军平民财产还进行了有组织的搜括抢掠。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党史研究参考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记载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聂荣臻回忆录》：“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红军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毛泽东语）。三零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彭德怀自述》），黄石港乃鄂东一小镇，不知那里哪来的帝国主义？红五纵队在大冶县金牛镇杀了几个土豪，筹得大洋三万块。毛泽东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说“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钱亦完全靠打土豪”，“九月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元，少的十元），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其抢掠民财已经成了毫不掩饰的公开行为。红军不仅自己抢掠，还组织群众参与，毛泽东在文集中自豪地夸耀“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个”，“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烧杀掠夺使苏维埃政府一时间聚集了钜额财富，以致红军后来从苏区溃逃时，苏维埃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找到其兄，商量搬运“秘密金库”，将大批金条、银元分散搬运，这些金银成为红军溃逃时的主要经费。

八、苏维埃政府的腐败

腐败问题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产生，成为中共无法根治的顽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绝对权力的必然伴生物。一九二八年井冈山苏维埃政权甫告成立，毛泽东就察觉“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到处发现”（《井冈山的斗争》）。就连其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在打击地主、富农时也将猪鸡等物，煮起来少数人吃；瑞金红军医院就曾发现医官私自买药。中上层干部腐败现象则更加严重：一九三三年福建省宁化县雇工工会组织部长谢浪金贪污光洋三十多元、福建省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裕湖与大队长黄士辉合伙贪污擦枪费和没收来的物资案刚被查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书金华堂贪污公款、闽赣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马玉堂贪污儿童捐款案又被发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开展检举揭发、惩治贪污浪费斗争，仅两个多月就从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劳动部、贸易总局等机关和中央造币厂、中央合作总社等企业及工农剧社、互济会查出贪污分子四十三人，其中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一年内贪污二十一万多元、会计萧伦海贪污一千多元是第一大案，他们的贪污额几乎够一个师一年的经费。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与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路克勤每隔一天就到餐馆聚餐一次，每次吃掉二、三十多元，这在当时可算是超级豪华宴席，后查出杨其兹贪污十七万多元，路克勤贪污四十多元。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杀夫夺妇、并曾杀死一掉队军医，夺其金戒指，因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包庇而一度释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大礼堂基建工程处处长左祥云因贪污被判死刑，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在于都县主持审判大会，刘仁祥、刘天浩、李其芳等贪污被判死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被判监禁一年。

由此可见从地方苏维埃政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所谓的“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的希望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王明言论选辑》）只是自欺欺人的无耻谰言。

九、小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苏俄的羽翼下孵化壮大起来的，是苏联对外输出革命，建立红色卫星国步骤在中国的具体实施。苏俄的这种阴谋在当时已为国人识破，一九二六年以章太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就致电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议加拉罕在中国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申报》），章太炎说：“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藉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一九二五年《醒狮周报》第五十八号）。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是在工人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调查的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清楚地表明，在其党内工人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民占到百分之七十，知识分子等其它阶层占百分之二十。即便如此，中共也顽固地认为工人阶级有凌驾其它阶级的种种特权，这种被马列主义精神控制的农民革命盲目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焚毁教堂、寺庙，撤毁铁路、电线”（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是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再次重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抗日的进行，给民族造成深重灾难，是一场应该全面否定的革命。

中共反对完全符合国情民意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一九二三年《元旦宣言》）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确主张和不懈努力视若无睹，诋毁“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王明《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鼓吹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以暴力方式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主张专制复辟，因而没有丝毫先进性，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相悖。中共在中苏边境战争中站在苏联一边，出卖祖国；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先推翻国民政府，后进行抗战；污蔑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不是国民党领导的，而是反动军阀为了升官发财和投降帝国主义。它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已彻底站在了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对立面，遭国人唾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苏维埃政府在辖区内外实行屠杀掠夺政策，推行激进的土地制度和商贸垄断经营，将广大农民捆绑在其集体农庄强制劳动，因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反对。毛泽东在其文集中至少三次提及红军每到一处遭受冷落，驻扎下来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苏维埃政府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的事实就是确凿证明。当时社会“糟得很”、“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过激份子捣乱”、“土匪行径”的舆论是其最好旁证。苏维埃政权的残暴统治充分表明了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谎谬及其实践中的反动性，所谓代表民众利益，解放民众困苦的革命行动变成残民虐民的恐怖行为，整个苏区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黑暗的社会，人民陷入痛苦深渊。长期以来那段史实被掩盖，人们被歪曲宣教所蒙蔽，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权、“模范苏区”的炫眼光环。揭开那张伪装的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我们知识阶层应尽的职责。让我们永远铭记苦难民族的创伤——牢记并反思那段恐怖历史——不是为了清算过去，而为了审视现在并憧憬未来。